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亡前，一直受到“三纲五常”“男主外女主内”思想束缚的女性，也开始救国之路。她们或者知识救国，例如满族女杰惠兴，为了兴办女子学校不惜以死筹钱，慈禧听说后立刻带头捐款、为学校题词；她们或者武力推翻清廷成为革命女杰，例如秋瑾和唐群英。

革命女杰们在民国初年的心理落差

唐群英故居简介（唐群英故居）

在推翻清王朝的过程中，女性、女领袖的身影屡次出现。例如薛素贞与女子国民军、陈婉衍与女子北伐光复军、葛敬华与女子军事团、吴木兰与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沈佩贞与女子尚武会等。

唐群英持双枪率领400名女子北伐队队员助攻南京玄武门，久攻不下之际，唐群英率领8名敢死队成员有如神助一般率先攻入玄武门，孙中山先生赞其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

可以说在推翻清王朝过程中，女性的功绩不能抹杀也不能忘记。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在社会现实、政治盘算下，男女同权只是极少数先进女性们的梦想。在新的党章里“男女同权”被抹去，甚至不允许女性加入。唐群英和沈佩贞等人为此怒打宋教仁、林森，又与中山先生吵闹一番后中无奈下悲哭而去。

最终，女革命家们开始走向分裂。

唐群英等主流女革命家继续保持革命动力，继续与袁世凯等人作斗争，为了争取男女同权而奋战到死。尽管她们仍然在奋斗着，但在我看来她们逐渐与曾经的战友渐行渐远。最初的背叛伤痕可能永远无法弥补。当唐群英病逝前回到老家时，只带着东渡日本、与秋瑾等人激扬革命时代为自己塑的那个小塑像带在身边，凭着这个举动就可以看出她当时的心情。

但也有部分女革命家，当理想破灭之时，选择了屈服。被称为“女界伟人”的沈佩贞，曾想以暴力面对背叛，更有重操激进革命时代（暗杀）行为的意图。但是当她看清一切之后，长叹一声间选择日后为自己的个人幸福而战，他选择与袁世凯合作。袁世凯失败后没有几年，她就归于平凡的生活与生意中，以至于她日后的历史，后人都无法详细考究。

革命女杰们没有想到真正进入民国后，男女不但没有平权反而女性犯罪问题突出、女子监狱应运而生

秋瑾、唐群英等人为什么要推翻清王朝？就在于清王朝不能给中国人民带来幸福。

如何谋求幸福？男女平等下，大家为了新生活而共同努力。然而，理想总是那样美好，现实却只能一步步地来。

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很遥远，男权社会足有数千年的历史，直到今天真正的男女同权在世界范围内都无法达到。

革命党之所以在民国初，在党章、宪法修订中对女性保护条款，有一个相对于既往的革命纲领有很大的历史倒退，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保守势力反对，和部分男权意识比较浓厚的革命者们的反对。

为了稳定、为了大局，无论是孙中山，还是宋教仁等人只能暂时妥协。暂时妥协并非是彻底妥协。只不过，女革命家们寄予的希望太浓，忘记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差距就在于数千年的男尊女卑思想、在于男女的经济地位、在于男女的生理结构与工作之间在当时有着不同的需求。

推翻清王朝是实现人人平等、男女平等的第一步，要走向真正的男女平等，不仅要有政治、法律上的全力保护和支持。更要有社会思想的转变，在千年的影响下，不仅男人就是许多女性都不能理解男女平权的必要性。同时，人们生活、人们活着的基础是经济发展。经济的发展前提条件是社会稳定。

无奈的是因为精英们的不同利益诉求，民国特别是北洋民国时期很不稳定。从1916年袁世凯去世到1928年的短短12年的时间，就有38届内阁出现。这就是经济基础不稳定的原因所在。国家之发展，首先要稳定。

更让革命女杰们想不到的是，因为革命理念宣传，因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加强，男女平等日渐被人接受的同时，各种女性犯罪问题和女子监狱问题先后出现。

北洋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十年下的女性犯罪问题

让人悲哀的地方反而在于，北洋民国政府时期，经济虽然有些起色，但因为基础不稳，一切都是海市蜃楼，甚至因为经济增长影响的范围小，于整体来说根本不能代表中国的发展真实状况。

对于民国时期的社会的现状，有人用贫、罪、娼、弱、愚进行评价。贫穷是第一，犯罪问题比较高发，其中最典型的就在于城市女性犯罪作为新生事物较多出现。其实，总体上看全国这一时期女性犯罪无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存在。但因为在广大农村地区，女性许多犯罪都不经官，例如通奸罪。女性中相当一部分被活埋、浸猪笼，但男性大多只是挨揍、被游街等。

因为农村地区家族宗法氛围浓厚、男尊女卑等因素影响，女性苦主家属也往往不去上告，官府知道的时候往往已经既成事实，管也来不及。更重要的是，为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官府对私下处罚通奸的事情也采取默许态度。由此，农村地区相关犯罪事件被记录下来的可能性也就很低。

城市女性犯罪增多的原因在于什么？就在于男女不平等。因为民国时期政局不稳，战争频发，农村地区土地兼并问题、战乱导致逃亡、自然灾害等原因，女性跟随男性前往城市打工的现象越来越多。但当时的工业发展，对于女工承载力较弱。由此，女性为娼的现象就比较多。同样，女性犯罪问题也开始凸显。

1920年到1926年，北平女犯的21项罪名中，所占比例最大的就是“诱拐”（略诱即强迫妇女儿童23%、和诱即诱骗21%）高达44%，“女性性犯罪”（奸非即通奸13%、重婚1.7%、堕胎0.2%）为15%（14.9%但四舍五入，以下同）。也即女性犯罪中没有政治犯，杀人、放火、强制亲属为娼、妨害安全、妨害公务、遗弃等比较恶劣的罪名为3%。

从1920年到1925年女性犯罪人数看，1920年为137人，占全部罪犯的12.3%；1921年为176人，占全部犯罪人数的13.8%。这两年所占比例比较高，与全国、北京其他年份相比都高，从全国、北平范围看正常年份是在7%到10%之间，同理，同一时期的世界范围的女犯人数也差不多是这个比例。1920年到1925年间1924年女性犯罪人数所占比例最低，当年新关押了105人，占5.3%。1922年、1923年、1925年所占比例都是分别是7%、8%、7%。

从全国范围看1920年，司法部统计的年报中共有3981名女犯，占比8.3%；1921年为3833名女犯，占比7.8%；1922年为4015名女犯，占比8.1%；1923年为4216名女犯，占比9%。

中国女警在1935年正式出现

因为女性犯罪问题比较突出，再加上国联号召各国成立女警。1923年9月，北洋民国政府的内务部命令京师警察厅拟定招聘40名女警的详细办法。然而因为军阀混战和北伐等原因，直到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招聘女警事宜才再次摆上桌面。

1932年冬，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上提出：各省警官学校、警士教练所每次招生时，应该录取十分之一的女生。条件如下：

女生年龄要在18岁以上25岁以下的未婚者；

身高在四尺五寸以上的没有一年以上徒刑的人。

所授课程，除了侦探学外跟男警一样，侦探学要讲得更详细一些。毕业后，除侦探要案等特殊事件外，任务主要是调查户籍、检查行李、救护妇孺、维持治安（维护风化）。女警除了执行特殊任务时可以着便装外，所穿制服形式与男警相同，唯一的区别就是穿黑裙。

自1935年后，全国各地以上海、北平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女警陆续毕业。上海第一批女警是1935年共18人。

可以说民国时期，随着政局从极不稳定到基本稳定，男女平等问题在缓慢进步着。然而，对于中国女性来说，真正的男女平等、女性能顶半边天的来临那是1949年之后的事情。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经济、军事实力、科研水平、教育文化水平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有在伟大的时代，才能真正地实现男女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