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样的标题，肯定会有不少人难以置信，以为作者是耸人听闻，博取流量。然而，事实确是如此。

据胡乔木回忆，1949年毛泽东访苏，斯大林曾向他提议——实行汉字拼音化：“文字改革。毛主席作了不少指示，下了很大的决心，以致在—次会上讲要实行拼音化、拉丁化。后来毛主席的想法改变了，但汉字简化、汉语拼音方案，同毛主席的指导分不开。这件事的起因是毛主席同斯大林谈话，斯大林提出汉字太难认，是否可以搞一个民族化的拼音方案，不一定按照别国的字母来设计。”（《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68、369页）

郑奎飞（郑奎飞简历）

拼音化、拉丁化，就是指用拼音文字替代使用几千年的传统汉字。1951年，吴玉章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传达过毛泽东的话：“汉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各国共同的拼音方向”。（武占坤、马国凡主编《汉字?汉字改革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3页）周有光回忆：“我们听到内部非正式的传达，说毛主席到苏联去看斯大林，曾经问斯大林：中国的文字改革怎么办?斯大林说，你们是一个大国，应当有自己的文字。那么根据斯大林这个指示，毛主席回来就提倡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1、272页）周有光应该就是听了吴玉章的传达，传达的意思跟胡乔木的说法大同小异。

斯大林何以如此关注汉字改革，并做出汉字拼音化的指示，从一些亲历者回忆中或可看出一二背景情况。师哲当时是斯大林、毛泽东谈话的翻译，他回忆到，中国革命的胜利，引起斯大林对中国语言文化的浓厚兴趣：

“斯大林意识到自己对东方文化，尤其对中国文化不了解。所以，在某次闲谈时，他询问了中国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物品、用品、自然现象的称谓、说法等等。他发现中文对如桌、椅、板凳、日、月、星辰，甚至一系列有关科学事物的称谓等等，都具有自己民族的、独特的、而且丝毫听不出与欧洲语言相同的语音。这时他面向他的同僚们说：‘听见了吗?让你们欧洲的文化见鬼去吧!’”（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九州出版社2015年，第331、332页。）

而当时任会谈俄方翻译的费德林，又曾回忆到斯大林跟毛泽东聊过语言问题：“有一次讨论到语言和思维问题。斯大林概要地表述了他那篇众所周知的关于语言问题的文章内容。大意是，语言作为表达思维的工具同人的阶级属性关系不大。任何人都可用任何语言说话，既可以用普希金的语言，也可以用托尔斯泰或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语言，一切取决于教养和个人的爱好。毛泽东也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汉字和汉语尽管掌握起来比较难，但是对所有的人开放不管社会地位和阶级出身如何只要愿意学，就可以学到手，精通起来也不难。至于是否每个中国人都能获得必要教育，自如地运用文字，那是另一个问题。他说我就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可我照样掌握了汉字和汉语。”（费德林《费德林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67页）

或许是由于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进而引起斯大林对汉语汉字的关注，可能就是在上述谈话中，他向毛泽东提及了汉字拼音化的问题。中国革命曾是苏联领导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斯大林是世界革命的领袖，领袖提出的建议，不能不予重视，更何况汉字改革的呼声在中国本来也一直十分强烈。

汉字的兴废、汉字的改革和拼音化，晚清尤其是五四以来，一直是中国知识界热议的话题。新锐知识分子认为汉字繁难，妨碍教育普及、科学发展，将其视为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强烈呼吁“打到汉字”（钱玄同《北京国语运动大会演讲》）、“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鲁迅《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并积极研究探索汉字拼音化的方向。钱玄同与赵元任、黎锦熙、刘半农等人，积极推进国语罗马字，希望它能逐渐成为一种独立文字，以取代汉字。

影响更大的则是，瞿秋白发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十月革命后，苏联为扫除文盲、统一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推行了文字拉丁化运动。瞿秋白受此启发，主张用拉丁字母代替汉字。他与吴玉章、林伯渠、萧三等在苏的中共领导共同研究制定了《中国拉丁字母草案》，1931年在苏联各民族新文字中央委员会获得通过，同年在海参崴召开的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上又通过《中国汉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明确规定：“中国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于现在的时代。”“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要造成真正通俗化，劳动大众化的文字。”“只有采用拉丁字母，使汉字拉丁化，才有可能。也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形式是民族的，而内容是国际社会主义的中国工人及劳动者的文化。”（武占坤、马国凡主编《汉字?汉字改革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2—124页）

图：瞿秋白等人制定的拼音方案。

上述“原则”表明了瞿秋白等中共革命者对于汉字改革的定位——即将其作为社会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鲁迅积极支持拉丁化运动，1935年他和蔡元培、郭沫若等680多位名人联合发表了《我们对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指出：“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是这教育大众的工作，开始就遇到了一个绝大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识，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没有四声符号麻烦的新文字。”（同上第116页）当时瞿秋白们设计的拼音方案是不标声调的，各方言使用者可以根据自己方言的声调拼读汉字，所以上文说它是“没有四声符号麻烦的新文字”。

中共领导的解放区更是积极开展新文字运动，1938年陕甘宁边区成立新文字促进会，创办了新文字刊物，出版了多种新文字课本和书籍。1940年陕甘宁边区成立了新文字协会，毛泽东、吴玉章、徐特立、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等人被推举为名誉主席团成员。会上宣布今后边区政府的法令、公告等主要文件，将一律一边印新文字，一边印汉字。但是，一切文字改革和拼音化工作和运动，都由于战乱，而不能在全国获得有效广泛地推广。

转眼到了1949年，中共领导的革命大获成功，建国仅十天，文字改革协会便成立了，说明革命家们一直没忘汉字改革是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一旦条件许可便立刻着手完成。1950年，文字改革被纳入政府工作，教育部成立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筹委会，次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成为主管文字改革的专门机构。1954年又成立文字改革委员会，作为国务院直属部级单位，将文字改革机构由原来的研究单位，变成政府职能部门，极大地强化了它的职权。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家对文字改革工作青眼相加，重视备至，除自身主动性外，不能不说斯大林的汉字拼音化指示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更加速了文字改革的进程。

从胡乔木的回忆可以看出，毛泽东最初是下决心要废汉字搞拼音的：“毛主席作了不少指示，下了很大的决心，以致在—次会上讲要实行拼音化、拉丁化。”周有光说，毛泽东最初是提出搞“民族形式的拼音方案”：文字改革研究会研究了三年，归纳成为四个方案，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征求意见，反应非常冷淡。“吴玉章就请示毛主席，说是民族形式方案，研究了三年，很不容易，考虑来考虑去，恐怕还是采用拉丁字母比较方便。毛主席就同意了。这件事呢，后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正式的会议上决定，采用罗马字，采用拉丁字母。”（《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72页）

周有光当时写过一本书《字母的故事》，介绍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字，他说：“毛主席他要研究采取哪一种字母好，他也参考了我的书。当时我研究这个问题，是分门别类比较各种文字学优点与缺点，得到的结论呢还是拉丁字母最好。因为拉丁字母从技术角度来看，优点很多;从社会角度来看，它的社会性、流通性最强、最大，所以实际上不用拉丁字母反而是很困难的。”（同上第272、273页）

而当我们准备采用拉丁字母时，却又遭到来自苏联方面的反对。瞿秋白发起拉丁化运动时，苏联执行的是列宁的语言政策，在扫盲同时，用拉丁字母统一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特别是用以替代一些民族使用的阿拉伯文字，以巩固大一统国家的团结稳定。斯大林后来对这个政策作了调整，改为用斯拉夫字母代替了拉丁字母。当初采用拉丁字母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各民族语言平等、地位平等。改用斯拉夫字母强化了中央集权，同时也强化了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像塔吉克1929年至1940年曾两次改变文字：先从阿拉伯字母改成拉丁字母，又从拉丁字母改成斯拉夫字母，一下子切断了与几千年文化典籍和科学文献的联系，损失惨重。周有光说：“当时苏联已经否定了拉丁化运动了。苏联的拉丁化运动在1933年传到上海，随后上海就开始一个中国的拉丁化运动，影响很大。可是后来斯大林掌权以后，否定拉丁化，把所有拉丁化的新文字，有好几十种，都改成俄文字母一样，所谓‘斯拉夫字母化’。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个拉丁化汉语拼音方案的时候，苏联的语言学专家来劝我们不要用拉丁字母。”（同上273页）

苏联政府高官到访，也提出过让我们采用斯拉夫字母，结果遭陈毅元帅委婉拒绝：“后来又有苏联教育部一个副部长到北京，跟陈毅副总理讲，假如你们采用俄文字母，采用斯拉夫字母，那么中俄联盟多好呢！陈毅副总理告诉他，中国要跟东南亚联系，东南亚没有人认得俄文字母，所以用拉丁字母有推广、宣传的作用。陈毅副总理回答得很有策略，但是坚决否定用俄文字母，坚决要用拉丁字母，陈毅副总理是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在今天看来是自不必说了，拉丁字母是最好的。假如当时采用了俄文字母，那么今天会有更多的麻烦，要重新搞方案了，那就搞不成了。”（同上273页）陈毅元帅坚持采用拉丁字母的态度，其实也正代表了中共高层的立场。

对于汉字拼音化，毛泽东并没有贸然行事，急于用拼音代替汉字，而是主张先做汉字简化。1950年，毛泽东跟吴玉章说，“首先进行汉字简化，搞文字改革不要脱离实际。”1951年，又指示：“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很多准备工作;在实现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武占坤、马国凡主编《汉字?汉字改革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3页）

1953年，郭沫若访苏，斯大林跟他谈起过汉字改革问题，可见对这个问题非常关心：

“斯大林：汉字学习起来是不是有困难?你们采取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困难?

郭沫若：是，是有困难。解决这个困难的方针已经确定了，这就是逐步地采取拼音的办法来改革中国的文字。

斯大林：我们苏联的儿童，只要学习三个礼拜，学会了俄文字母和拼音法，就能够看书;你们的情形怎样?

郭沫若∶我们不行。往往学了三年还不能够看书呢。汉字学起来的确是有困难的。

斯大林：苏联的少数民族原来有的也有自己的文字。例如有的民族用的是阿拉伯文，那是很不方便的;有的没有自己民族的文字。我们曾想推行拉丁化，但是不受欢迎。后来，使用俄文字母，差不多费了十年的工夫，结果是成功了。现在，各民族的文化水平都提高了。你们也有许多少数民族，你们的情形怎么样?

郭沫若：为少数民族改革文字或创造文字，是我们文教工作中的又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目前还没有放手做。只是在有些地方进行了试验工作。例如，我们为西康彝族制定了用拉丁字母拼音的文字，结果很受欢迎。

斯大林：哦，那很好啊。

郭沫若：不过，汉字要实行拉丁化倒反而很困难。

斯大林：怎么样?是不是你们舍不得丢掉汉字?

郭沫若：舍不得丢掉是一个原因。但是实际上是有很大困难。我们的历史长远，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文化典籍都是用汉字写的。目前国家的法令文告，一切的书报都是用汉字写的。立刻废掉，要引起很大的波动。在这样的情形下，学了拉丁化的文字也没有什么用;除非书报文告都是两套，有汉字的，也有拉丁字的。

斯大林∶那当然很难做得到。中国的语言情形怎样?

郭沫若∶中国的语言很复杂。除了少数民族的语言不说，光是汉族，就有许多种不同的方言，而大的方言系统，可以分为四区。

斯大林∶这些方言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是不是很不相同?

郭沫若∶不。汉族的各种方言的文法构造和基本词汇是一致的，所以汉族的语言，是一种语言，但是因为历史悠久，地区广大，交通不便，并且也受到外来语言的影响，所以发音的变化很大，以致相互间根本听不懂。在这种情形下，使用汉字是有好处的，因为尽管语言听不懂.但文字都能看懂，因为汉字是统一的。

斯大林∶那只是你们知识分子的情形，农民还不是连文字也看不懂？

郭沫若∶最近的情况有些改变了。为了帮助人们学习汉字，最近我们采用了一种速成识字法∶用注音字母和拼音的办法来帮助学习，同时选定了一种常用字——大约是一千五百字到两千字的光景，给不识字的人来学习……”（《郭沫若、宋庆龄与斯大林的一次谈话》，《百年潮》2008年第5期）

谈话中，郭老对废弃汉字的顾虑、对汉字的好处的认识，应该也反映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想法。值得玩味的是，在胡乔木记忆中，斯大林仅从交际功能提出“汉字太难认”了，应该改革，倒是没有把文字改革作为社会革命的重要任务提出。而且，看起来，他对中国同志比较客气，没有要求马上废弃汉字，也没有反对采用拉丁字母，或一定要用斯拉夫字母，而按胡乔木说法，斯大林当初甚至是同意我们可以采用“民族化的拼音方案”的。1953年，斯大林逝世。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增添了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政治自信和文化自信，对汉字的改革和拼音化也有了更成熟的认识。若干年后，闭口不谈汉字拼音化，这也从另一侧面印证了胡乔木的说法——“后来毛主席的想法改变了”。全面拼音化最终没有实施，汉语拼音只是作为注音识字的辅助工具存在，此乃中华文化之大幸。学者杨奎松有中国革命是夹在苏美两大国间之“中间地带的革命”的说法，回溯历史，苏俄革命的确不仅影响了中国政治，而且直接影响了中国语言文字的命运。

图：第二次简化字。

汉字改革，萌芽于清末，酝酿于民国，全面开展于建国之初，大致结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1977年第二次简化字方案公布，反对之声强烈，九年后宣布停用。1985年，文字改革委员会更名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工作任务着重于制定语言文字政策、规范语言文字使用。1988年国家语委划归教育部，由部级变为副部级国家局单位。至此，汉字改革工作彻底终结。

图：废止二简字的通知。

一百多年来，汉字的悲喜衰兴，一直伴随着国运的悲喜衰兴，而历史则清楚地指明：汉字不亡，中国不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