文帝刘恒在位二十三年,终年四十六岁,其子刘启继位,是为景帝;景帝在位十六年,终年四十八岁。二帝共在位三十九年(公元前179年~前141年),合称文景之世。对文景之世,班固在《汉书?景帝纪》赞语中有这样一个总评:
周秦之敝,罔(通“网”,指法网)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班固的这一评价,大体为历代史家所认同。进入近代以来,也许国人因受长期内忧外患而又积重难返的现实的刺激,故在回望历史时,推重的多为能够革故鼎新的强势人物,而对文景一类守成和持重的执政者渐渐有些不屑起来。持此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是毛泽东。在西汉诸帝中,毛氏比较欣赏高、武二帝,称前者是一个“能办大事的”“大老粗”(《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第140页),后者“雄才大略,开拓了刘邦的业绩”(《缅怀毛泽东》上册,第206页);对于文景则颇为鄙薄:“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是维持会,庸碌无能。”(《毛泽东之魂》,第351页)毛泽东的这种评价极具个性,表现出他作为一个富有开创性的大政治家的气度。不过我们如果联系一下汉初的历史实际,特别是从当时普通民众渴望能过一段安定日子这个角度想一想,还是应当承认刘恒、刘启是两个难得的好皇帝。司马迁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在《史记?律书》中为我们描画了一幅文景时期那种“鸣鸡吠狗,烟火万里”的小农经济“苍生和乐图”。他说:
汉文帝刘恒简介(汉文帝刘恒电视剧免费观看)
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忧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通“遨”)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
在这里司马迁又用了一点文学夸张手法。但不管怎么说,连白发老翁也一个个快活得如同小儿的那种和乐的社会生活,还是让常常处于连年战乱中的后世的人们,产生无限的向往。
下文对文、景二世的记述,只能是一个粗线条的轮廓勾勒。按本书预定的写作要求,本章的侧重点同样是各类“蜜月”与“蜜月”终结后的较量(1)
文帝刘恒在位二十三年,终年四十六岁,其子刘启继位,是为景帝;景帝在位十六年,终年四十八岁。二帝共在位三十九年(公元前179年~前141年),合称文景之世。对文景之世,班固在《汉书?景帝纪》赞语中有这样一个总评:
周秦之敝,罔(通“网”,指法网)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
班固的这一评价,大体为历代史家所认同。进入近代以来,也许国人因受长期内忧外患而又积重难返的现实的刺激,故在回望历史时,推重的多为能够革故鼎新的强势人物,而对文景一类守成和持重的执政者渐渐有些不屑起来。持此种观点最有代表性的是毛泽东。在西汉诸帝中,毛氏比较欣赏高、武二帝,称前者是一个“能办大事的”“大老粗”(《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第140页),后者“雄才大略,开拓了刘邦的业绩”(《缅怀毛泽东》上册,第206页);对于文景则颇为鄙薄:“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是维持会,庸碌无能。”(《毛泽东之魂》,第351页)毛泽东的这种评价极具个性,表现出他作为一个富有开创性的大政治家的气度。不过我们如果联系一下汉初的历史实际,特别是从当时普通民众渴望能过一段安定日子这个角度想一想,还是应当承认刘恒、刘启是两个难得的好皇帝。司马迁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在《史记?律书》中为我们描画了一幅文景时期那种“鸣鸡吠狗,烟火万里”的小农经济“苍生和乐图”。他说:
会天下新去汤火,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忧乱,故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游敖(通“遨”)嬉戏如小儿状。孔子所称有德君子者邪!
在这里司马迁又用了一点文学夸张手法。但不管怎么说,连白发老翁也一个个快活得如同小儿的那种和乐的社会生活,还是让常常处于连年战乱中的后世的人们,产生无限的向往。
下文对文、景二世的记述,只能是一个粗线条的轮廓勾勒。按本书预定的写作要求,本章的侧重点同样是各类人物及其命运和人生况味,对施政细节及相关典章制度,只好简而言之或略而不提,尚希读者鉴谅。
初登极位的刘恒: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读者诸君想必还记得,当年垓下会战一结束,刘邦就星夜赶赴定陶解除了韩信的兵权,先把军队抓在手里,然后再筹划称帝即位之事。
现在刚坐上未央宫大位的文帝刘恒,同样想到必须争分夺秒去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把京师的军队和皇宫的警卫力量抓到自己手里来。
尽管他知道,这对刚被从代国迎来、在未央宫毫无根基的他来说是一着险棋,倘若大臣们起而抗阻,他就只有束手就擒的份了。但明知险棋也还得走,因为成败在此一举。
时间就在他被拥立为帝的当夜,即公元前179年闰9月己酉日之夜;
地点是在未央宫前殿。
灯火在重重帷幕间晃动,空气里充满着急迫和紧张。
护卫着文帝的是那批随同入京的王国官员。他们全都忠诚不二,随时准备为保卫新登极的皇上献出自己的生命。
文帝第一次启用了几个时辰前周勃献上的玉玺,颁布了第一道诏书——
授任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二军;
授任张武为郎中令,巡行殿中。
宋昌和张武原来都是王国官员,自然绝对可靠。
这两项任命,实际上分割了总管武事的太尉周勃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权力。
授任仪式居然能够顺利进行,宋、张二将已相继跪拜领命退出,文帝这才缓缓放下了那颗一直悬着的心,稍稍有了点安全感。夜已深,在内侍的随从下,他第一次步入了未央宫禁中,第一次睡上了御榻。但,感觉中只是略有一点新鲜和兴奋,更多的却是深深的忧虑。尽管他确信,此时巡行在京城的将士,守护着皇宫的卫士,都已在他亲信的牢牢掌控之中,也还是无法摆脱这种忧虑。
因为这位新皇觉得,自己还处在三道阴影交织起来的笼罩中。
一、自周以来,“父子相继”和“立嫡立长”已深入人心,几乎已被视为唯一合乎礼制的帝王传承程序。而他这回的被立则是据说只有商代实行过的“兄终弟及”,难免会被人看作异数,不合正统。
二、就是“兄终弟及”,他也十分勉强。惠帝刘盈是堂堂正正的高祖皇帝嫡长,而他虽是惠帝之弟,却是庶出。他的母亲薄姬,高帝在世时什么名分也没有给过她。正因为母亲从未得到过父亲宠爱,吕后才对他们母子网开一面,他们才得以去了代国,在那里默默无闻地度过了这么些年。但也因为如此,他在同姓诸侯王中,最多只被看作是宽厚仁孝的“善人”(见《汉书?高五王传》),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声望。如今一朝登临九五之尊,那一个个都以为自己有资格继位的诸侯王,又如何能臣服于他呢?
三、他是在大臣们诛灭诸吕后,被从偏远的代国迎入京师拥立的。这就很有可能,在明天的朝堂上,依班次站立在他面前的,将不是他的惟命是从的臣仆,而是一群趾高气扬,张着布袋、提着斗秤来索要酬报的皇位赐予者!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怎么能主掌朝政、做一个真正的皇帝呢?不仅如此,还可能出现更坏的结局:大臣们既然可以迎立你,那么只要他们继续拥有相当的实力而又认为有必要时,自然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废黜你!
在这一夜辗转反侧的思虑中,我估计文帝十有八九会想起幼时熟读过的一首题为《小旻》的诗。诗的主人公一再提醒自己:“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他觉得自己面对的也是一只凶悍的猛虎,一条滔滔的大河;他也要时时提醒自己:不可空手搏虎,不能徒步涉河;他也必须谨慎又谨慎:“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文帝大概就是这样默念着进入了梦乡,度过了他入主未央宫后的第一夜。
这天是新皇帝第一次临朝,未及天明,群臣便早早来到未央宫北阙候旨。在百官山呼声中,文帝说他将对列位大臣和诸侯王论功行赏,加官进爵。此话又激起了一阵欢呼,这自然是他期望中的。接着又宣布:“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史记》本纪)
一个月后,即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十月,正式颁诏——
加封太尉周勃食邑一万户,赐金五千斤;
加封丞相陈平、将军灌婴食邑各三千户,赐金二千斤;
加封朱虚侯刘章、襄平侯刘通食邑各二千户,赐金一千斤;
封典客刘揭为阳信侯,赐金一千斤。
同年十二月和六月,又先后两次发诏——
追谥赵王刘友为幽王,赵王刘恢为共王,燕王刘建为灵王。三王中唯刘友有子,特许袭封,以刘友长子刘遂为赵王;
改封琅邪王刘泽为燕王;
封将军薄昭为轵侯;
封力主入京的宋昌为壮武侯,随从入京的张武等六人皆官至九卿;
封淮南王刘长舅父赵兼为周阳侯;
封齐王刘襄舅父驷钧为靖郭侯;
列侯中曾随从高帝入蜀的六十八人,各加封食邑三百户。
文帝这一系列意在慰劳、安抚的封赏,使朝政很快进入了正常运作轨道。每日凌晨,从戴着绛帻的鸡人报晓开始,九重开阊阖,旌旗飘龙蛇;剑佩鸣玉墀,朝班袅炉香。未央宫上下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喜庆、祥和气象。接着,文帝又胸有成竹地向全国颁发了一道道有关轻刑、恤民、劝农的诏令,其中包括废除收孥相坐、废除诽谤之罪、赈贷寡鳏孤贫、令郡国无来贡献、劝勉农耕和减免田租等,都表现出新皇帝普施德政的决心。朝廷又派出都吏巡行天下,察视郡县守令,甄别良莠,奏定黜陟。于是君臣协调,上下齐心,海内大定,远近翕然。
正是在这样一片喜庆、祥和的氛围中,文帝即位后的第一个春月,大臣们提出了一项奏议:立文帝之子刘启为皇太子。
这自然是文帝非常想做的一件事。因为预立太子,正是巩固帝位的一项重要措施。但他不敢贸然从事。
最大的顾忌是诸侯王,是他的那些叔伯兄弟子侄们,特别是兄弟们!
文帝是依“兄终弟及”继位的,这就为他的那些兄弟或从兄从弟留下了一个口实:既然你可以“兄终弟及”,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照着做呢?所以倘要立刘启为太子,首先就得过好这道坎:如何从“兄终弟及”转向“父子相继”?
此外还有一个不敢贸然的原因:刘启虽是他现存两个儿子中年长的一个,但却不是嫡长。
原来文帝在为代王时,曾与王后生有四子,王后不幸早逝,四男也相继夭折。刘启是他与一个还没有任何名分的宫女生的。对这个宫女需要作点介绍,因为她就是上章二节中提到过的那个被吕后从宫中出放赐给代王刘恒去做侍姬、晚年以黄老之术给朝政带来了巨大影响的窦姬。
这位身世极具传奇色彩的窦姬,名猗房,原是清河地方一个贫穷农家女儿,自幼丧失双亲,与都还没有成年的哥哥窦建、弟弟窦广国相依为命,苦度时光。窦姬以良家子身份被选入宫显然并不怎么情愿,因为她放心不下一对都还年幼而又无依无靠的兄弟,听到有人传言说小弟已遭人掠卖,生死不明,她为此不知偷偷哭过多少回。那年吕“蜜月”与“蜜月”终结后的较量(4)
文帝这一系列意在慰劳、安抚的封赏,使朝政很快进入了正常运作轨道。每日凌晨,从戴着绛帻的鸡人报晓开始,九重开阊阖,旌旗飘龙蛇;剑佩鸣玉墀,朝班袅炉香。未央宫上下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喜庆、祥和气象。接着,文帝又胸有成竹地向全国颁发了一道道有关轻刑、恤民、劝农的诏令,其中包括废除收孥相坐、废除诽谤之罪、赈贷寡鳏孤贫、令郡国无来贡献、劝勉农耕和减免田租等,都表现出新皇帝普施德政的决心。朝廷又派出都吏巡行天下,察视郡县守令,甄别良莠,奏定黜陟。于是君臣协调,上下齐心,海内大定,远近翕然。
正是在这样一片喜庆、祥和的氛围中,文帝即位后的第一个春月,大臣们提出了一项奏议:立文帝之子刘启为皇太子。
这自然是文帝非常想做的一件事。因为预立太子,正是巩固帝位的一项重要措施。但他不敢贸然从事。
最大的顾忌是诸侯王,是他的那些叔伯兄弟子侄们,特别是兄弟们!
文帝是依“兄终弟及”继位的,这就为他的那些兄弟或从兄从弟留下了一个口实:既然你可以“兄终弟及”,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照着做呢?所以倘要立刘启为太子,首先就得过好这道坎:如何从“兄终弟及”转向“父子相继”?
此外还有一个不敢贸然的原因:刘启虽是他现存两个儿子中年长的一个,但却不是嫡长。
原来文帝在为代王时,曾与王后生有四子,王后不幸早逝,四男也相继夭折。刘启是他与一个还没有任何名分的宫女生的。对这个宫女需要作点介绍,因为她就是上章二节中提到过的那个被吕后从宫中出放赐给代王刘恒去做侍姬、晚年以黄老之术给朝政带来了巨大影响的窦姬。
这位身世极具传奇色彩的窦姬,名猗房,原是清河地方一个贫穷农家女儿,自幼丧失双亲,与都还没有成年的哥哥窦建、弟弟窦广国相依为命,苦度时光。窦姬以良家子身份被选入宫显然并不怎么情愿,因为她放心不下一对都还年幼而又无依无靠的兄弟,听到有人传言说小弟已遭人掠卖,生死不明,她为此不知偷偷哭过多少回。那年吕后宣旨,将原来的部分宫女出放分赐给诸侯王做侍姬,她因想到老家清河属赵国,再三恳求主管遣送的宦官将她发配去赵国,以为那样即使也没有出宫去探望的可能,离家近些心里总会感到稳实一点。谁知那糊涂宦官好忘事,误将她列入了发送去代国的名籍。等到发觉,诏旨已经认可,再也无法更改。她又哭又闹,说什么也不肯走,最后是两个小宦官强力把她架上车的。上了车还是哭,眼泪一路从长安滴到汾河之畔的中都。让她喜出望外的是,一到代国竟是好运连连,不仅很快被那时还在做代王的文帝刘恒一眼看中,而且当年就生下一女,取名刘嫖;接着又先后生下二子,长子就是刘启,次子为刘武。
由于四个异母哥哥相继夭折,刘启勉强也可算是文帝长子;但因窦姬至今仍无任何名分,所以还只能被视为庶出。
大臣们却认为刘启“敦厚慈仁”,完全可以立为皇太子。
从《史记》、《汉书》的记载看,在立储这件事情上,大臣们全都站在文帝这一边。这也很好理解:大臣们都是拥立文帝的功臣,若是再立文帝之子为太子,便能使这笔政治资本不断增值;而如果另立某个诸侯王为后嗣,那就等于自毁前功,再从零开始。
聪明的文帝便小心翼翼地暗中利用了大臣们的这种心理,不露痕迹地演了一出戏:他三次推让,大臣们三次劝进。
文帝在推让中诚恐诚惶地表示,他被大臣们拥立为帝已经深感与自己的德行不副,倘再预立太子那便是加重他的“不德”。如果要考虑传承人选,诸侯王中贤德之人多的是,若举而“陪朕之不能终”,那才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他具体提到了楚、吴、淮南三王,说了这样一段话——
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大体。吴王于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岂为不豫者!
三王中楚王刘交是刘邦少弟,喜好读书,又多才艺,此时也该已有六七十岁,不会再对皇位有非分之想,文帝提到他,多半出于对长辈的礼貌,并无他意。对吴王刘濞、淮南王刘长,则含义微妙。两人后来相继谋反,刘濞更是吴楚七国之乱的首倡者。他们与朝廷抗礼的迹象应该早有显露,但文帝却仍赞扬前者“惠仁以好德”,后者“秉德以陪朕”,还说“岂为不豫哉”,即把这两个兄弟看作是已经预为安排好了的皇位继承人。这显然并非出自真心,而是有意做出的一种姿态:用戴高帽子和开空头支票的策略,稳住这不那么安分的一兄一弟。
大臣们的三次劝进,则引经据典,反复说明“立嗣必子”历史久远,预立太子是“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的重大措施。关于不应立诸侯王,则抬出了高祖皇帝。认为当年高帝所以要设置同姓诸侯王,是为了“以抚海内”,“蜜月”与“蜜月”终结后的较量(5)
由于四个异母哥哥相继夭折,刘启勉强也可算是文帝长子;但因窦姬至今仍无任何名分,所以还只能被视为庶出。
大臣们却认为刘启“敦厚慈仁”,完全可以立为皇太子。
从《史记》、《汉书》的记载看,在立储这件事情上,大臣们全都站在文帝这一边。这也很好理解:大臣们都是拥立文帝的功臣,若是再立文帝之子为太子,便能使这笔政治资本不断增值;而如果另立某个诸侯王为后嗣,那就等于自毁前功,再从零开始。
聪明的文帝便小心翼翼地暗中利用了大臣们的这种心理,不露痕迹地演了一出戏:他三次推让,大臣们三次劝进。
文帝在推让中诚恐诚惶地表示,他被大臣们拥立为帝已经深感与自己的德行不副,倘再预立太子那便是加重他的“不德”。如果要考虑传承人选,诸侯王中贤德之人多的是,若举而“陪朕之不能终”,那才是“社稷之灵,天下之福”。特别耐人寻味的是,他具体提到了楚、吴、淮南三王,说了这样一段话——
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阅天下之义理多矣,明于国家之大体。吴王于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岂为不豫者!
三王中楚王刘交是刘邦少弟,喜好读书,又多才艺,此时也该已有六七十岁,不会再对皇位有非分之想,文帝提到他,多半出于对长辈的礼貌,并无他意。对吴王刘濞、淮南王刘长,则含义微妙。两人后来相继谋反,刘濞更是吴楚七国之乱的首倡者。他们与朝廷抗礼的迹象应该早有显露,但文帝却仍赞扬前者“惠仁以好德”,后者“秉德以陪朕”,还说“岂为不豫哉”,即把这两个兄弟看作是已经预为安排好了的皇位继承人。这显然并非出自真心,而是有意做出的一种姿态:用戴高帽子和开空头支票的策略,稳住这不那么安分的一兄一弟。
大臣们的三次劝进,则引经据典,反复说明“立嗣必子”历史久远,预立太子是“重宗庙社稷,不忘天下”的重大措施。关于不应立诸侯王,则抬出了高祖皇帝。认为当年高帝所以要设置同姓诸侯王,是为了“以抚海内”,诸侯王都只能在自己封国内“子孙继嗣,世世弗绝”,那才是“天下之大义”。如果不以子为嗣而“更选于诸侯及宗室,非高帝之志也”!
这出《三辞三进》的戏主要是演给诸侯王看的,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目的是要为文帝搭一座桥,让他从属于非常态的“兄终弟及”的彼岸回归到正常状态的“父子相继”的此岸来。
演出获得了成功。文帝同意立刘启为皇太子。君臣双赢,皆大欢喜。
按照母以子贵的古制,同时尊皇太子之生母,于是从未有过任何名分的窦姬,一跃而为后宫之主,称窦皇后。
文帝为立皇太子颁诏:“赐天下民当代父后者(即当继承父业者),爵各一级。”
因立皇后又颁诏:“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
喜讯传遍帝国通都僻壤,老少咸贺,普天同庆。
对以前的窦姬、如今的窦皇后来说,在这段时间里,更是多喜临门。自己受尊为皇后不久,早已过世的父母也被追封为安成侯和安成夫人。紧接着,离散多年的哥哥窦建也找到,并得蒙特旨,厚赐田宅,移居京都。只是听哥哥说起小弟窦广国还是很伤心,证实确是在她进宫不久就被人掠去卖为童奴,辗转十余家,窦建曾去打听过好些地方也没能找到。后来听说在山里给主人烧炭,夜宿山崖下,山崖突然崩坍,死了好些童奴,也不知小弟是否还活着。忽一日,内侍呈来一信,说是有个自称是“广国小弟”的人求见。命人召进,却分明是一个髭须俨然的美男子,还如何认得!问他何为信,回答说:姐姐进宫离别那天,特地借来木盆,给小弟洗了个浴,又向人家讨了碗饭,让小弟饱餐了一顿……没等那年轻人说完,窦皇后就一把把小弟揽在怀里痛哭起来。此情此景,让当时每个在场的人都激动不已。
但突然冒出了两位国舅爷,却使大臣们立刻警觉起来。看看这对窦氏兄弟举止轻率、言语粗鄙的样子,将来会不会又变成吕产、吕禄那样的人物呢?周勃、灌婴等经过商量,特地选了一些有节行的士人与这对兄弟相处,还为他们配了教授诗书的师、傅,使他不以尊贵骄人,懂得谦逊和退让。好在文帝对此事处理也很谨慎,在他在位期间,一直没有封这两位国舅为侯。兄弟俩也尚能自律,以后也没有惹过什么麻烦。
从以上记述大略可以看出,文帝即位的最初一段时间,可说是汉帝国建立以来难得的君臣关系“蜜月”期。
但蜜月总是短暂的。
就在这一年春天,吴王刘濞让他的太子刘贤来京朝见。刘贤大概也还在童稚贪玩的年纪,朝见过后,少不得要找诸皇儿也即他的隔房兄弟姐妹们一起玩个痛快。他与刚立为皇太子的刘启大约年岁相当,玩的是一种稍微要用点智力的博戏,双方各执六子,子分黑白,博时先掷彩,然后行棋。两个都是争强好胜的少年,对博一开始就左冲右突,互不相让。正杀得难解难分时,勇猛的刘贤抢先抢“蜜月”与“蜜月”终结后的较量(6)
因立皇后又颁诏:“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
喜讯传遍帝国通都僻壤,老少咸贺,普天同庆。
对以前的窦姬、如今的窦皇后来说,在这段时间里,更是多喜临门。自己受尊为皇后不久,早已过世的父母也被追封为安成侯和安成夫人。紧接着,离散多年的哥哥窦建也找到,并得蒙特旨,厚赐田宅,移居京都。只是听哥哥说起小弟窦广国还是很伤心,证实确是在她进宫不久就被人掠去卖为童奴,辗转十余家,窦建曾去打听过好些地方也没能找到。后来听说在山里给主人烧炭,夜宿山崖下,山崖突然崩坍,死了好些童奴,也不知小弟是否还活着。忽一日,内侍呈来一信,说是有个自称是“广国小弟”的人求见。命人召进,却分明是一个髭须俨然的美男子,还如何认得!问他何为信,回答说:姐姐进宫离别那天,特地借来木盆,给小弟洗了个浴,又向人家讨了碗饭,让小弟饱餐了一顿……没等那年轻人说完,窦皇后就一把把小弟揽在怀里痛哭起来。此情此景,让当时每个在场的人都激动不已。
但突然冒出了两位国舅爷,却使大臣们立刻警觉起来。看看这对窦氏兄弟举止轻率、言语粗鄙的样子,将来会不会又变成吕产、吕禄那样的人物呢?周勃、灌婴等经过商量,特地选了一些有节行的士人与这对兄弟相处,还为他们配了教授诗书的师、傅,使他不以尊贵骄人,懂得谦逊和退让。好在文帝对此事处理也很谨慎,在他在位期间,一直没有封这两位国舅为侯。兄弟俩也尚能自律,以后也没有惹过什么麻烦。
从以上记述大略可以看出,文帝即位的最初一段时间,可说是汉帝国建立以来难得的君臣关系“蜜月”期。
但蜜月总是短暂的。
就在这一年春天,吴王刘濞让他的太子刘贤来京朝见。刘贤大概也还在童稚贪玩的年纪,朝见过后,少不得要找诸皇儿也即他的隔房兄弟姐妹们一起玩个痛快。他与刚立为皇太子的刘启大约年岁相当,玩的是一种稍微要用点智力的博戏,双方各执六子,子分黑白,博时先掷彩,然后行棋。两个都是争强好胜的少年,对博一开始就左冲右突,互不相让。正杀得难解难分时,勇猛的刘贤抢先抢过一子硬要争胜,骄悍的刘启一时怒起,提起那紫檀木制成的博局用力掷去,不意正击中刘贤前额,血流如注,竟就此一命呜呼!
《史记》、《汉书》对此事的记载,明显偏袒后来成了景帝的刘启,说是因刘贤“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博争道,不恭”,刘启才一时怒起“引博局”而“杀之”。但毕竟是刘启施的暴,虽是过失杀人,也该难辞其咎。一个爱子就这么平白无故死于非命,吴王刘濞的悲痛和激愤当在情理之中。因而当刘贤的尸体被送归吴国时,他拒绝接受,传回了一句充满火药味的话:“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这样刘贤的尸体又被运回长安,落葬于京郊。从此刘濞对朝廷怨望日深,常常托病不依礼制定期入京朝请,到时就派个使者来应付了事。掌管此事的宗正官员获知刘濞并没有真生病,就拿刘濞派来的使者出气,甚至把他们拘禁起来。刘濞得悉更加震怒,越发有了谋反之心。文帝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亲自召问使者吴王生病究竟是怎么回事。使者回答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察见渊中鱼,不祥。”暗示吴王的病确实是假装的,但倘若你直接去揭穿他,处理有不得当,就会带来严重后果。文帝顿有所悟,于是转而对刘濞这位倨傲的堂兄采取慰抚策略:按古代尊敬长老的规制,赐之以几、杖,尊之为“祭酒”,特许可以不按时入朝。到这时,盛怒的刘濞才稍稍缓和下来。但其实谋叛之心既已滋生,就只会积聚,不可能根除。
问题还不止此。
我们读《资治通鉴?汉纪五》,在文帝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十月至十二月之间,可以看到记着两件耐人寻味的事。一件是陈平托病要求辞去右丞相职务,文帝问他是否还有疾病以外的原因,陈平回答说:在高帝时,周勃的功劳不如臣;这回诛灭诸吕,臣的功劳不如周勃,所以情愿将右丞相之位让给周勃。第二件事是,周勃接任右丞相后常常面呈骄色,每回朝罢,总是跨着得意的步子大摇大摆退去。文帝却还是礼貌周到,总要目送着周勃走出殿门才转过身来。
从博戏事件到周勃任右相而有骄色,表明“蜜月”已经终结,新一轮的帝王与功臣和诸侯王之间的矛盾与斗争,即集权与分权的矛盾与斗争,宣告开始。
君臣三人玩起了智力角斗,陈平生的当然是政治病,即假病。他也不会真的愿意把上相之位让给周勃。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也许陈平确实是感到了自己在诛灭吕氏中功不及勃而位却居于勃之上,内心有愧,只好让出。这种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极小。陈平是一个曾经屡出奇计而又很会保护自己的智者。依此揣度,很可能这时候他已预见到了某种危险。帝王制度规定的君臣关系,是君至尊,臣至卑,臣子必须绝对服从君王。帝王由大臣拥立,这是帝王制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变数。由这种方式产生的皇帝,开头一段时间自然不能不程度不等地听命于诸大臣,其后的发展方向大略有二:或者永远受制于大臣,那么就只能做一个碌碌无为的庸主;或者从权臣的笼罩中挣脱出来,回归到正常的君臣关系。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之中的才德相当者,就有可能成为一代雄主或明主。问题是:当出现后一种情况的时候,凡是不想功成身退甚或得意忘形的大臣,就将付出严重到直至身家性命的代价。
陈平凭借他的智力,从文帝即位后一系列有章有法的作为中已经看出,这不可能是一个长期受制于大臣的皇帝,因而他要先来一个激流勇退。
不过,如果再深一层想想,与其说陈平是“激流勇退”,不如说他是在“以退为进”。
陈平此举,首先当然是做给文帝看的,这使他很快就获得了谦让的声誉,让文帝解除对他的戒心;同时也是做给周勃看的,就等待着这位左相来接受他让出的这个右相之位。如果周勃真的傻乎乎地接受了,那么他让出的是一个右相之位,得到的却会是左右两个相位;而想要做右相的周勃就会连左相也当不成!事情很明显:性格木讷刚强、只会拉拉硬弓却少有文化修养的周勃,高帝时已因战功封为绛侯,在新近的诛灭诸吕和迎立文帝中更立有大功,加上文帝待之甚恭,就难免忘乎所以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再坐上陈平让出的上相之位,顿时感到自己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那“一人”又是由他亲手捧上去的,真所谓“天低吴楚,眼空无物”,老子天下第一了啊!试想抱着这样一种心态还能在宰相这个“高处不胜寒”的位置上存留多久呢?所以陈平的让位恐怕也是一计,那就叫“催败”计。照此说来,陈平不是存心在害周勃吗?是的,恐怕就有那么一点。官场的人际关系是由权力支配的,很难用寻常百姓间的道德伦理去衡量,更何况就像上章末节说的那样,陈、周二人同朝共事却素不相和,是经由陆贾的劝说,在拥刘灭吕的共同政治目标下才暂时联合起来的。不过也不能全怪陈平,你周勃怎么就不知道“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三十三章》)这个普通的道理呢?
当陈平与周勃演着戏的时候,有一个人在一旁谨慎、细心地观察着,思索着,他就是文帝。
性格沉稳而心计甚深的文帝自然懂得,他要摆脱功臣们的笼罩,得运用他的智慧和手段。封赏是一个最主要的手段,其本质是一场政治交易:付出的是职位、爵号和黄金、土地,获得的是皇位和驾驭臣属的权力。
他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谦恭。
不错,谦恭是一种美德,不应被视为手段。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不少情况下,文帝确实是把谦恭作为手段来使用的。自然他也有他的难处:作为一个由大臣们迎立的皇帝,在其地位还没有足够稳固的情况下,似乎也只能这样做。
很显然,文帝是看出了陈平让位的真实用意的,但他却佯作不知,还依着陈平之愿,授任明知缺乏上相才具的周勃为右相,接下去便发生了《资治通鉴?汉纪五》所记载的每回朝罢,周勃得意扬扬地迈步而出,文帝则“礼之恭,常目送之”那样有违君臣礼法的事。
在《通鉴》的这段话后面,吴三省作了生动而又传神的解说:
上(指文帝)礼勃甚恭,其罢朝也,常目送之,待其既出,然后肆体自如。
请注意句末“然后肆体自如”六字。这就是说,文帝面对着周勃的傲慢,浑身都不舒服,他的“礼勃甚恭”,是克制着内心的愤慨强迫自己做出来的,周勃一走,他才放松筋骨,通体舒泰。在这里,谦恭就只是一种手段。文帝以此为手段要达到的目的是:让自己获得群臣好感,使周勃陷于孤立,为将来惩处打下舆论基础。
果然有个时任中郎将、名叫袁盎的人站出来说话了!他先问文帝在您陛下心目中周勃是个何等样人,文帝欲擒故纵,有意给了一个很高的评价:“社稷之臣”。袁盎不同意。他认为古代的社稷之臣都能做到君在同在,君亡同亡。可周勃呢,在吕氏擅权时,他身为太尉却不能救正;等到吕后崩逝,大臣们共同讨逆,他才出来乘机邀功,所以只能算个功臣。袁盎说:今陛下即位,对周勃封赏特隆,敬礼有加,可他却居功自傲,骄横放纵,陛下依旧对他如此谦让,臣窃为陛下不取也!
袁盎的这番说话是在朝堂上当着众位大臣说的,这也正是文帝希望得到的效果。既然众大臣都以为对周勃不应如此谦让,那么改变对他的态度就成了顺应群臣之愿。此后朝见,文帝威仪严正,面容庄重,凛然有九五之尊。周勃第一次感受到了天子之威,不由得畏缩起来。事后他找到袁盎说:我与你哥哥是好朋友,你小子怎么竟敢在朝堂上毁谤我?
生性梗直的袁盎根本不予理睬。
文帝看到周勃的倨傲之气已经荡然无存,却还不肯终止。也许文帝脑海里一直保留着当初周勃要求先屏退左右再献上玉玺那一幕,因而暗中早就萌发了要除掉这个让他颇为不安的安刘功臣的念头。接下去他又使出了一个极巧妙的办法,迫使周勃不得不把屁股也还没有坐热的上相之位乖乖地让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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