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多次对人说：“我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时，最敬佩的两位老师，一位是杨怀中先生，一位是徐老。”

杨怀中即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当年在湖南一师教授教育学和伦理学；徐老即徐特立，当时在湖南一师教授教育学、各科教授法和修身等课程，杨昌济和徐特立是对毛泽东影响最深的两位老师，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对毛泽东产生了很深的影响，这或许就是所谓的言传身教。

徐特立简介（徐特立英才班）

当然，两人对毛泽东的影响又是不尽相同的，毕竟杨昌济去世得太早，1920年一月份就病逝了，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中国革命还没有找到出路；而徐特立则经历得更多，毛泽东曾赞扬说：“他是我上第一师范时的先生，他还是我革命的老师哩。”

徐特立的一生，正如他的名字，特立独行，再具体来说，正如曹瑛的那首诗：“平凡伟大马列真，一代师表启后昆。道德文章垂万世，堪称革命一完人。”

徐特立前半生坚持的是教育救国，尽管他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尽管他也不过才读了六年多的书，但他的眼界够高，格局也大，并没有圉于家乡的一亩三分地，他自己备尝贫寒之苦却心有理想，无法在学校继续读书就自学成才，等他18岁的时候就开始在蒙馆授徒。

但他又不止简单的教学，此后十几年的执教生涯里，徐特立创办了多所新式高等小学堂（黎江高等小学、五美高等小学等）和长沙师范学校，还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书，学生遍及整个长沙城，也因此有了一个长沙王的称号，而毛泽东也是徐特立在一师的学生。

徐特立是一个很特别的老师，他不仅学识渊博，还不拘泥于书本，在课堂上讲课的时候很注重联系实际，再辅以表情和手势，很有感染力，也因此很受学生欢迎。

而在课堂之外，徐特立同样很受学生欢迎，他优良的品格和高尚的师风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他对学生极好，他不仅攒钱创办学校，对贫困学生也是能帮就帮，而他本人包括在乡下的家人都过着勤俭节约的贫困生活。

他是真的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教育学生，这要比简单地说教困难许多，也高尚很多，却是徐特立一直坚持的。他热爱教育，热爱学习，真正做到了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当然在教育之外，他也关注时局，曾参加过辛亥革命，也号召大家支持革命，只不过后来看到了当时官场的黑暗，重新回到教育界，期望教育救国。1919年，为了改进教育方法，培养更多的学生和教师人才，他远赴法国做为期五年的勤工俭学。

当时的徐特立已经42岁，对教育救国持有高枕的热情，他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等他回国后又创办了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和湖南孤儿院等，继续在教育事业上前进。

而此时的局势相比于五年前早已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尤其是当徐特立知道自己最喜欢的学生毛泽东正在做的事后，心中有热血在翻腾。

1926年12月，徐特立与回到湖南考察农民运动的学生毛泽东会面，详细了解了共产党领导下仿若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农民运动，他迫切想要实地去了解农民运动，于是他回到家乡去调查农民运动的基本情况。

在家乡，他看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运动是一股巨大的能量，它将动摇封建社会的根基，它能带来天翻地覆的巨大改变，他突然意识到，或许教育救国只是他的幻想，于是徐特立开始投身到这一农民运动的洪流中，先后担任湖南农民协会教育科科长、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为发展湖南的农民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

不过就在徐特立为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而兴奋的时候，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将屠刀直接指向了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随后长沙发生马日事变，仅长沙附近就有过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

这给中国革命和农民运动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还有巨大的恐慌，革命陷入困境，农民运动陷入低潮，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地，绝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革命的前途在哪里。

而这个时候的徐特立也走到了岔路口，他长沙王的称号让他不仅不会遭到国民党的迫害，反而被国民党利诱和拉拢，然而徐特立没有走向国民党，尽管革命陷入了困境，但他在参加了几个月的农民运动后已然认识到了一件事，即救国救民的理想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

所以他还是冒着牺牲的危险，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毅然找到过去的学生、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李维汉，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坚定地投入到党和人民的事业中去。

这一年的徐特立正好五十岁，五十岁其实不是一个会轻易做出巨大改变的年龄，反而是一个求稳、求平的年纪，然而徐特立却在这一年做出了这样一个改变，这自然不是突然的兴味使然，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是他深植于内心的救国救民思想的体现。

入党之后，徐特立全身心投入到了救国救民的革命浪潮中，还参加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当时的徐特立已经58岁，是长征队伍中年龄最大的。长征途中，组织多番照顾他，但他从不搞特殊，而是和大家一起拄着自制的红缨枪前进，还走在队伍的前头，将自己的马匹让给病弱的同志。

为了甩掉敌人，红军在行军间隙，还要进行军事训练，学习夜间辨别方向和识别岔路等多项本领，让夜间行军更加顺畅，因着徐特立年纪大，就没有安排他参加这些训练。

但没过几天，徐特立知道后就主动参加训练，还对教练员说：“这可不对呀，教练员同志，不能光看表面，别看我头发白了，牙齿掉了，可我是人老心不老啊，难道年纪大了，就可以不执行上级的规定，取消当红军战士的资格吗？”

他从来不愿意特殊，也不愿意大家将他当老人来照顾，他的体力虽然比不上年轻的小伙子，但也差不到哪里去，他的心态极为年轻，这是革命时代很需要的一种乐观心态，后来还有同志称赞徐特立在长征中的表现：

1949年3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徐特立随中共中央机关进入北平，参与了北平和谈、全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接管等工作，在随后的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上，他成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参与新中国的筹建工作。

开国大典上，72岁的徐特立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亲眼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亲耳听到毛主席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那一刻，徐特立的内心激动不已，他已经72岁，努力了五十多年，终于迎来了新中国，也不枉他从未放弃救国救民的理想。看着天安门广场上那欢乐的海洋，徐特立觉得自己又年轻了很多。

新中国，新气象，所有的一起都是新的，他也要从事新的工作，开始新的学习，制定新的目标，向着美好的未来前进。为此，他精神抖擞地制定了一个20年的学习和工作计划，力争再为新中国服务二十年。

得知徐特立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还有人曾劝徐特立：“人活七十古来稀，您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了，为革命事业奔波了几十年，吃近了苦头，现在胜利了，也该享福了。学习、工作和建设这些，都是青年人的事，您老人家就欢欢乐乐地过晚年吧。”

然而徐特立对此是很不以为然的，他说：

是的，徐特立从来都是觉得活到老学到老的，无论是什么时候，什么年龄，都不能放弃学习，也不能放弃工作，这其实就是一种永远年轻的心态，这样的心态也让他更显年轻。他认认真真地学习和工作，每天早晨五点准时起床锻炼身体，早饭和午休后还要读书看报，了解国内外的大事。

他还有一个习惯，如果一个问题白天想不明白，晚上睡觉时，还会继续思考，有时候半夜想起来就起床记下来，然后第二天再整理出来，努力完成党交给他的每一项工作任务。

建国之后的徐特立尽管已经白发匆匆，但工作起来毫不含糊，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他满怀信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中去，领导一批党的宣传干部和史学工作者从事中国通史、中国革命史和党史等的编纂工作，关心和指导教育工作，到各地去考察调研。

其实，建国后，徐特立所关注的主要就是两件事：其一就是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特别强调实事求是；其二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尽管在革命年代，他认识到教育救国是一种幻想，但他从未放弃过教育事业，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也在抓教育，他的一生都在为中国的教育做贡献，也因此，他被称为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

这样一位教育家，他一生有学生无数，一生为无数学生钦佩，难怪1937年徐特立生日的时候，毛泽东会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是的，徐特立不仅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校里的老师，更是革命中的老师，他的革命精神、革命作风值得很多人学习。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永远保有年轻心态的教育家、革命者，他也会有老的一天，尤其是年过九十以后，他的身体和精力明显的不如从前了，既老且病，他不得不辞去了重要的职务，而在医院中住院休养。

或许是革命了一辈子了，工作了一辈子，突然离开工作岗位不适应，又或许是年纪大了，陡然升起落叶归根的想法，他在晚年有了回到湖南老家养猪的想法。

徐特立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江背镇观音塘，尽管他前半生多数时间都在湖南搞教育工作，但他在家乡待的时间并不长，尤其是后来参加革命后，回家的时间和次数就更少了，人到了一定年龄，都想着回老家安度晚年。

徐特立也不例外，但他闲不住，就想着即便是回到家乡，也得做些事情，于是就有了养猪的想法，一边养猪，一边读书，也算是不错的老年生活了。

当谢觉哉坐着轮椅去看望病中的徐特立的时候，徐特立就忍不住将自己的这个想法说与老友听，谢觉哉也觉得这个想法不错，他回到家还特意为徐特立写了一首诗：“九十高龄力有余，身闲不住待何如。老人又羡耕和读，想傍桑荫学养猪。”

谢觉哉写完之后就将诗送给了徐特立，徐特立还专门用毛笔抄录了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一文赠送给谢觉哉。

回老家养猪这样的想法也只能是一时的偶然想法，即便是徐特立自己也没有真的将其付诸行动，毕竟他心念国家和人民，还想为新中国的教育工作贡献最后一份力量，还想为人民服务到老。

他也真的是服务到老，1968年11月，徐特立病重，在弥留之际，他做了一个决定：把多年积蓄交给组织。

对此，他是这样对孩子们说的：“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我的财产，而要继承老一辈的革命精神。”这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在弥留之际，想的依旧的国家和人民，实际上，徐特立的积蓄并不多，他一生都秉持勤俭节约和艰苦朴素的生活。

他本就是贫苦人家的孩子，后来走上教育救国的道路后，生活得更加艰苦，他千方百计地节省一切自我和家庭的开支，比如他自己一年四季穿着布衣布鞋，俭朴的像个乡下人，常被戏称为“徐二叫化”。

在去上课的时候，他从来不乘车，即便距离很远，他也是走着去上课，就是回老家的80里路，他都是步行回去，他是真的在衣食住行上节省，家人更是都生活在乡下，靠着徐特立的妻子喂猪种菜维持家用。

那么徐特立节省下来的钱都用在了什么地方呢？都用在了教育上。兴办学校需要花钱，帮助贫苦子弟入学需要钱，接济贫困生需要钱，他将自己大部分的薪金都用在了教育上，用在了为国家培养人才上。

他是真的将节俭刻在了骨子里，他曾在课堂上对学生说：“我生平过惯了俭朴的生活，觉得只有俭朴才能使人精神愉快。”

后来参加革命，他也是一直生活俭朴，全面抗争爆发后，徐特立回到长沙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因为终日身穿八路军粗布军装，偶尔撑一把雨伞，在长沙城中徒步奔走，很多不认识的他的人还以为是军中的老伙夫。

当时张治中担任湖南省主席，为推动湖南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张治中曾约徐特立见面，徐特立依旧如往常一样穿着粗布军装去赴约，结果被门卫拦在了门外，说：“今天张主席会见八路军代表，别人免进。”

门卫见惯了国民党的高官，哪一个不是衣装笔挺，出入乘坐汽车？哪有如徐特立这样穿着粗布军装步行前来的八路军代表？所以尽管徐特立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但门卫还是从衣着上判断出八路军代表不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直接将徐特立轰走了。

后来还是张治中等了很久没等到徐特立，派人去八路军办事处请徐特立，才终于知道了内情，而这一内情也让张治中对我党更加的钦佩，由此可见徐特立的俭朴程度。

再后来新中国建立，徐特立依旧生活得很俭朴，从不抽烟不喝酒，衣食住行花费的很少，他唯一的奢侈或许就是为了外出活动或者开会才准备的一双皮鞋和一套呢制服。

他是真的过惯了俭朴的生活，能节省的就节省，所有的积蓄，要么用在了教育事业上，要么就一直攒了下来，然后在弥留之际，他将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交给了组织，为国家和人民做最后的贡献。

记得毛主席曾在信中对徐特立说：“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徐特立是真的成了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