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柳云龙主演的著名谍战剧《风筝》中，共产党方面最高级干部物就是钱重文副部长。她在革命年代积极指导郑耀先的潜伏工作，之后又对郑耀先的卧底身份进行审查。更为可贵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那段最动荡的岁月里，她甘冒风险，利用自己没被打倒之前还能动用的权力和关系，千方百计保护郑耀先，恢复工作后的钱副部长更是立即安排“解放”郑耀先，让他得到了正常的公民身份，并且代表组织满足了郑耀先的最后愿望——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剧中钱副部长这样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虽然戏份不多，但行事沉着冷静，原则性强但又不失灵活，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么这样一位领导干部，在现实中是否有原型？

郑耀先原型简介（郑耀先的原型）

历史上还真有这么一位原型人物。她就是新中国首任监察部长，周恩来口中铁面无私的女包公——钱瑛。

钱瑛

割喉明智

钱瑛1903年出生于湖北咸宁经商致富的的一个大户人家。少有才名，被誉为"才女、钱六姐"。从小就接触新事物新思想的钱瑛富有反抗精神，尤其是对于封建包办婚姻更是痛恨之际，当得知父母为她选定了一家家庭殷实的人家，并接受了聘礼后，她多次向家里抗争，但是家人受千百年来的传统礼教影响，觉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何况退婚势必引起非议，这肯定会在当地引起非常大的争议和是非，并且会遭到外人的嘲讽。这对于一向清白的钱家，绝对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耻辱，所以对女儿的这种"过分"要求，父母想都没想，严厉拒绝并且训斥了一顿，之后又怕女儿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把她赶紧看管起来。钱瑛坚决要反抗到底，就在看管起来的一天晚上，她决定"以死明志"，留下一封书信后，毅然拿起一把剪刀猛地刺向自己的咽喉，顿时鲜血大流。

幸而母亲一直在外守候，听到动静后，赶紧打开门去查看，一看地上满地血，吓得赶紧叫丈夫，然后喊来大夫全力救治。

注定钱瑛命不该绝，成功救下了钱瑛，但经过这件事后，父母发现她性子如此刚烈，再也不敢在钱瑛面前谈这件事情了。

“不怕鬼”

认识钱瑛的人都提到，她有一句著名的口头禅：“不怕鬼”。这句口头禅非常形象反映了钱瑛在革命工作中不计个人得失，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在重庆负责南方局组织工作的红岩岁月中，钱瑛同样做到不妄断，不轻言，坚持实事求是。

全民族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积极营救下，1937年9月，遭受四年牢狱之灾的钱瑛得以出狱，终于回到党的怀抱。但征尘未拂的钱瑛又立即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先后担任湖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代理省委书记。武汉沦陷前一天，钱瑛才与最后一批武汉八办、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乘坐“新升隆”号轮船撤离，次日却遭日机轰炸，与同伴落水后幸免于难。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的钱瑛来不及庆幸，即着手创建鄂西抗日根据地，壮大党的革命力量，

1940年，钱瑛从鄂西调到南方局组织部工作，就面临着一个重大难题——成都“抢米”事件。1940年3月，成都的国民党特务策划暴徒多人抢劫重庆银行的粮食仓库，反诬是“共产党所为”，借此逮捕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车耀先等一批共产党人，川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南方局派遣钱瑛担任南方局驻川康特委代表、西南工作委员会书记，到川西负责整顿党的组织和审查干部。

1937年9月，钱瑛（中）与夏之栩（左）、张越霞（右）出狱后合影。

钱瑛到达成都后，面对国共斗争复杂尖锐的严峻形势，始终保持头脑清醒，深入基层多方了解情况，掌握确凿证据，向群众披露真相。她着重巩固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对党员干部逐个亲自面谈，认真了解分析每个党员的基本情况和重要关系，并作妥善安排。

当时，有一位党员的个人经历及社会关系非常复杂，与军政商各界和三教九流人士都有交往。他本人在1936年入党，后因故脱党，1938年又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很多人就认为应把这个人调离外地为好，以防意外。钱瑛没有轻下判断，而是搜集他的详尽资料进行仔细研究分析，并一次次亲自找他谈话并征得他本人同意后，最终决定让他留在原岗位。事实证明，这位党员同志信仰坚定，在之后的革命工作中表现很好，掩护过好几位党的重要干部，保护了川康特委组织。后来他不幸被逮捕，面对国民党特务的威逼利诱和毒刑拷打，依然坚不吐实，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节。

皖南事变后，成都形势更加危急。钱瑛果断迅速地采取措施，及时稳住阵地。她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作出针对性的工作部署，“把已经‘红的转移；‘粉红的改变工作方式、方法；“尚未暴露”的长期埋伏；新接班的领导人就只和尚未暴露者接触；注意巩固组织，保存力量，做扎扎实实的工作”。钱瑛直到把工作的各个环节安排妥当后才离开。

1943年夏，钱瑛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据原南方局组织部长孔原回忆，他和钱瑛等人“都被污蔑为叛徒、特务、‘红旗党，受到审查，遭到大会小会批判”。即便身处如此逆境，“不怕鬼”的钱瑛依然挺身而出，为被冤枉的同志申辩。她曾两次到中央社会部作报告，实事求是的阐述我党在国统区地下工作的形势、任务、特点和规律，保护了不少地下党同志。

1945年冬起，参加完党的七大的钱瑛重新回到红岩，担任南方局组织部部长，在周恩来、董必武的领导下作了大量的组织工作。抗战胜利后，一位负责国民党统治区青年运动的青年党员突然被宣布,暂时离开岗位要进行“隔离审查”。他当时思想受挫，一时想不通,不肯写交代材料。王若飞、钱瑛先后几次都与他谈心交流，请他相信以周副主席为首的南方局的审干工作,完全是实事求是的。钱瑛还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党对你要进行一次政治审查,因为有情报说你被捕过。现在你承担了那么重要的工作,事关革命利益,应该审查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要和组织上共同把问题弄清楚。”正是被钱瑛这种坦诚耐心的态度所感动,这些青年很快就自觉写出详细的书面材料,事情也就水落石出了。

钱瑛的这种不妄断，不轻言，坚持实事求是的不怕鬼精神深深感染着南方局的每位同志，大家都把她当成贴心人，亲切地称她“大姐”。很多南方局的老同志至今回忆起来，都深情的说“那时相处在一起，就是一家人，钱瑛大姐就象是亲姐姐一样地关心同志们，她看到问题，就真诚地向有关同志提出，她对干部的培养、任用，完全按照党的原则办事，包括反对她的人，她照样举贤任能、不计前隙。”

钱瑛（左）在重庆红岩

革命不是入股分红

解放战争时期，钱瑛在领导南京局、上海局的地下党工作时，曾深刻指出，我们在国民党地区作斗争，就是要打游击战。她特别提醒说，不管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是多么好，也不管我们在战斗中取得了多么大的胜利，但是在解放军还没有进入这个城市以前，这个城市的敌我力量对比，我们还是处于劣势的。所以我们不能同敌人硬碰硬，不能打阵地战，只能抓住国民党反动派的弱点和漏洞再打，打响了以后就要考虑如何撤出战斗。不要恋战，不要想在每一次战斗中都取得伟大的胜利，更不能同敌人硬拼，不能形成长期僵持局面。明知没有什么希望的事情，钱瑛是坚决反对去冒险的。

身边人回忆说，对于川东地下党的工作，钱瑛曾有过具体指示，“要求他们坚持发展地下武装的方针，这就是公开挂起国民党保安大队的招牌，秘密发展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有的地方碰上好机会，也可以对敌人来一次突然袭击，扰乱敌人一下。但事后要马上隐蔽起来，不要暴露自己。总之，不到最后解放的时机到来，决不公开打红旗”。

1948年6、7月间，已转移到香港开展工作的钱瑛听到川东华蓥山人民武装起义的消息后很着急，说“叫他们好好隐蔽下来，怎么就公开打起红旗来了？华蓥山离重庆那么远，在那里公开打红旗，怎么能站得住脚？”

但由于当时冉益智、刘国定等相继叛变，钱瑛同川东地下党负责人失去了直接联系。她猜测，“老彭（即川东临卫委员彭咏梧）大概被叛徒一下子给闹慌了，急急忙忙把队伍拖上山。其实，主要把一些可能被叛徒出卖的同志都撤走，其余没有暴露的同志坚决埋伏一下，是不必上山的。”

由于失去联系方式，当时钱瑛十分着急和担心川渝地区地下党同志们的安全。她特别嘱咐身边的朱语今：若见有来港的川东同志，就要马上告诉她。她一得到川东来人的消息，就立即约来面谈，向他打听留在那里的同志们的消息。如果有可能联系上的同志，就马上想办法联系。有的同志留在川东处境比较危险，她就通知设法撤出来。

同时，钱瑛也在不断思考川东乃至整个川渝地区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当时的川康特委领导人马识途后来赶到香港向钱瑛汇报工作，曾深刻回忆“我怎么也不能忘记一九四八年夏天，我去香港，钱大姐给我整一个月风的那些日子。那次整得真疼，但是那收获却使我终生受益，使我后来少犯多少错误。”

马识途向钱瑛总结他们在川康一带武装暴动失败的原因是“党的组织基础差，群众发动不够，同时我们缺乏武装和军事指挥人员，对敌人的凶残估计不足,特别是对那些‘地头蛇地主武装的潜在势力估计不足，还有时机选择得不对，外面统战工作配合得也不好等等”。

马识途回忆，“钱大姐还是那个老习惯，只是让你汇报，她一支接着一支地抽香烟，把眼睛眯起来，专心一意地听你讲，她不记笔记，也不插一句话，除非是有些情况她要你再详细补充，要形象和数字，以至一些我们认为亳不重要的细节，抓住问个不完。汇报听完了，她也不马上分析或回答问题，她叫你放开来休息两天,她再来谈。”

两天后，钱瑛正式与马识途交谈。她首先对充分肯定了川康地区的工作成绩,也同意武装暴动失败的原因分析。但随即话锋一转，说道：“一次失败了,你们再搞一次,这一次失败了，你们还要来一次。这是为什么？是一种什么思想阻碍你们认识问题？是一种什么思想使你们老撞南墙，死不回头？

最后她严肃指出：“最根本的是你们对地下党的任务还不明确，对于搞武装暴动的目的是什么还不清楚。我们地下党是为了配合老区的党而活动的，我们搞武装暴动的目的是为了配合解放区战场，牵制敌人的，不需要你们独立解放川康，自己打出一个江山来。因此，地下党的存在，对敌人就是一种威胁，可以说你们在白区的存在就是胜利。武装斗争只要能拖住敌人，就是配合了老区的斗争。因此不能把自己有限的一点力量拿去和敌人拼命。然而你们就这么搞,思想根源在那里?”

对此，钱瑛进一步剖析指出，“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把自己灵魂深处的自由王国打开来看看,你们无外乎是想自己打出一个江山来，拉起支队伍来，以便解放后，论功行赏，排班坐交椅吧？”

当一听这话，马识途当时坐不住了，急忙分辨说：“我们哪里想争坐什么交椅？我自己早就下定决心去掉脑袋的嘛。”

钱瑛又严肃说道，“你就是真掉了脑袋,还是这个道理，我还要批评你，甚至处分你！不好好改造世界观，没有不撞南墙的。”

最后，她又严厉地补充说：“同志，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我们没有权利去浪费党的财富，包括我们的生命！”

在接下来一个月里，“开起会来，她一点也不含糊，盯得好紧，有时我思想不通，批得我流泪，她还是一点也不让步，狠狠批，非叫你深刻认识不可。”通过这一个月的思想整风，马识途认识到，“我终于折服了。我提高到改造世界观的高度去认识错误”。此后，马识途也认识到，“（钱瑛）她给我说的这些话，真是足够我一生受用的了。”解放后，在北京再次遇到钱瑛时，他回忆这次谈话仍心有余悸，笑着说“那时你把我整得好痛呦！”钱瑛再次语重心长地说道:“革命可不能有入股分红的潜在思想呀。”

解放后，钱瑛重返重庆红岩

向前看

新中国成立后，钱瑛很快就被调到中央工作，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兼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1954年9月至1959年4月，钱瑛担任第一任国务院监察部部长、党组书记达5年之久。坚持实事求是、工作优异的钱瑛被周恩来赞扬她"铁面无私"，刘少奇表扬她"是有领导能力的，是能够独当一面的好同志"，邓小平肯定她"大公无私，能坚持原则"，干部群众将她誉为"女包公"。但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动荡岁月中，钱瑛这样实事求是、公正无私的高级干部页遭到了严重打击，甚至在1972年患病治疗时期也不准备任何人探视。当时在革命工作中和钱瑛一起工作过的上级李克农上将的儿子李冰因为在医院工作，他趁机悄悄进去了钱瑛的病房，去看望她，并转达了其他革命同志对她的问候。在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候，钱瑛对身边人说道，向前看。

确实，历史终归是朝前发展，任何人都无法阻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