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秋，父亲黄道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并在李大钊、陈毅的介绍下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担任北师大第一任和第三任党支部书记。

1925年五卅运动中，父亲勇敢地站在反帝爱国运动的最前列，积极组织北师大等学校的进步学生参加反帝示威游行、罢课等斗争。在“三一八”惨案中暴露身份后，父亲遭北洋军阀政府通缉。1926年，党组织委派父亲返回江西工作，创建中共横峰支部。北伐军进入江西时，父亲参加了南昌起义。后和方志敏一道领导了“弋横暴动”，建立了赣东北苏区。1934年1月，父亲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同年10月，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父亲奉命留在闽北，任中共闽北分区区委书记，在武夷山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1938年2月，我最后一次见到了父亲。当时，父亲送走北上抗日的横峰红军五团后回到横峰姚家乡，这是全家人最后一次团聚。祖母的一句话，“我们终于团圆了！”引得全家人都哭了(那时以为母亲已被国民党大刀杀害)。父亲面容沉重地说：“我们一家已经付出很大代价(从祖父开始，还有伯父、两个姑父和两个舅舅都是烈士），但是为革命牺牲的事情可能还会发生，不管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这家人都要革命到底、抗战到底，为劳苦大众奋斗到底。”我对党的认识，就是从父亲那一席话开始。

曾山个人简历（益盟董事长曾山个人简历）

父亲当时还过问了我的学习情况，“四仔(我的小名)，你要好好读书。”听了父亲的话，我当时一个劲地点头，表示会认真读书，让父亲放心，可我怎么也没想到这是父亲最后一次和全家在一起，后悔没跟父亲多聊聊。

1939年5月23日，父亲在铅山县河口镇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堂兄黄知伯赶到我的奶娘家告诉我这个不幸消息。第二天，堂兄带着九岁的我赶到河口。年幼的我不但没有害怕，反而异常沉着冷静，仔细端详父亲的遗容，发现父亲的脸庞和身上的皮肤发黑，随即把看到的情况告诉了从闽北苏区赶来的大哥黄知真。大哥怀疑，父亲是被国民党特务毒杀的。后来事实证明了大哥的判断。1939年4月18日，父亲安全护送来视察工作的周恩来副主席后，立即从樟树返回皖南新四军军部。在途经铅山河口镇时不幸染疾，住进河口大同旅社治病。5月23日，上饶集中营特务头子张超密派特务黄玉成、吕鹤年等伪充招待，买通为父亲治病的国民党第三战区重伤院医生，趁机给父亲注射了毒药针，害死了父亲。那年，父亲39岁。

父亲牺牲后，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派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青年部部长、青委书记的陈丕显来处理丧事。由于国民党方面扬言，不许父亲的遗体在江西安葬。东南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闽北老区人民要求，最后将父亲的遗体安葬于父亲在闽北领导革命斗争7年之久的崇安县(今武夷山市)长涧源。

父亲是播撒革命火种的人，是指引我们兄妹前进的榜样。受父亲影响，大哥黄知真、二哥黄知机都从少年时起，便在父亲的带领下参加了革命。大哥一直在父亲身边工作，二哥15岁时就被父亲送到新四军教导队学习。父亲的突然离去也成为了我人生的转折点，年幼的我进入新四军教导总队的青年队，成为“革命的种子”。1940年5月转到福建崇安的新四军三支队留守处，在中共闽浙赣特委书记、中共福建省委书记曾镜冰同志的关怀下渐渐长大，学习汉语拼音，学会生存本领，了解革命队伍。1944年，我成为正式的游击队员，先后任游击中队、支队、纵队教育干事，1946年加入共产党，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父亲深受群众拥戴，深得群众敬仰。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重挖父亲遗骨并火烧，当地百姓趁夜偷偷包好骸骨埋好。1950年，父亲的遗骸被运回上饶安葬。我也一直得到组织和群众的关照、保护，当年在闽北打游击时藏身于老百姓的香菇棚，遭遇国民党搜查，当地群众誓死不说出我的下落。所以，我始终感激群众、相信党，永远跟党走。

父亲的一生虽然短暂，但父亲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毫不动摇地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屈不挠，英勇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父亲的光辉业绩和崇高品德，一直深深地教育和影响我们兄妹。身为黄道的子女，我们始终坚持努力工作，勤勉事业，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生怕有哪一点做得不妥不当，有辱父亲的英名。

父亲的伟大品格将永远教育和影响我们子孙后代，成为我们黄家代代相传的良好家风，这是我们对父亲最好的纪念。

来源：中共横峰县委党史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