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拥护中央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后，风声所播，全国震动，以蔡锷为首的云南新军军官也亟谋响应，并于10月30日晚发动“重九起义”，经一昼夜激战，终于推翻云南清政权，宣告独立，成立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又称大汉云南军政府），公推蔡锷为云南军都督。云南军都督府成立后，制定政纲七条，规定：

重九起义时间（重九起义和大重九的渊源）

一、定国名曰：中华国。二、定国体为民主共和国体。三、定本军都督府印曰：大中华国云南军都督府之印。四、军都督府内设参议院、参谋部、军务部、军政部……五、定国旗为赤旗，心用白色中字（后奉中央政府命令改用五色旗）。六、建设主义以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改良政治，发达民权，汉、回、蒙、满、藏、夷、苗各族视同一体。七、建设次第，由军政时代进于约法时代，递进而为民主宪政时代。以上七条，系本军都督府规定大纲，将来全国统一政府成立，须照政府统一之命令办理。

在政纲中，云南军都督府标举要建设一个多民族的、统一的民主共和国体，并将循军政、约法而递进至宪政（与孙中山强调的“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建国程序相同，显然受孙的影响），开启云南历史的新页。

在民初政局中，蔡锷向来主张强化国权。他认为中国由于国势太弱，国家因此衰微，所以，“苟国家能跻于强盛之林，得于各大国齐驱并驾，虽牺牲一部之利益，忍受暂时之苦痛，亦非所恤。国权大张，何患人权不伸！……故欲谋人民自由，须先谋国家之自由；欲谋个人之平等，须先谋国家之平等。国权为维护人权之保障”。甚至为了维护国权，不惜主张削弱省权。1911年11月18日，就在辛亥革命后不久，蔡锷即致电起义各省都督，倡议组织中央政府，并提出三点意见：“（一）定名为中华（国），定国体政体为民主立宪；（二）建设一强有力之统一政府，俟军政撤消，方为完全立宪；（三）扩张国防辖境，缩小行政区域，以期消融疆界。”次年2月9日，蔡锷致电南京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建议亟图统一之方，先将用人、财政、军事等重要权力收归中央，以免纷歧。及至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后，蔡锷又于同年5月30日上书主张破除行省制度，缩小行政区划。蔡锷反复强调：“吾国势分力薄，积弱已久，全国士夫咸思建造一强固有力之国家，以骤跻诸强之列。然政权不能统一，则国家永无巩固之期。在大总统维持全局，或不欲骤与纷更，然大权所在，不能不收集中央，以图指臂相联之效。”蔡锷对于国家事务，极力主张维护国权，强化中央权力，并在几次全国性政治争议中，采取支持中央的立场。

这些争议，首先是爆发于1912年的建都问题。当孙中山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并推荐袁世凯替代时，曾力主建都南京，但袁则坚持建都北京，遂引起两派之争。蔡锷从国防形势着眼，于3月6日通电各省，赞同国都应设于北京，他认为，若“建都南京后，北边形势当为之一变迁，恐遗孽有乘虚窃据之虞，而强邻启蹈隙侵陵之渐，黄河以北，沦入膻裘，甚非国民之利。尚望早定大计，建都燕京，可以控御中外，统一南北，大局幸甚”。9天后，蔡锷再电各省，以“共和成立，南北一致。惟建都之议未定，内则人心摇惑，外则强邻窥视，岌岌可危”，再次呼吁各方速定大计，建都北京。最后因北京发生兵变，北方情势不稳，需袁世凯坐镇，南京临时参议院乃允许袁在北京组织政府，结束了这场建都之争。

建都问题之后，接着是借款问题。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后，为筹措军费，曾与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磋商，四国银行团允于南北统一后提供，并应袁的要求，先行垫付若干，附带条件为此后垫款及善后大借款，须由四国银行团优先承担。及至唐绍仪内阁成立后，再请垫款，四国银行团又要求借款开支须经其批准，遣散军队须由外国武官监督，唐绍仪不接受。袁世凯对唐绍仪早已不满，改命与唐不睦的财政总长熊希龄与银行团交涉，借款虽仍未商定，垫款则已成交。当《暂时垫款合同》公布后，南京留守黄兴连电责熊，要求废约，以提倡国民捐等办法代替借款。共和党及统一党则支持借款，并以此为借口倒唐，欲拥立张謇（身兼共和、统一两党理事）组阁。蔡锷对此则采调和折中的态度，于1913年5月拍发多封通电，认为中国因赔款、外债积欠甚巨，“舍借债还债外，别无急则治标之方。政府此举，凡在内外，当与宽谅”；“借款系政府目前万不得已之举，且条件已经前参议院通过，并非政府违法，无反对理由”。显见蔡锷对北京中央的支持。

借款问题之后，乃有二次革命。1913年7月，江西、南京等地宣布独立，起兵讨袁，是为二次革命。8月，川军第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熊克武在重庆起兵响应。袁世凯命滇黔两省合组滇黔联军，并以贵州都督唐继尧为联军总司令，入川讨熊。蔡锷奉命后，立即编组一混成旅，准备入川，并于8月17日电告袁世凯：“查滇军会剿戡乱，已遵奉大总统命令，当饬军队进发”。26日，蔡锷再电北京报告滇军行止：“查滇军混成旅前队已过宣威，当饬冒雨兼程并进，并拨江防两营星夜入叙，以为泸防声援。俟滇师抵泸，即会同周军由泸袭渝，与顺庆之军南北夹击，渝乱当可速平。”此时独立各省已纷告失败，熊克武孤掌难鸣，滇黔联军入川后径赴重庆，熊氏败走，川中讨袁之役遂告结束。

经过这几次事件的表现，蔡锷在某些程度上获得北京中央的信任，并于1913年9月内调中央，结束两年的主滇岁月。

财政仰赖中央

蔡锷主政期间，云南除政治上支持中央外，财政方面也是高度仰赖中央。滇省远居边徼，山多地少，加以开发较晚，人口较少，农业产值不高；虽有丰富矿产，但因交通不便，出口不易，故向为财政贫瘠之区。又因其与英属缅甸、法属越南为邻，国防形势突出，自清季以来，边、巡各防至关紧要，并筹议编练两镇新军。由于云南地瘠民贫，所需款项多不能自筹，除由户部部库拨款外，其常年饷项向来由中央指拨四川、湖北、湖南等省筹解，称为“协饷”。滇省每年由中央及各省协济的款项颇可观，为数约银160余万两。此外，清季云南因编练新军，协饷又有增加。据《新纂云南通志》记载，滇省新军开办经费除自筹外，由中央指拨各省筹解银250万两；至于云南新军常年经费除自筹外，每年指拨协款96.7万两。由于历年经费多须仰赖中央及他省协济，滇省财政对中央有很高的依赖性。

辛亥革命后，各省协饷骤停，云南财政立即陷入困境。蔡锷为解决滇省财政问题，除厘剔冗费、极力樽节外，并多方筹措财源，甚至利用滇盐侵销黔岸，以扩大滇盐销路。贵州历来均系川盐主要销岸，民初因滇军将领唐继尧率云南北伐军入主贵阳，担任贵州都督，滇黔形成一体。]缘此，滇盐遂能打开贵州市场，云南并对贵州烟土抽收过境税，对其财政帮助甚大。惟滇省财政实难以自足，只有依赖中央协济。为此，蔡锷乃迭电中央，说明滇省财政困难：“民国二年云南预算案，经常、临时两项岁出至不敷七百余万，迭经痛加核减，于应行政务之中，亦力求节裁之法，尚不敷三百余万元。凡此皆属行政、司法、军事、教育必需之费，实已减无可减”，吁请国务院拨济协款。然此际北京政府亦自顾不暇，乃复电云南，以中央财政艰窘，在对外借款未成立前，实难拨济。蔡锷本不赞同举借外债，曾建议募集国民捐、爱国公债、华侨公债以替代外债。但因国民捐、爱国公债等金额既少，且缓不济急，其对举借外债态度开始有了转变。

1913年1月，北京工商部召集各省代表开工商会议，云南特派实业司参事华封祝与会，并“提议请由六国借款（即后来的善后大借款）项内拨济滇省开矿经费若干万元，分期归款”。蔡锷在致财政部的电文中复补充说明：

该代表所请拨济一千万元，系恐此项借款不敷分配，第就最少者言之。然得此一千万元，以为张本，逐渐扩充后当较易。敬祈贵部俯念国计维艰，滇省生计维艰，核准照数拨济。

正因云南财政须仰赖中央，蔡锷不但不再反对中央举借外债，甚至在1913年5月善后大借款争议爆发时，采取支持北京中央的立场。而前清同为受协省份的贵州，也与云南采同一政策。盖因贵州都督唐继尧曾以黔省财政困难，然议举各种内外债皆无所成，只有依靠中央拨济，除支持中央大借款外，并致电北京袁大总统“于借款成立，迅赐拨银三百万两，以济黔急”。足见袁世凯北京政府善后大借款告成，对地方当局政治动向的影响。

在民初政局中，蔡锷主政下的云南大体上采拥护中央立场，其原因虽多，但财政因素当是一重要考虑。由于滇省与中央关系良好，后来北京政府乃应允将滇省应行解部的盐税，拨为滇军协饷。当时云南全省陆军经常费月支18.5万元，即由此盐税项下提拨支付，总计一年共222万元。后来此项费用逐年增加，1914年追加至月支25万元，嗣后增支至30万元，岁计共360万元。军务费用向来是云南财政支出的最大宗，如今得到北京中央协济，裨益滇省财政匪浅，其与中央关系日趋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