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早期国家诞生为夏商周，经过夏朝的启动、商王朝的完善，周王朝的兴起似乎是众望所归，百年大周为巩固自身统治开创性地制定了分封制、宗法制和礼乐制，成为后世口口相传的“礼仪之邦”。

公侯伯爵等级（宋代公侯伯爵等级）

后来孔子在追思前人功绩时，不断提及“克己复礼”，认为周朝的等级秩序是人类社会最完美的样子。等级制下衍生出生的“公侯伯子男”恰似山谷之中的一阵风，不知怎的，西方大陆也吹来了这样一阵风。这是巧合吗？

要知道，周天子是亲眼见过商朝灭亡的，自然对商王朝统治时期出现的问题加以留意。从商纣王逼死叔叔比干、压迫手下的忠臣、任由手下的部落发展中可以看出，商王过于重视王畿的管理，反而忽视了天下大局之中的人事安排，致使最后悲剧的发生。

基于此，周王开礼乐、宗法、分封，此三大制度组成周王朝的统治基础（事实上，商朝已有分封，不过不够完善），何以见得？周武王定都镐京之后，便开始将手下的功臣论功行赏，将王畿之外的天下田地都交由功臣和宗室去打理。

在分封制下，每个人就像棋盘上的棋子，而且这盘棋是不能流动的，就像钉死的人偶。这些人偶之间又有细微的差别，即与周天子的血缘亲属关系。像周天子的兄弟、子孙一般会分得较好的田地，古代帝王之后裔、功臣则会到边疆做戍疆大臣。

分封制的土地基础是井田制，一种类似于“井”字的土地分配制度，最中心的为天子田地，每个人们要免费为周天子服务，而在诸侯国之内也是如此。除了经济基础之外，与分封制配套的还有宗法制和礼乐制。

宗法制根据的也是人们的血缘亲属关系，以男性为尊，家族观念得以巩固。周天子王畿和诸侯国王位、官职在继承时都要遵守“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原则，只有嫡出的长子身份才是最为显贵的。

此外就是维护封建制下等级秩序的表面功夫——礼乐制，而这就是孔子口中“克己复礼”之中最主要的“礼”的代表。所谓周朝末年礼崩乐坏就是指诸侯们再也不遵守礼仪，就连诸侯也能在家里享受天子等级的舞蹈，孔子怒斥“是可忍，孰不可忍！”

完成一系列奠基步骤后，每个官总得有个名称，爵位制自然而然便诞生了。

当我们在感慨印度种姓制度不给人喘息的机会，美国人种歧视愈演愈烈时，千万不能忘记几千年前在这片土地上出现的等级秩序的枷锁。

除了千百年来的贵族与平民之分之外，周代的贵族之间也存在着一条歧视链，而且是显性的、不由分说的。贵族之中有“公侯伯子男”之分，每一个等级之间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存在流动之说的。

从总体上说，以周天子为源头画树状图，天子之外是大大小小的诸侯国，诸侯国内诸侯自行安排（卿）大夫之下又封士，这就是完整的贵族链条。而理论上，诸侯之子只能继承诸侯，大夫之子只能继承大夫，不可能出现诸侯之子继承天子之位的情况。

当然有时候也有例外，那就是在周平王东迁之后的东周时期，周天子权威衰落，礼崩乐坏的迹象开始出现，诸侯之间由当初的暗斗变成明争，不义之战到处爆发，实力强大的诸侯国当然不满足于自身的爵位，齐桓公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公子小白一开始的爵位为“侯”而不是“公”，只不过在任管仲为相之后齐国实力一跃而上，成功登顶春秋战力榜榜首。北杏、葵丘会盟是齐桓公旁敲侧击宣示霸主地位的会议，就连周天子也不能不给面子。会上，周天子当众将齐桓公升为“公”，颜面尽失。

万里之外的西方国家也有一套“公侯伯子男”爵位制度，难道是历史的巧合吗？

相较于中国的“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序列，西欧的似乎不存在官爵分离的排列情况，其等级序列一般表现为“国王-王公、王侯、伯爵-子、男爵-骑士”，这当然不是中国人特意跑到万里之外进行传授。

基于中国古籍之上的爵位名称以及对于西方语言的翻译问题，我们习惯于将西方封建王朝中的爵位跟中国加以对照。那么除了名称之外，东西贵族之间还有什么不同呢？

事实上，尽管西周分封制中诸侯国要对周天子尽心尽责，缴纳贡赋、随军作战、定时朝觐，但具体的王国问题是轮不到天子插手的，这也是为什么周朝会迎来地方诸侯的混战的原因。

西方的贵族虽有自己的庄园，但是在政治上仍然受制于国王，严重者如英国16、17世纪的都铎王朝，国王在经历了几轮换血之后对贵族的控制明显加强，其背后反映的是深刻的宗教问题，即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矛盾。

关于世界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总是存在着难以言说之妙处，或许这就是人类社会之中存在的共性。文明多线兴起，文化多元发展，爵位制度是历史发展之必然。

然历史有时像一位园艺大师，播下同一颗种子后却又将之修剪为各姿各态，中西双向的爵位制度体现的是东西方文明的不同走向，是东西贵族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不同痕迹。

讽刺的是，中国爵位制度走向了极端，变成了王权的无限流转，最后使得这场梦受困于“天朝上国”之中。所幸，东方太阳于1949年升起，平等之国都给予人人以追求幸福之权利。

参考资料：《论语》《战国策》《礼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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