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了秦朝县级组织机构中的行政级别，再来说说业务序列。

大体上，可以化为如下几类：

职能部门（对文书负责的部门）：（诸曹）令史；

秦朝官制（秦朝的中央官制度）

功能部门（对业务负责的部门）：（诸官）啬夫——官佐、史；

分支部门（上级派出、交叉管理的部门）：乡部啬夫——乡佐、乡史（也属于官佐大类）；

直属部门（直属于县廷的分支）：校长——求盗（发弩，汉代音讹变为“负弩”、“弩父”，变为“亭长”）——亭卒（非吏）；

代管部门（中央派出的机构，部分由县代管）：禁苑官等（简牍律文有，《迁陵吏志》无）

这之中，最特殊的当属“令史”，也就是日后汉代“曹掾”的前身，在秦朝仍然“值曹”的方式存在，也就是“令史”是正式官职，“某曹”则是派出值守的职责，“某曹”虽然已经相对固定化，却没有形成正式的“职务”。

前人学者的结论，“令史”属于县廷“组成部门”，无印绶，但可参加县廷的“期会”，也就是“工作会议”参与讨论，并负责分值业务线的文书校雠和审核、汇总，如里耶秦简中出土的“计簿”和“录”。

“诸官”则是县廷的“下属部门”，有印绶，但不能参与“期会”，负责业务线的事务工作执行，并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如完成业务指标“程”。

这种概括区分从宏观层面非常正确，也恰恰是秦制的本体“周制”的体现，在《金文所见西周王朝官制研究》一文之中，王治国博士大量引用金文资料总结，西周早期的官制系统性不强，比较松散：

等到西周晚期，整个官制系统发生很大变化：

此时王朝最重要的三个职官系统是“公族”、“卿事寮”和“太史寮”，已不见“三吏”、四方诸侯与卿事寮并列，公族和“太史寮”是新增加的官职系统。

公族，应为历代周王之后人，与时王血缘关系较近，因此地位要高于卿事寮和太史寮。最迟到周厉王时期，司土、司马、司工已经成为卿事寮的属官，畿外诸侯则不再归王朝主政大臣管辖，至此，西周中央官制的二元两分结构正式出现，到周宣王时代，公族也被纳入卿事寮。

也就是说，到了西周晚期，秦制上接的“周制”王官职责，已经非常清晰区分为两个职能板块：

（1）卿事寮；

（2）太史寮。

《左传》文公七年里提到“同官为寮”，也就是说，“寮”是官署，所以，卿事寮是包括各个业务主管的卿士与其僚属的官署，太史寮则是太史等周王近臣的官署，而太史寮的出现，一大原因就是西周策命制度的实施，文书系统初见端倪。

这一套组织逻辑，恰恰是整个秦国和秦朝官制组织的基础逻辑，秦的中央官制，正如贾谊在《新书·官人》中所说的：

相国为师、友，诸卿（二千石）为大臣、御史、宫省官为左右，宦皇帝者（及少府属官）为侍御，其余低级吏为厮役。

这个组织体系在结构逻辑上，几乎完整继承了前述西周晚期的周制。

而到了地方的“县制”，县也称“廷”，类似于简配版的“王廷”，去掉宫廷服务的官吏配置之后的版本。

所以，“诸官啬夫”实际上就是“卿事寮”的地方简配版本，负责各项具体事务，并接受县廷所下的“程”，也就是业务指标，并评比“殿最”，并作为业务基础节点，向各曹递送业绩文书和统计数据。

而“令史”实际上就是“太史寮”的地方简配版本，向上对令、丞、尉的各条线汇报，负责本曹的文书制作、校对和整理报送“计”的文书，这是比较大的业务，小的，则是诸曹对应的文书转送，并作为近臣，在“期会”时提出各自的意见。

诸官啬夫，除了“田啬夫”、“司空啬夫”、“厩啬夫”、“仓啬夫”、“库啬夫”、“少内”、“发弩啬夫”、“市啬夫”、“亭啬夫”、“厨啬夫”之外，还有“苑啬夫”、皂啬夫（云梦）、船啬夫（二年）、田官、畜官（里耶）之流，可见，均为单独业务的主官。

不过，在“啬夫”之中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乡部啬夫。

乡部其实最好理解，即在“县”与“里”两个层级之间的行政层级，而在《一篇文章看尽“暴秦”的兴与亡》一文中，三解已经详细讲解过，“里”虽为行政层级，其主管却并非官吏，而是百姓身份的管理者。

也就是说，乡部吏员，是秦朝最基层的“亲民吏”，乡的主官也称“乡啬夫”，但是与普通的“官啬夫”不同，它有固定的辖区、秩级也随县吏等级而不同，本身属于非常特殊的“吏”，在里耶秦简的业务汇报之中，亭旁有盗贼，县丞又要求“乡啬夫”报“司马”，而“司马”官职是确定的“屯军”系统管理者，在云梦秦简中尚有“县司马”，里耶秦简却未见，到张家山汉简中，则就只有“郡司马”了，也就是说，在秦国——秦朝——汉初的变化过程中，乡部很有可能一部分业务要直接对“郡”汇报。

所以，到了《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录的汉代制度中，就演变成了“郡”任命“大乡”的“乡有秩”的情况，而由县为小乡任命“乡啬夫”。

而这种“特殊性”并不是西汉中后期才出现，而是从最初就已经出现，所以“乡”不称“官”，而称“部”。

这个“部”，也见于云梦龙岗秦简简188：

“部主者”的“部”，实质上是“责任区”的负责人，在汉代，类似的以“部”相称的是“亭部”，在秦简之中，称部者，还是乡最多见。

至于“校长”，之前在刘邦的文章里已经详细讲解过，此处不再赘述。

整体总结一下，秦及汉初的县以下组织，并非今天的科层结构，而是“单业务部门”为主的组织模式，这些“单业务部门”又各自派出“离官”驻扎于各乡，但并不与“乡部”产生横向联系，而是直接与“单业务部门”沟通，而这些“单业务部门”也不与“乡部”产生横向联系，而属于一种“虚并列关系”。

这是“单业务部门”与“县廷”的管理关系，是通过“日常业务文书”和“汇总业务文书”通过诸曹令史产生的，这些文书程序，恰恰被律令所严格规定和限制。

不过，“单业务部门”有一项人事特权，就是可以代理“长吏”职务，而令史则不允许，只可以代理“官啬夫”职务，说明其虽然距离“县廷”的关系远，但地位却更高。

而“令史”如何从中编制这张“文书”权力的大网，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