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29日傍晚，人烟罕至的南京城郊，两辆军车一前一后，护送着一辆囚车缓缓驶过白水桥，趁着夜色，向着汤山方向稳稳开着。

刘玉春（刘玉春运动员）

刚抵达紫金山麓沙子岗时，他们像一齐得到了什么命令似的，齐齐停了下来。

囚车的副驾驶座上，下来一位全副武装的军官，这是蒋介石的卫队长王世和。

他打开囚车门，谄笑说：“老师，车抛锚了，请先下车吧。”

车上人依言下车，还未站稳，子弹便悉数打到了他身上。

邓演达瑰奇的一生就这样结束在他36岁之时。

蒋介石杀害邓演达的原因很简单。

临终之际的蒋介石对蒋经国说：他这一生只敬佩一个人，但畏懼两个人。

敬佩之人，是周恩来总理；畏惧的两个人，一是毛泽东，另一个则是邓演达，自1931年枪杀了邓演达，蒋介石可以说是安稳了大半辈子。

邓演达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让蒋介石忌惮至此？

邓演达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亦是著名的爱国人士，与中共高级领导人朱德、周恩来等来往频繁。

邓在两次讨伐陈炯明中屡立奇功，被孙中山视为战无不胜的“砝码”之一，亦是孙中山革命理想的忠实追随者。

1895年3月，邓演达出生于广东惠阳县永湖乡鹿颈村。

其父邓镜人学识满腹，曾是清光绪年间秀才，但因无心致仕，便回到乡间创办了鹿颈小学，后来又被淡水镇上崇雅学堂聘去担任教员。

彼时《天演论》随着甲午惨败传入中国，“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学说，成为了我国革命的序言。

邓镜人同情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其为两子命名：长子名演存，字竞生；次子名演达，字择生。这便是邓演达名字的由来。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年仅16岁的邓演达与好友郭冠杰，以及广东黄埔陆军小学的十几名同期生一同被派往潮汕，参加革命军敢死队。而后，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这样的结果让邓演达大失所望。

次年，各地革命军纷纷“反袁”，掀起了“二次革命”，然而由于炮兵叛变，此次反袁北伐再次失败。

从广州起义、至辛亥革命，再到“二次革命”，几次失败让邓演达认识到，只有强大的革命军队，才能引领革命走向胜利。因此他下定决心，继续在军校深造。

1914年，19岁的邓演达考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原陆军中学堂）。1916年春，邓演达以优异成绩，直接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与黄琪翔、叶挺成为了同学。

十年磨一剑，经过三次革命的洗礼，又在四所军事学院系统学习过的邓演达，在军事理论、文化修养、组织能力等方面收获良多，最终成长为一名具有坚强体魄、意志坚定、目光远大的有志青年，为以后从事革命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毕业后的邓演达在粤从军，一直追随孙中山先生南征北讨。

护法运动后，孙中山有志于组织起一支强有力的革命军队，壮大南方国民革命的武装力量。

1920年11月，粤军第一师成立，由邓铿担任师长，邓演达任师部少校参谋，负责师部编练工作。

粤军第一师的威名在后来名扬四海，许多赫赫有名的将领，如叶挺、李济深、蔡廷锴等，都是从第一师走出来的。

但在成立之初，粤军第一师仅仅只是一帮“乌合之众”，其中成分极为复杂，不少官兵身染恶习，鱼肉百姓、花天酒地且不说，甚至还有黄赌毒无所不沾的。

为整顿这样的一支军队，邓演达从编制、行政、军事装备、教育机构等方面一一入手，悉数亲自操办，不止建立起一套规范流程，且严格执行。

而邓演达为人光明磊落，作风清廉，品格正直，有他以身作则，学生无不敬重于他的为人和学识，甚至有不少学生还仿效他的一举一动，被人笑称是“邓演达式”学生。

尽管他在第一师的职位并不高，美名却已传扬到了其他的师部。

他曾对部属说：“我看择生兄将来才是我们总司令。你们不要小看他现在只是一个步兵团长，他的前途是十分远大的。也唯有请他来领导我们，才能巩固与发展革命军队的势力，使革命事业日进不已。”

李济深在谈到第一师时，既赞赏了邓铿的伟大及毅力，同时也十分欣赏邓演达的忠贞与热诚。在邓铿和邓演达的带领及巩固下，第一师成为了其他师的模范，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有力基石。

在邓演达以身作则的严格治军之下，效果极为显著。

仅仅半年的时间，粤军第一师就从作风不正的“乌合之众”，成为了一支作风优良的精锐部队。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并决定出师北伐，在全国完成统一。

就在这时，暗中勾结直系军阀的陈炯明叛变。他派人暗杀邓铿，接管第一师，暗中拉拢收买各级团长和营长，造成第一师内斗。

他在信中表明自己的决心，不仅要为邓铿报仇，更不会止步于此，要保卫革命的前进。

11月，陈炯明再次进犯，邓演达率团迎击左翼。这次战斗激烈异常，足足持续了一天一夜。邓演达身先士卒，突入敌军阵营用猛烈炮火压倒敌人三次袭击。直至天将亮未亮之时，敌军被猛烈的炮火击溃。

陈炯明十分气愤，直接买通了港媒，造谣邓演达已死，叫嚣孙中山军不足为惧。

孙中山得知消息后大为震惊，赶忙派出陈友仁核实消息为伪，孙中山才放下心来。他说：“干革命，有两达（指张民达、邓演达），革命有希望。”

原本作为同僚，邓演达对蒋介石称得上是敬重的，但两人决裂至分道扬镳的契机，发生在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从那时起便是蒋介石狼子野心初露端倪的时候。

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为培养军事人才，在苏联和中共的促成下，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成立，进入筹备阶段，由蒋介石担任筹备委员长，邓演达等7人为筹备委员。

然而，成立之初蒋介石就生有二心。他不仅因为个人野心，对待筹备工作没有全心投入，还擅自离开岗位，私自离开广州，甚至妄图解散筹备处，廖仲恺、叶剑英多次劝说，仍不为所动。后来中共得知此事，派联络员积极推动下，筹备工作才得以继续推进。

在黄埔军校得以正常开展教育活动期间，邓演达重演了他严格治理粤军第一师的作风，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带队拉练，吃住也都与师生同在一起，学生们只要听见邓教官的脚步声，腰背都会下意识挺直些。

邓演达除了注重对学生们的体能训练，更十分注重对他们的思想教育，注重教导他们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支持一切进步活动。

但蒋介石却在校内培养亲信，排斥异己，让“为人所不齿的王柏龄”（周恩来语）把持校内政务，并指使王柏龄，在校内散布有关蒋介石的谣言，造谣是学生对蒋的不满，还攻击几位教官与干部，将邓演达与恽代英、高语罕和张治中诬陷为“黄埔四凶”，加以污蔑。

日本留学归来的何应钦迷信日本军事教育的方法和体系，思想极端反共；邓演达则赞成苏联的教育方法，因而他们在有些具体教学事务上经常争执不下。

每当这时蒋介石总会出面调和，明面上是不偏不倚，实则说话做事都偏向于何应钦，令邓演达备受制肘。

周总理得知后，对蒋介石有所评价，称他所能用的就是奴才，容不下有些骨气不愿奴颜卑骨的邓演达。

因此，邓演达对蒋介石的态度，从对同僚的信赖，转而为求同存异，为了革命理想不得不合作。

原本培养一个合格的军官需3年，但为了适应复杂的革命形式，在苏联的培养体系内，苏联顾问制定的教育期限为7个月。

黄埔第一期学员11月毕业后，邓演达再不能忍受蒋介石在校内的种种行为，便辞去了军校职务，自请公派至欧洲留学考察。

他在给友人张难先的信件中写道此行目的：“天下未有不学而闻能成功者。吾党至今飘摇，岂有他故？无真实人材为之也。达自问此行为出于至坚至诚之心志，而愿随求真求美之热诚欲望效其死力。”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的消息传到柏林，邓演达为孙中山组织并主持了追悼会，表示要继承国父遗志，为三大政策奋斗。会后，邓演达与朱德一同担任领队，进行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游行活动。

孙中山病逝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公然背叛三大政策，刺杀廖仲恺，流放孙中山助手胡汉民，造成左派失势，同时通过了数条反革命议案。

革命形势骤变，革命前途堪忧，邓演达毅然回到广州，主持左派在党内事务，阻止右派对左派赶尽杀绝。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邓演达出席会议，与共产党人一同痛斥右派的反革命行动，指责蒋介石等人倒行逆施的行为，主张继承孙中山遗志。

会后，邓演达参与到北伐战争中，亲任战役指挥。

尽管以往他仅仅只是参与治军，第一次上战场，但丰富的军事理论和革命经验，使他在战场上如鱼得水。

9月初，北伐军兵临武昌城下。武昌是南北交通枢纽，又是华中军事重镇，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是北伐军北进路上的一道重要关卡。

然而武昌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吴佩孚派了3万主力在此驻守，北伐军久攻不下。

军情紧急，军部每日开会直到夜半三更，天不亮就要起来行军，邓演达干脆住进了军部，行军床也不取了，和衣睡到石板地上。

固守城池的敌人以逸待劳，北伐军却只能不惜顶着炮火，冒着生命危险连夜攻城。

督战时，他与苏联顾问铁罗尼经常出入枪林弹雨中之中，有时炮弹就在他旁边开花，身边的卫士大半倒在了他们面前，甚至邓演达本人也曾经在激战中被子弹洞穿了右肋骨，坐骑被流弹击中当场殒命，他也依旧冷静镇定。

军情危急，将士怕邓演达这样亲临战场指挥，恐怕有性命之虞，纷纷劝他回到营中坐镇指挥，邓演达却丝毫不惧，不愿退缩。

他心存强攻之志，于是斩钉截铁：“我不是站在武昌城头，就是倒在武昌城下！今日之事，有敌无我，有我无敌！”

四个月后，北伐军顶住了猛烈炮火，围得对方弹尽粮绝后，最紧急的时分才算真正过去。

1926年10月，北伐军再次发动总攻，于1日后攻克武昌，活捉军长刘玉春以及总司令刘嘉谟，令吴佩孚一系元气大伤，不足为惧。

经此一役后，北伐军得以转移阵地，转向东南消灭孙传芳。

1927年1月3日，邓演达从前线到达南昌，准备力劝蒋介石迁都武汉。

此时，邓演达已经察觉到了蒋介石有大搞军事独裁、分裂革命的狼子野心，此时他已下定决心，与蒋介石决裂。

果不其然，3月后，蒋介石就公开反革命，在党内大搞分裂，还发动了臭名昭著的“四·一二”，大肆抓捕中共党员，同时诬陷邓演达叛乱，下令将其逮捕。

而另一边，邓演达此时正随军北上征讨，根本无暇抽身应付。

6月，等到军情较为稳定时，邓演达公开留下一份辞职书给曾经并肩为战的革命同伴和党内同志，只身踏上前往莫斯科的路途。

根据以往与蒋介石斗争得来的经验，邓演达与黄琪翔、彭泽民等认定，要推翻蒋介石反革命统治，除了在政治层面上活动外，军事层面上的斗争才是重中之重，因而他们提出了“军事第一”的口号，准备在离南京不远的江西发动起义，直逼南京国民政府。

蒋介石的武装基干以黄埔军校为根基，这就给了邓演达很大的操作空间。他利用以往在国民党内的人脉，成功策反了许多国民党将领，甚至蒋介石手下一员大将陈诚也被其成功发展。

邓演达提出，要组织一支以黄埔学生为中坚的革命军，称为“黄埔革命同学会”。

如果只是在政治层面的活动，蒋介石根本不惧怕邓演达。

即便他再有政治军事才干，也抵不过老蒋的长袖善舞，以及他背靠的财阀，他根本就不怕邓演达投身共产党，或者在哪里起义。

但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就大不一样了。蒋介石尽管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在校内更得人心的是邓演达，从根基上要动摇蒋介石的武装力量轻而易举。

且同时期，国民党内部分裂，不少人不满蒋介石纷纷准备另立国民政府，此时若是邓演达振臂一呼，加上从内部“挖墙脚”成功策反他的部属，指不定哪一天在睡梦中小命就丢了，这样恐怕他是一个安稳觉都没法睡好。

于是，他叫来戴笠，限令他在一个月内捕获邓演达。

回国后，邓演达与同盟的主要活动地在上海，于是蒋介石又给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发了一道密令，责令他派特务侦缉队设法缉拿邓演达，并要求租界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饬捕协缉”。

天罗地网已经布下，就等着邓演达落网了。下了几道密令后，蒋介石罕见地睡了个好觉。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准备动身前往江西，筹备起义事宜。

在此之前，追随邓演达起义的江西干部已经学成结业，启程前他需得前去出席结业仪式。

不料这一去，就永无回头之日了。

上海愚园路愚园坊20号，是邓演达最后公开露面之地，也是他被捕之地。

于是正当他慷慨陈词之时，警备司令部的警领着巡捕房的包探们将愚园坊围了个水泄不通，口中还叫嚣着要逮捕共产党员，逮捕邓演达。

尽管他当时挺身而出，称自己就是邓演达，不要牵连其他人，但在场的12个人也被带走，临时关押在静安寺巡捕房中。

他心知，自己的身份已经是完全暴露了，且背叛他们的“犹大”，就曾经藏在他们其中，而且恐怕现在已经溜之大吉了。

夜深人静时，一同被带走的罗任一悄声问邓，如果敌人利诱，他会怎么办？

邓演达坚定回答：“那他拿刀子来好了!政治主张、革命态度，决不变更!”

邓演达的美名在当时四海皆知，许多人平时便十分敬重他的为人。

在负责看押他们的缉查队中，就有这样一位广东籍的李姓班长。值班时，他就时常用广东话与邓演达“加密”交谈，对他的人品极为钦佩，便向其透漏他被捕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南京，恐怕不日蒋就要将他押解到南京，届时脱身将会十分困难。

这位李班长提出，要为他盗取钥匙，两人一齐逃到距离仅两里地的法租界。

邓演达思前想后，决定还是婉拒了李班长的好意。

其一，他不知这位班长的底细；其二，萍水相逢，也不能将他人拖入险地；其三，若是自己逃脱了，蒋介石为了泄愤可能会杀了和自己一同被捕的同志。

两日后，蒋介石果然来电，要求将邓演达转押至南京。

到了南京，蒋介石时不时便来“看望”邓演达，有时温言软语，又是又是威逼利诱。邓演达皆用一句话挡回：“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

南京虽是蒋介石眼皮子底下，南京国民政府的防守也更为森严，可黄埔系的学生在其中任职的更是不少，许多学生感念昔日师长，纷纷为其奔走，实施营救。

黄埔二期生许沅圃得知邓演达被捕并转押至南京的消息后，前往上海找到中共高级干部朱蕴山，提出了具体营救计划：许沅圃有一亲信部下，正巧在三元巷看管邓演达的班次中担任班长。

他那一班次的士兵都是可信之人，可暗中实施营救。

但有一难处，士兵皆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须得一笔资金，先将他们妥善安置。

正当如何脱身、逃脱路线、乘坐工具等等一切执行细节全部安排妥当时，生性多疑的蒋介石却下令转移邓演达的关押地，营救计划又再次落了空。

经过多次转移，在转移至紫金山麓时，邓演达似有所感。

他托人将一张纸条传出，大意是自己已做好被囚至白头的准备，要同志们继续为革命努力。

一个月后，适逢蒋介石即将下野。若是蒋下野，再上台的极为可能是邓演达，蒋介石的下场几乎可以预料。于是，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２９日，蒋介石迫不及待地便将邓演达处决。

几日后，邓演达身死的消息传出，悲愤欲绝的宋庆龄奔赴南京当面质问蒋介石，随后发布《宋庆龄宣言》，宣布与国民党彻底决裂。

全国解放后，邓演达的灵柩被移至紫金山麓，葬于中山陵左侧，与右侧的廖仲恺陵墓侍立左右，象征着邓演达永远忠实地追随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

人民网：《蒋介石：我敬佩一人、畏惧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