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宋代首创的文官掌军制度，是在宋初汲取历史教训并强化管控将帅规则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也是宋真宗朝以来士大夫主政的产物。其立意在于求稳，其特点是以文驭武，其宗旨则是防范军事将领危害国家乃至反噬政权。这项制度存在着双刃剑的效应，一方面降低了军事效能，致使边防陷于不利的境地；另一方面又有助于维护统治秩序与文治路线的稳定，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经济、文教的持续发展。从世界文明进程的视野考察，这项早熟的制度与西方近现代国家有类似之处，具有制度创新的历史意义。

关键词：宋代文官掌军制度世界文明进程

作者陈峰，西北大学宋辽金史研究院暨历史学院教授（西安710127）。

南昌起义陈峰（南昌起义陈峰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P130—P146

责任编辑：张云华

战争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伴生物，也是始终挥之不去的魔咒，因此军队成为政权的重要支柱与工具。但如何有效发挥军队保家卫国或征战对手的作用，而不会招致反噬的结局，却曾长期困扰着中外的政治家。于是，围绕掌控军队的问题产生了各种制度及规则。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任用文官掌控军队的制度，首创于宋朝。这种与现代西方国家有某些相似的早熟制度，其形成与宋朝文治路线存在密切的关联，所产生的效应对宋代历史演进具有重要的影响。从今天更为宽广的视野审视这一历史现象，特别是置于世界文明的进程中加以考察，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有助于挖掘中国历史道路中的独特变化。目前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尚局限于具体问题，值得深入探究。

一、宋初管控军队的理路及宗旨

宋代文官掌军制度的产生，既有深远而复杂的历史背景，更与宋朝统治集团对军队的定位及举措存在密切关系。在宋初两朝统治路线的演变下，形成了不同于以往管控军队的理路与宗旨，因此先后制定的各种制度、规则，为文官掌军制度的产生奠定了基石。

早在春秋战国之际，在各国君主之下逐渐形成以相、将为文武首脑的官僚队伍，意在提高政权的效率。其中将因承担统军作战的职责，其角色至关重要，如孙子指出：“夫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并且提出“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的著名论断，反对国君干预将帅统军指挥。这一见解成为当时的主流认识，如尉缭子进而说：“夫将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显然，专职将帅负责军事并拥有独立用兵权，有利于发挥军队的战斗力，符合列国图强相争形势的需要。随后的中央王朝出于大一统的追求，依然高度重视军队对外征战的能力，故统治者通常赋予军事将领统率和指挥军队的权力。于是，由将帅掌管军队的传统理路得到延续。因此，长期以来将帅的地位非常尊崇，如北宋人列举的史实：刘邦隆重设坛拜韩信为将；北朝有“遣将出征，符节即授节钺，跪而推毂”的传统。特别是北齐有命将的盛大仪式，“皇帝陈法驾，服衮冕拜于太庙”，授予大将斧钺，“将军就载斧钺而出，皇帝推毂度门曰：‘从此已外，将军制之也。’”然而，与先秦相对固化的国君与贵族世袭政治有所不同，秦亡以来已难以延续一姓一朝的长存，王朝更迭已成常态，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故每当中央集权衰败之际，将帅往往拥兵自重，称雄割据甚至改朝换代。如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南北朝将帅的频繁夺权。在宋朝以前的唐末、五代时期，武夫悍将跋扈、兵变频仍的现象日渐突出，失控的军队不仅直接危及王朝的统治，而且导致政治秩序瓦解和皇权沦丧。宋真宗朝宰相王旦即指出：“唐朝将帅，富贵骄蹇，往往陷于不道，良由事势强大，朝廷姑息太过，每移一帅，未有帖然奉命者。至于五代，余风未殄。”宋人还揭示：“昔唐季五代之乱，其乱果何在也？海内之兵，各隶其将，大者数十万人，而小者不下数万……故当是时，军旅之士，各知其将，而不识天子之惠。”“五闰之乱，大帅、宿将拥兵跋扈，而天子之废置如奕棋，此国擅于将也。”由此可见，长期存在的将帅专兵问题是引发军队反噬皇权的诱因，而这种历史背景势必对宋代产生深刻的影响。

宋太祖具有谨慎、务实的突出特点，以现实主义的眼光看待帝王事业，注重强化集权统治，追求长治久安，不急于求成大一统的目标。赵匡胤又有兵变夺权的亲身经历，对将帅握兵的痼疾有切身感受，故最惧怕军队叛变。据记载，在建隆元年（960），“上既即位，欲阴察群情向背，颇为微行”。宋太祖竟通过亲自私访的方式掌握外界动向，显然是为了预防将领发生反叛，这也反映了其当时寝食不安的焦虑状态。因此，统治集团高度重视掌控军队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的举措，为此不惜矫枉过正。概括而言主要有：为了削弱禁军将帅的兵权，在建隆二年通过“杯酒释兵权”等手段剥夺功臣、宿将的军职，随后对继任者依旧倍加防范。如乾德元年（963），有意冤杀有专断嫌疑的殿前都虞候张琼；乾德四年，殿前都指挥使韩重赟因类似的原因，也几乎被杀，后虽免于一死，却被解职并外放地方。只有谨慎的杨信及质朴的党进等人，才长期获得使用。同时，逐步将各地精兵收归中央，以铲除藩镇手中的兵权。宋太祖还亲自制定法条，以解决以往军队法纪败坏的沉疴。如司马光所言：太祖“乃立军中之制曰：‘一阶一级，全归伏事之仪。敢有违犯，罪至于死。’”，以此收“莫敢不从”之效。更重要的是，实行分权制衡的原则，在制度上强化对将领和军队的管控。如以枢密院负责军事机要、决策并制衡禁军两司（殿前司、侍卫亲军马步军司），将发兵权与统军权分离，所谓“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即三衙），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上下相维，不得专制”。在禁军两司内部也不断下移权限，形成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步军司三足鼎立的“三衙”格局，以互相掣肘。此外，实行“内外相制”的规则，使内外禁军相互制衡，“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实行“更戍法”，经常调换主官与部队，使将领“不得专其兵”，诸如此类等。至于沿袭出征时设置监军的规则，已毋须多言。

揆诸以上各项举措的内容，不难发现实与深刻总结唐末、五代教训的动因存在密切关系。赵匡胤在位期间，先后下诏编修了《唐会要》《周世宗实录》《五代会要》及《旧五代史》等，其中前两部史籍完成于建隆二年。在建国伊始政局不稳、百废待兴之际，宋太祖还特意关注修史，足见是急于了解前代治乱兴衰之迹，以便汲取教训。如《旧五代史》被呈献的次日，宋太祖就在朝堂上谈到阅读后梁太祖被杀结局的心得。再如，赵匡胤曾召见后唐庄宗身边的宦官，询问“庄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国不久，何也？”从亲历者口中获悉了后唐庄宗不能控驭军兵的缘由与后果，亦属与印证史实有关。宋人即说：太祖“极好读书，每夜于寝殿中看历代史，或至夜分”。通过系统考察五代留下的覆辙，进一步掌握到兵祸不息的原因，从而明晰了治理的思路。正因为如此，宋太祖君臣对军队的定位有了新的思考，即：军队以维护统治秩序为主，开疆拓土为辅，而军队内部的稳定又是前提。因而，上述举措的宗旨是绝对管控军队，设计的出发点在于防止积弊复发，具有求稳惧乱的特点，就此奠定了宋朝治军的基本精神。但是，这些仍大致属于传统思维框架下的理路，不过是更为严厉和严密。事实上，宋廷虽改革了以往武夫控制地方行政的弊端，任用文官取而代之，却并未改变武将掌管军队的惯例，不仅统军作战由将领承担，并且在军事决策上主要倚重将帅。需要说明的是，宋太祖还善用怀柔方式驭将，以笼络的手段对待将领。突出的例证如“杯酒释兵权”的赎买性质，专门为将帅设置曲宴以示礼遇，甚至与其联姻等。

如所周知，宋太宗以非常手段称帝，故对臣僚特别是将帅充满猜忌，试图通过收复幽云树立自己的威望。但这一行动却接连受挫，促使宋廷不得不转换思维。据记载，在第一次北伐失败后，宋太宗已对用兵产生过疑虑，开始考虑走文治路径。他曾对臣僚表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随着第二次北伐的失败，宋太宗接受了文官大臣的弭兵主张，在治国上持“守内虚外”的态度，彻底放弃大一统的追求，朝政转向以维护域内稳定为宗旨的文治导向，并确立了全面防御的边防战略与部署。

在此形势下，宋太宗君臣贯彻“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原则，一方面继续加强对武将的控制，赵光义曾公开说：“今之牧伯，至于士卒，尽识朕意，苟稍闻愆负，固无矜恕之理。”宋太宗甚至违背兵法要义，不惜牺牲战斗效率，常用“将从中御”及授阵图的手段控制战场将领。另一方面，也在管控军队思路上出现一些调整，考虑用文官参与军事决策与统军。清人王夫之曾评说：“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宋太宗在位期间，枢密院中文臣的人数明显增加，他们在参决军务上虽为辅助性质，却发挥了牵制武臣的作用。显著的例证如：武官、知枢密事张逊与文官、同知枢密事寇准多次争执，最终都被解职。与此同时，开始尝试用文官直接统辖军队，如雍熙三年（986）派遣文臣张齐贤知代州，“与都部署潘美同领缘边兵马”，开创了文官出任知州府兼管驻军的先例。次年，因文官柳开上书请求效力沙场，宋廷遂下诏将柳开等五名文臣改为武官，史称“上亦欲并用文武，勘定寇乱，乃诏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许换秩”。在淳化五年（994）镇压王小波起义时，还曾一度委任参知政事赵昌言为主帅，节制宦官王继恩及各级将领。这种使用文官参与军事决策与直接掌军的尝试，显然含有以文驭武的用意，不过在宋太宗时期尚未正式展开。

二、宋代文官掌军制度的形成与推行

宋真宗时代，在继承前两朝治军路径的基础上，开始推广以文驭武规则，到宋仁宗朝终于形成了完整的文官掌军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主政的文官集团不仅发挥了重要的推手作用，并且进一步承担了管控军队的主要职责。

宋初两朝，富有政治经验的皇帝拥有绝对的权威，武将集团受到极大压制，文臣队伍尚处于提升阶段，故朝政具有浓厚的帝王个人色彩。到了第三代，守成君主宋真宗既深受儒家传统教育，又更多依赖辅臣施政，以科举出身为主的士大夫遂崛起并成为政治的主体力量。这就决定了宋太宗朝开始的文治导向进一步落实为统治路线，如宋真宗亲自撰写的《崇儒术论》所宣示：“谨遵圣训，礼乐交举，儒术化成。”之后的王安石也认为：“本朝太祖武靖天下，真宗以文持之。”范祖禹亦说：本朝传承至今，“文治天下”。还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文臣在经筵中给皇帝讲解儒家理念，批评历代穷兵黩武。如苏轼总结讲读的要义：“谈王而不谈霸，言义而不言利。”这也从侧面促进帝王坚守文治方向。需要指出的是，文士在五代曾饱受武夫的迫害，如研究者所揭露：“盖五代文士多受凌辱于武夫，不但施以种种虐待，甚至任情杀戮，残酷无伦。”这种深刻的历史记忆长久萦绕于宋代士大夫心中，难怪欧阳修、苏轼等名臣都对武夫出身的将帅心存芥蒂，直到南宋仍不时有人谈论这些话题，足见他们对武人的防范心理已根深蒂固。正因为如此，宋真宗时期的文臣不仅执掌政务，而且在军事上也力图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在宋真宗朝，文官在枢密院中日渐占据主导地位，基本掌握了决策权，武官则遭到压制。如有能力的马知节、曹玮受到排挤，平庸的周莹、张耆等人则位其间。与此同时，武将统军指挥的旧制逐渐受到文臣的批评。如孙何上奏建议：“勿俾武人擅其权”“互以儒将代之统兵”。咸平五年（1002），宋廷以前宰相张齐贤为邠宁环庆泾原仪渭镇戎军经略使，意在节制将帅王超率领的西征军，“专为经略使，自此始”。虽然不久撤销了这项任命，但张齐贤又改任判永兴军府兼马步军部署，管辖当地驻军。随之，知开封府钱若水先后调任知天雄军兼兵马部署、并代经略使兼知并州事，成为两处重镇的军队主帅。随着“澶渊之盟”后对辽战争的结束，边防压力缓解，文臣以州府长官兼管驻军的现象不断增加。由此说明以文驭武规则已正式产生，反映统治集团突破了武将掌军的传统思维。

到宋仁宗时期，文官士大夫主政的格局更为鲜明，国家各方面的重要职责已皆由文臣承担。如当时人所云：“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词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虽有武臣，盖仅有也。”其中文臣在完全控制枢密院的同时，也掌握了各地的统军指挥权。从过程来看，与西夏爆发战争是一个关键时间点，宋廷从此委任文臣为各战区统帅，并将此确定为制度，其官衔通常为经略安抚使兼都部署，一般由战区内的核心州郡长官担任，如范仲淹、韩琦、庞籍及王沿等即是如此。而将领则只能出任副都部署，沦为文官统帅的副职、部将。庆历二年（1042），宋中央特下诏书，设置陕西缘边四路经略安抚使，下属各级将官听从指挥，“违者以军法论”。这种制度设计的意图，既在于推广以文驭武规则，也是文官直接控制军队的方式。如宋哲宗朝人指出：“臣窃闻祖宗之法，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故宋夏议和后相沿不废，如司马光所说：“又顷以西鄙用兵，权置经略安抚使，一路之兵，得以便宜从事。及西事已平，因而不废。”自此之后，文官掌管军队的制度陆续推行到各地。司马光即指出：“国朝置总管（引者注：避宋英宗名讳所改）、钤辖、都监、监押，为将率之官，凡州县兵马，其长吏未尝不同管辖。盖知州则一州之将，知县则一县之将也。”基于对州郡长吏管辖驻军事实的理解，《宋史》便有如下表述：

太原府、延安府、庆州、渭州、熙州、秦州则兼经略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定州、真定府、瀛州、大名府、京兆府则兼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泸州、潭州、广州、桂州、雄州则兼安抚使、兵马钤辖。颍昌府、青州、郓州、许州、邓州则兼安抚使、兵马巡检。其余大藩府或沿边州郡，或当一道冲要者，并兼兵马钤辖、巡检，或带沿边安抚、提辖兵甲、沿边溪洞都巡检。

以上记载的地方长吏所兼自经略安抚使下至巡检等各级官职，就都属于大小统军之职，可见这已成为制度上的惯例。

至南宋初年，兵燹之余一度出现了韩世忠、张俊、岳飞及刘光世等大将统军指挥的情况，统治集团虽不得不倚重他们抗击金军，但却心存顾忌。绍兴元年（1131），朝官汪藻上“驭将三说”，要求恢复传统驭将规则，以抑制将帅权威。宰相张浚也认为岳飞跋扈，提出了压制的意见。可见文臣对武将的认识依然没有改变。宋高宗及其追随者既认为没有能力战胜金军，又要防范将领拥兵，自然主张以议和的方式缓解外患压力。“绍兴和议”后，宋廷遂在架空诸将并杀害岳飞的基础上，又大体恢复了文臣统辖军队的制度。就南宋总体而言，主和派长期主导朝政，故基本延续了绍兴中后期的制度规则，在各重要防区先后增设制置使、宣抚使、宣谕使、安抚制置使及督视军马、都督军马等帅职，这些职位大都由文臣担任，以节制辖区各级将领。如南宋人所指出：从宋高宗绍兴到宋宁宗嘉泰期间，武臣担任宣抚使者仅有六人。此外，各路的安抚使也仍多由文臣出任，“建炎初，分置帅府，以诸路帅臣兼。要郡守臣带兵马钤辖，次要郡带兵马都监；并以武臣为之副”。朱熹曾对此评说：“今诸道帅臣，只曾作一二任监司，即以除之；有警，则又欲其亲督战士，此最不便。”不过，由于南宋边防战争长期持续且异常激烈，将领的地位有所提升，故文臣掌军的力度已不如北宋，甚至出现某些徒具虚名的现象。然而，南宋的枢密院始终掌握在文官大臣手中，因此控制了军队的最终调动大权。

由上可见，自宋真宗朝以降，在皇帝“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背景下，文官掌握了国家军事的主导权。一方面，他们成为枢密院的领导者，承担军事机要与决策，武将则逐渐退出这一中枢机构，从而基本失去了军事决策上的发言权；另一方面，文官出任战区统帅及统辖各地的驻军，承担直接控制军队的职责，各级将领都成为其下属。唯其如此，如战功突出的狄青出任枢密使，也只能扮演陪位的角色。欧阳修在上奏中便告诫宋仁宗：“且武臣掌机密而得军情，不唯于国家不便，亦于其身未必不为害。”故狄青仅在任四年就被罢免，此后武臣在枢密院也几近绝迹。而前线将领皆须听从文官统帅的调遣，即使是完全懵懂军事的文臣亦能指挥军队，如宋神宗也承认：“武臣自来安敢与帅臣抗？”北宋中叶的张载指出：“本朝以武臣典强藩，轻战忘患，故选用文臣节制，为计得矣。”因而，宋廷宁肯给予武将更优厚的物质待遇，也不允许他们担当大任。还是南宋人总结得深刻：“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如此看来，这种制度显然有极端化的倾向，其立意无非是通过以文驭武的方式制约武将。其偏重管控的特点，固然有助于稳定军队，并达到维稳防乱的目的，但却不能完全适应边患压迫的严峻形势。于是，宋代产生的文官掌军制度，虽具有制度的创新性，却不免存在明显的短板，有单方面的理想化倾向。事实上，与宋朝并存的辽、西夏及金朝依旧保持武将统军的传统，仍追求发挥军队的征战功效。还值得一提的是，宋代以后唯有明朝还有类似的制度，但却不及宋朝突出。

三、宋代文官掌军制度的主要效应

辩证法揭示的历史发展规律，是制度设计的两面性，凡过度追求于此一端，则不免失之于彼一端。宋代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文官掌军制度就具有双刃剑的效应，其利弊得失不仅体现在军事与边防领域，也对宋代发展及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比以往历代王朝，不难发现宋代文官掌军制度是建立在制约将帅与军队的基础上，一切以强化控制为出发点。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抑制了军事效能的发挥，弱化了军队的战斗力。因此，宋代军队虽可以对付域内的造反势力，但却不足以应对塞外强敌。有关这方面的消极效应，主要体现如下：

首先，导致军事决策的保守与消极。北宋自太宗第二次北伐失败后，已对辽朝采取保守的防御策略。到宋真宗朝，才终于以议和的方式化解了军事对立。而议和方式的出现，则进一步强化了消极的决策思路，如富弼指出：“真宗嗣位之始，专用文德。”“于是讲金帛啗之之术，以结欢好。”在应对西夏时，宋廷也持保守态度。如宋真宗朝初年面对西夏围攻重镇灵州，决策大臣优柔寡断，“互执利害，久而未决”。到咸平四年，仍在守与弃之间摇摆，最终导致灵州沦陷。宋与西夏议和后，满足于表面的安宁，对枢密院武臣的呼吁：“天下虽安，不可忘战去兵。”对前线将领的遏制预案，主政文臣皆未予重视。当元昊突然决裂时，当政者遂措手不及。据记载，宋仁宗数次询问枢密院对策，三位文官大臣既“不能对”，在征兵问题上又议而不决。此后只得被动应战，最终还是再度议和休战。北宋后期与西夏时战时和的局面，则说明军事决策仍摇摆不定。南宋时期，统治集团在边防上更加消极保守，长期采取主和路线，遂出现“绍兴和议”“隆庆和议”“嘉定和议”等。开禧北伐失败之际，宋宁宗曾下诏表示：“故宁咈廷绅进取之谋，不忍绝使传往来之好，每示固存之义，初无幸衅之心。”这其实反映了主政大臣苟安求和的主张。如当世人所批评：“以忍耻和戎为福，以息兵忘战为常……此苟安之计也。”

其次，引起管控过度的后果。苏辙在宋哲宗时上奏反映：国初采取的“为将者去其兵权，而为兵者使不知将”之举，“其意以为足以变五代豪将之风，而非以为后世之可长用也”。但文官统军制度的推行，则进一步加大了对将领的控制并削弱了其权威。不仅如此，统治者还对武将提出顺从的要求，如宋太宗说：“朕选擢将校，先取其循谨能御下者，武勇次之。”宋真宗进而对武臣制定七项标准，核心在于循谨本分，全无果敢用兵的内容。甚至对武将长期封禁兵书，如宋仁宗朝官员建议解禁，“建言武臣宜知兵书，而禁不传，请纂集其要赐之”。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下，军队中庸将普遍存在，“宁用癃锺跛躃庸懦暗劣之人，皆委之要地，授以兵柄”。因此，武将在精神和自我价值认同层面呈现出消极化趋势，如苏辙所说“彼（武将）其见天下之方然，则摧沮退缩而无自喜之意”。故其能力退化在所难免，以至于怯战的现象司空见惯。如韩琦反映：武将魏昭昞等“昨来暂至延州，皆已破胆”。南宋时，朱熹亦坦承：“今日将官全无意思，只似人家骄子弟了。”

再次，造成指挥及统军不力。文官因多不谙兵略、缺乏战场经验及勇气，故通常难以大胆用兵，常常被动挨打。如范仲淹在前线反映：“三委文帅，一无武功，得不为阖门之笑且议耶？今归之四路，复皆用儒……岂止于笑？”即使是号称御夏最力的韩琦、范仲淹，其战绩亦有限，如清人王船山所评说：“韩、范二公，忧国有情，谋国有志，而韬钤之说未娴，将士之情未浃，纵之而弛，操之而烦，慎则失时，勇则失算。”在镇压侬智高叛乱时，几任文官都无力解决，最终只得由名将狄青指挥平叛。再如宋神宗朝，文臣统帅李复圭授武将“阵图、方略”，以应对西夏军，结果大败而归。南宋初，大臣张浚主持西部防线后，不顾诸将的反对在富平与金军开战，以惨败告终。战后，张浚又冤杀异议的大将，“军民亦皆怅怅，有叛去者”。类似的现象屡见不鲜。文臣还因不善统兵造成部属哗变，如宋廷解除淮西大将刘光世兵权后，派文臣吕祉节制所部，但吕祉“不谙军旅”且“骄傲”，引起部将的不满，导致四万军队叛逃伪齐。不过，也有清醒的文官意识到自己的缺陷，如韩琦到前线任职时就承认：“臣素昧兵机，不经边任。”北宋末，杨时也表示：“臣本书生，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不敢自信其说。”孙觌亦反映：“某以眇然一书生，岂可使驾御群黥、守卫城壁？”至于如张存不敢留守延州，“乃云素不知兵，且以亲年八十求内徙”，亦说明一些文臣对统军重任的畏惧。

此外，文官掌军制度的僵化执行，还加剧了军队中文武关系的紧张，由此带来的内耗也减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从记载来看，宋代军中长期存在文武不和，北宋中叶人便指出：“大凡武臣尝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争，实是武人理曲，然终亦不服。”如文臣杨畋奉命征剿侬智高之乱，“畋儒者，迂阔无威，诸将不服”，遂接连失利。前述汪藻提出“驭将三说”后，“自此文武二途，若冰炭不合矣”。南宋后期，文臣统帅余玠曾上书：“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激，文武交激，非国之福。”可见长期存在的文武矛盾问题相当严重。

由上观之，从军事角度看，宋代文官掌军制存在明显的低效问题，违背了将帅不受制于人的兵法原则，从而极大地弱化了军队的战斗力。两宋在对外战争中长期被动挨打，实与此有莫大的关系。然而，从更为宽广、长远的视野观察，这一制度亦非完全无益，其求稳的立意在双刃剑上也发挥了积极效用。概括而言，其积极方面主要如下：

首先，有助于稳定统治秩序。宋代以前，武将掌军虽有利于发挥战力，却也存在拥兵自重的风险。尤其是当王朝衰落之时，跋扈的将帅往往成为秩序的破坏者。如无论是东汉末的董卓之乱、北魏的“河阴之变”，还是唐代的“安史之乱”“泾原兵变”等，都无不如此。至于五代时大将兵变篡位，更是不胜枚举。在宋代文官掌军制度下，文臣虽拥有军队统率指挥权，但因其文职身份一般不变，势必与所辖将士存在隔阂，而武将又受到文臣制约，故不管是文臣还是武将都难以构成反叛力量，就此确保了军队不能威胁统治秩序。因此，即使两宋衰败之际，亦难以发生军队干政及夺权的结果。如南宋出现的吴曦割据叛乱，旋即便被当地官员剿灭。司马光在称颂宋太祖所立阶级法时说：“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敢不从。”其实军法从来就有，若依然使用传统规则，旧弊难免还会复发。可以说，前代宦官专权、权臣当道、外戚干政以及地方割据的痼疾以及由此引发的动荡，在宋代几近绝迹，关键即在于其武力基础被铲除。

其次，有助于稳定朝政的文治发展方向。以往历史上，军功出身的谋臣、将帅是配合帝王军事决策的主角，将领又承担统军作战使命，这虽有利于战争的规划与实施，但却不免存在不计代价的后果，甚至连年发动战争。明显的例证如汉武帝的南征北讨，十六国及北朝的长期战争，隋炀帝与唐太宗的三伐辽东，以及五代统治者的不断征战等。宋代文官既协助皇帝军事决策，又负责统军指挥，其保守特性固然有碍于战争效率，但也遏制了穷兵黩武的倾向，从而确保了文治路线的平稳发展。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宋真宗君臣为此形成的共识：据记载，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对文教发展表示欣喜，并说：“国家虽尚儒术，然非四方无事，何以及此。”宋人对此评说：“是时澶渊之盟契丹才一年耳，而圣训已及此，则知兵革不用，乃圣人本心。”其实宋真宗的这一态度，离不开臣僚的襄助。如当武臣批评议和时，宋真宗问询“武将戎臣，多言与契丹和不便”的问题，宰相王旦答称议和有益，“计其不劳干戈，不费财用之外，河朔人民顿息飞挽”。大臣冯拯也劝说：“边方不宁，武臣幸之以为利。”不久，再次讨论这一议题时，宋真宗便表态：“武臣无事之际，喜谈策略，及其赴敌，罕能成功。”可见文官在避免军事决策偏离文治路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宋仁宗朝，朝臣批评时弊的奏文有“当国大臣议和之后，武备皆废……大率忌人谈兵”云云，也反证了上述情况。

最后，间接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发展。由于统治者重视秩序稳定与坚持文治路线，宋朝域内较少受到战争的干扰，因此经济、文教等各方面建设拥有了有利的环境。与以往历代相比，诸如汉代民歌《战城南》、曹操《蒿里行》及唐朝杜甫《兵车行》等诗文反映的兵燹现象，在宋代较少发生。如晚宋人所说：“汉、唐多内难，而无外患，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者。”欧阳修有诗云：“由来边将用儒臣，坐以威名抚汉军。万马不嘶听号令，诸蕃无事著耕耘……”虽不免夸张，却多少反映了文官对战争把控的事实。事实上，统治集团对妥协性的议和方式还有另一番理解，如富弼认为“澶渊之盟”的代价比用兵合算：“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王安石有“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的诗句。这都代表了朝堂的主流认识。此外，如所周知的宋代募兵制减轻了民众的兵役、劳役负担，有利于社会生产和生活。而文臣在一定程度上则是募兵制的维护者，多反对招刺百姓充军。突出的例证如：宋仁宗朝对夏交战期间，为了弥补兵力不足，在陕西招刺农民为保捷军，就引起朝官的批评。宋英宗时，又在陕西招刺义勇乡兵，司马光为此连上六道奏折反对，指出其扰民之害。就此而言，宋朝似乎怀有“铸剑为犁”的梦想，这当然有益于经济和文教的发展，也有助于崇尚文化的社会风尚盛行。现代史家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有研究者也指出宋代文教及科技快速发展，整体文明程度达到空前绝后的高度。而这种文化昌盛的基石，正是来自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

宋代因此呈现出文盛武衰的悖论：发达的经济、繁盛的文教科技以及空前的人口规模，与边防的积弱形成鲜明的对立。其实，宋人已意识到这一反差，如吕祖谦承认：本朝“文治可观而武绩未振，名胜相望而干略未优”。元人则总结道：“宋恃文教，而略武卫。”“声容盛而武备衰。”造成这一时代特征的根源固然错综复杂，但当政者对待文治与武功的取舍态度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宋统治集团奉行实用主义政治理念，凡事着眼于现实，注重持久稳定与实际利益，因而不愿并抵制军事冒险，终止开疆拓土目标，追求文治发展成就，于是得失兼有。由此推行的包括文官掌军在内的一套军政制度，对宋代国运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四、从世界文明进程看宋代文官掌军制度早熟的意义

在世界漫长的历史上，战争既是一个个帝国及其辉煌文明的助产婆，也是其最终的破坏者。而在这一过程中，军队的指挥者又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其所作所为常成为影响时局的重要因素。因此，就本文的主题而言，从宏观视角考察他们的基本特点，对探究与比较中国宋代文官掌军制度的意义十分有益。

公元前后存在的早期国家暂且不论，就此以后世界主要地区的国家历史来看，虽然各自体制存在差异，但统军及作战的指挥者却大致都由专职的军事将领承担，这也是东西方历史上长期的基本共性特点。典型者如拜占庭帝国，无论是早期的宫廷卫队和大区的司令，此后的日耳曼等蛮族军队的统军者，还是查士丁尼时代以后的近卫军、军区武装与海军的指挥者，以及晚期的雇佣兵首领，都基本是军人出身的将领。还有如波斯萨珊及萨曼王朝、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印度德里苏丹国以及中亚的游牧帝国等，其直接统管军队者也同样是军事将领。至于西欧的西哥特王国、墨洛温与加洛林王朝以及此后的大小王国，军队亦长期由军事贵族出身的将领具体管理。正因为如此，军事将领在承担正常作战使命的同时，也常有能力卷入权力斗争，而这在东方帝国之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就此引发的战乱乃至血腥夺权的现象，屡见不鲜。

现代学者已揭示，拜占庭历史上将领经常参与宫廷政变。如在君士坦丁大帝之前，“蛮族人组成的近卫军兴废君主的事变时有发生”；利奥二世曾被将领泽诺篡位；查士丁尼王朝末年，因军队首领介入帝位之争，致使帝国陷入混乱。到伊拉克略王朝，将军利昂提奥斯发动叛乱，流放查士丁尼二世。“此后，拜占庭帝国如走马灯一样，皇帝在血腥的残酷斗争中轮流登基”，“在早期和中期拜占庭历史上，包括马其顿王朝在内的8个王朝都是由军人建立的，其中通过政变建立王朝的有4个。可见，宫廷政变仍然是拜占庭改朝换代的主要途径，而军队在宫廷政变中的作用依旧十分强大。”其实，拜占庭的统治者也曾试图强化对军队的控制，甚至还使用宦官担任军事将领。如在6—12世纪，有“超过40位将军和元帅都是宦官出身”。不过，由于军事将领始终属于主流，故兵变的祸端也难以根除。同时，在西亚、阿拉伯、中亚及南亚历史上，无论是军事贵族还是其他出身的将领，也时常参与叛乱或政变，因此夺权篡位的现象层出不穷。典型的例证如：589年，萨珊王朝的将军白贺兰·楚宾发动叛乱，导致霍尔密兹德四世被推翻。此后，楚宾再次驱逐君主并一度自立为王。在奥斯曼帝国，将领兵变暴乱的现象也长期存在，如1445年，近卫兵团的将领发动叛乱；苏莱曼大帝以后，“堕落的苏丹，无能的大臣，后宫的阴谋，军队的叛变和苏丹的废立等问题越来越困扰帝国的统治”。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穆斯林王朝出现的奴隶军队，其创设的本意在于压制部落贵族，然而奴隶军队的将领也未能摆脱干政或夺权的宿命。如阿拔斯王朝后期，出身突厥奴隶的“马穆鲁克”将领就往往控制一方，并多次取代哈里发而成为实际的统治者。英国历史学家芬纳对此指出：“从衰落的哈里发帝国到中亚，再到尼罗河畔，都可以找到这种机制的存在。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奴隶队伍的领导者从其主人（也就是合法君主）那里篡夺皇位。”在萨曼王朝后期，“突厥奴出身的宫廷卫队首领掌握着国家的实际权力”。此外，印度历史上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如伽色尼王朝、古尔王朝及德里苏丹国，基本都是由奴隶军将领所建立，他们在夺权的过程中“经常会毫不犹豫地为了取而代之而谋杀他们的主人”。在欧洲中世纪，由于不存在中央集权体制，加上骑士的装备成本高昂，故国王与领主的军队规模远不如东方帝国那样庞大。虽然国王常常直接指挥作战，但大量的武装却分属各等级领主贵族，因此拥有军队的军事贵族也有能力反抗王权。自11世纪以来，英国强大的贵族势力就经常参与王位之争，如1052年，戈德温伯爵率军围困国王爱德华，并迫使对方妥协。亨利三世在位期间，与贵族武装进行了长期战争。事实上，不论军队是由谁招募和如何招募，“他们最终都要由封臣们来指挥。这一时期国王指挥的兵力很有限，国王的贵族们则豢养并统领着他的大部分军队”。法国的情况则更为典型，国王因受困于军费而制约了军队的规模，“大的封臣和属地领主本身则相对比较富裕、团结，在军事上也更为强大”。一个领主对国王发动战争时，“他的封臣必须追随他，即便这是在和国王作对”。在兵权分散制度下引发的战乱，便以另一番景象呈现出来。

从世界主要地区国家的历史来看，军事将领或军事贵族都长期是君主之下的掌军者，因其引起的军队叛乱、反噬君权与社会动荡的现象不绝于史。与此同时，他们又通常是君主对外扩张、侵略的狂热追随者，如学者针对奥斯曼帝国的案例所指出：“战争是奥斯曼帝国的立国之本……提马尔骑士想要为自己征服更多的领地，卡皮库鲁部队也想通过战争获得更多的战利品，掠夺更多的财物。战争的循环只要停止，就会危及整个帝国政权的稳定。”这种侵略战争也曾摧毁了不少灿烂一时的文明，如“十字军东征”、蒙古西征以及帖木儿帝国扩张等战争，都成为世界文明进程中的血腥例证。直到西方近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才逐渐出现了执政党文官决策层掌握并指挥军队的制度，职业军人则成为服从的工具，从而基本结束了军队干政及祸乱国家的问题，并至今为众多国家所接受。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所说：“军人的目标是尽职做好服从的工具。”“高度职业化的军官集团，时刻准备着去执行任何一个合法的、掌握国家权力的文官集团所发布的命令。”

回归本文的主题，以往中国传统史观在评说王朝功过时，往往更在意外在形象，却不能从全社会利益出发，因此宋朝颇受诟病。宋代以科举精英为主的文官集团掌军，固然弱化了武功，但却解决了军队破坏秩序的痼疾，也遏制了穷兵黩武的倾向，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持续发展。西方学者指出：两宋的收缩格局，“遭到中国后来历史学家的严厉谴责。这种批评虽不可否认，但中国文明有许多方面在唐、宋几个世纪中达到顶峰，这也是事实。文化领域尤其如此……科学技术取得了至今才得到充分理解的非凡的进展”。放眼世界，宋代产生的上述制度在形式上竟与当今很多国家相类，可谓早熟于中国历史，或许正像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及纸币等首先在宋代革命性出现一样，在世界文明进程中也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余论

自古及今，战争始终与和平共生，如何处理好两者的关系，一直是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不同的政府有各自的应对方式。从历史时期来看，军队作为国家的暴力工具，发挥了维护王朝统治秩序、抵御外敌入侵的两方面作用，同时也是保护和平的强大力量。但是，军队一旦失控之后，又往往会变为危害秩序和破坏和平的祸端。故保证军队的稳定，就成为当政的要务。毋庸置疑，军队两方面的作用都必须得到保证，若一味顾此势必失彼，只在意军队的稳定而降低了其效能，边防终究亦将失利。这种两难的境况，考验着无数政治家的智慧，也检验着其应对方式的成败。历史就此留下了无数的前车之鉴，宋朝即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

宋朝当政者基于求稳的出发点，充分汲取了历史的教训，高度重视对武将和军队的控制。北宋中叶正式确立的文官掌军制度，则进一步杜绝了武将操控军队的隐患，从而使军队完全成为国家的顺从工具。由此，与以往王朝相比，宋代军队始终没有作乱一方，纵然在两宋末年衰亡之际也无兵变夺权之祸，宋朝域内藉此似乎实现了持久和平的“理想”境界。从这一意义上说，文官掌军制度既是宋代探索治军的创新设计，也是早熟于中国的一种制度创举，无疑具有开创性的价值，因为直到近代以后西方国家才出现了类似的制度，并被如今很多国家验证为行之有效。当今天总结中国历史道路时，曾经领先世界并意义非凡的制度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正是这些制度的支撑，才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路径，如古代的郡县制、三省六部制、监察体制以及科举制等。而宋代的文官掌军制度，也包含了某种先进理念的成分，因此值得关注与挖掘。

然而，宋朝所处的年代到底还是充满暴力的环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论在实践中并非易事，故文人掌军制度在遭遇强大的战争对手时，不免陷于尴尬的境地。历史的经验教训需要反思与总结，时代不同，规则自然有别，早熟的制度或许昭示了未来的趋势，却不免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结局。还是先秦思想家说得好：“故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可见制度设置唯有观照必要的平衡并顺应时代，才具备真正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