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书是中国古代史部书籍中较为独特的一种，主要记载典章制度的沿革变化。清代以前，目录学分类中尚无“政书”之名，直至《四库全书总目》于史部之下分“政书”一类。虽然政书之名晚至清代出现，但政书的撰述最早可追溯至唐朝杜佑的《通典》。中国历史上曾编纂十部通史式政书，俗称“十通”，而其中的六部是在清代编纂的。乾隆时期设立的“三通馆”，是直接负责编修“续三通”和“清代三通”的机构。

三通馆的设立与馆址迁移

乾隆帝即位伊始，就开启了对正经、正史大规模的校勘和刻印。继《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刻印完竣后，乾隆十二年（1747）六月，乾隆帝考虑到“三通”旧刻漫漶讹阙，不可卒读，且流布极少，士人难以获取，于是下令以内府所藏“三通”为底本，交经史馆翰林缮写并详加校勘，仿照新刻《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的成式，重新刊印“三通”。在重新刊刻“三通”的过程中，乾隆帝发现马端临所撰《文献通考》综贯历朝典章制度，价值尤为突出，学者足资考镜。而明代王圻编撰的《续文献通考》仅以辽金元明各朝事迹相续，繁芜寡要，实难与“三通”并称，于是令张廷玉、梁诗正等人重新编纂《续文献通考》。

曹文植（曹文植简介）

乾隆十二年于宣武门设立“续文献通考馆”，编纂《续文献通考》。《清实录》载“上溯宋嘉定以后，马氏所未备者，悉著于编，为《续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馆”以大学士张廷玉及尚书梁诗正、汪由敦经理其事，并有若干馆员负责编纂事宜。自乾隆十二年开馆，至乾隆三十二年续文献通考馆馆务停止，全书告成呈览，历经二十年始得编纂完成，耗时如此之久，足见编纂人员的考课并不严格。《续文献通考馆纂修稿本记》载“二月至十一月，月课修书十八页”，每月修书仅十八页，由此可知时任纂修馆员相当清闲。

乾隆三十二年，《续文献通考》纂修完竣后，乾隆帝以《通考》《通志》《通典》三书相辅而行、不可偏废为由，命馆臣继续编纂《续通志》《续通典》，并以乾隆三十一年为断限。《续文献通考》虽编纂完成，但体例殊乖，各门断限不一，遂交新开书馆整齐划一。由于《续通志》《续通典》的修撰和《续文献通考》的体例整饬事宜，三通并纂，册籍繁多，往来不便，于是乾隆三十二年将“通考馆”移置午门内迤西国史馆房舍。此后，又将其自午门内移至西华门皇子居，大致位于武英殿西、咸安宫东夹道内之东，并改称“三通馆”，嵇璜、刘墉等任总裁，董理其事。三通馆本为纂修“续三通”而设立，但其后“清朝三通”（《清朝通志》《清朝通典》《清朝文献通考》）亦在三通馆修撰，直至乾隆末年各书告成之后馆务才宣告终止。

“续三通”的编纂情形

自乾隆十二年开“续文献通考馆”至乾隆三十二年改称“三通馆”，“续三通”经历了长时间的编纂、缮写与校勘，大量馆员承担具体编纂内容。乾隆十二年开始编撰《续文献通考》后，吸引了大量学者参与其事。如冯浩于乾隆十五年入“续文献通考馆”，分纂帝系、封建二门，后又承修兵制；钱大昕于乾隆二十五年六月充“续文献通考馆”纂修官，分修田赋、户口、王礼三考。乾隆三十二年，“续三通”并修之后，馆员人数增加，各门类皆由专门人员负责纂修，如戴震负责《续通志·天文略》、吴省兰承担《续通志·谥略》、陈昌图撰《续通志·图谱略》、邵晋涵分修《续通志·金石略》、钱大昕草撰凡例，撰定《续通志列传总叙》与《拟续通志列传凡例》，等等。与“续文献通考馆”考课清闲相比，三通馆督课严格，酌定限期，严加催办，并于每季度汇奏办理详情。

即便三通馆严加考课，并限期办理书籍，但在编纂过程中，仍然存在逾限甚至各书完竣之后仍有部分内容有待缮补誊录的情形。乾隆三十二年，《续文献通考》办理完竣，但由于需要整饬体例，故仍然在馆纂修，乾隆帝曾规定《续文献通考》应该速缮呈览，以便刊板发行，直至乾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才最终缮写完成，交付刻梓。至于其他两书，三通馆一直宣称“上紧赶办”，不得逾原定乾隆四十六年告竣之限，实际上却在不断延期。乾隆四十八年，《续通志》进呈御览二百七十八卷，尚有四百三十卷未编纂，计划于本年十二月完竣。自此之后，《续通志》编纂速度愈加缓慢，截至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进呈御览三百〇四卷，未进约有三百余卷，再次逾期未完成。经严催各馆加紧赶办，至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续通志》纂修完竣。虽然编纂宣告完成，但两书存在很多付阙待补之处，经馆臣查验文渊阁《四库全书》，发现《续通志》《续文献通考》尚有部分内容有待缮补誊录。

三通馆与四库馆的协作

乾隆三十八年诏开四库馆后，《续文献通考》《续通志》《续通典》的编纂被纳入《四库全书》的统筹安排之中，这意味着三通馆的各项编纂事务，实际上是四库馆运作的一部分。三通馆由总裁嵇璜、刘墉、王杰、曹文植负责纂修，这四人均充四库馆总裁或副总裁。三通馆馆臣的赏罚规定，亦由四库馆酌定，而且《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录有“三通馆承办《四库全书》内《续通典》等书”以及“查核四库馆暨三通馆错误记过”等内容的记载。由此可知，三通馆是四库馆编修书籍的承办机构。

由于《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与《四库全书》的纂修存在时间交叉，而纂修人员亦任四库馆之馆臣，三者的内容亦有雷同，甚至彼此誊抄。民国时姚名达曾称，《续文献通考》《续通志》等几乎完全抄撮《提要》，“所不同者，惟沿袭马、郑之例，《通考》则稍取清初少数学者论考古籍之语，《通志》则惟录书目而删去提要”。以《续文献通考》著录《全蜀艺文志》为例，其下提要云“臣等谨案，志中所载如宋罗泌《姓氏谱》、元费著《古器谱》，今多不传。又李商隐《重阳亭铭》为《文苑英华》及本集所不载，是集搜罗赅备，足资考核”，经核覆，与《四库全书总目》仅个别字词不同。加之《续文献通考·经籍考》直接言及攘袭之事，“辽金元明四代之书，亦悉据《四库全书》按次编录……又每类之中，或删其目，或易其名，皆参诸《四库全书》”，明确指称《续文献通考》悉据《四库全书》编录。由此可见，由于三通馆成为四库修书的一部分，“续三通”的纂修亦多抄撮《四库全书》。

再就具体承修门类来看，很多馆员修撰时亦是摘录《四库全书》，如陈昌图所撰《续通志·图谱略》，大量内容与《四库全书》雷同，并且陈氏曾自述纂修时稽考四库，“今据《永乐大典》所存二十八图，定为二卷，录存《四库》”。综合以上所述，三通馆与四库馆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三通馆纂修之“续三通”，乃承办四库馆之事务，而实际纂修时又多所稽考《四库全书》。

近年来，随着三通馆纂修“续三通”的底本以及馆臣分修“续三通”的稿本的发现，关于清代“续三通”的纂修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三通馆编纂《续通志》《续通典》《续文献通考》时遗留的稿本，其他各大藏书机构还收藏有陈昌图撰《图谱略》、钱大昕撰《续通志列传总叙》《拟续通志列传凡例》等稿本。这些由纂修人员草撰的底稿本，成为“续三通”最初的史料采择来源，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续三通”编纂的早期样态。此外，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续三通”稿本与四库本、武英殿本“续三通”形成了前后相续的版本关联，有助于比对不同版本间的差异，从而追溯“续三通”编纂时期的具体校改情形。

（本文获杭州师范大学人文振兴计划勤慎研究项目资助）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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