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唐朝的监察制度，必然要追溯一下监察制度的源末，才能比较出唐朝监察制度的完善之处。从时间上看，对于唐朝监察制度的源头，说法各异，观点不一。

因此借鉴研究此方面比较资深的学者邱明永先生的说法，他认为原始社会中对氏族首领“制约的方式和措施尽管在形式上是简单的、原始的，但是监察职能的先兆。”、“夏商时期已经产生许多属于行政监察范畴的因素。”

而秦朝统一后，为了加强秦朝的中央集权，秦始皇设立了最高监察机构——御史府，设御史大夫，位列三公。而在地方上设置了监御史，巡察地方郡县吏治，监御史仍隶属御史府。由此产生了自上而下的监察体系的雏形。因御史在职位上属于丞相的副手，且职能并不能完全脱离行政，故监察制度尚不完善。

鹬蚌相争（鹬蚌相争怎么读）

到了汉朝，除在御史台外增设了丞相司直、司隶校尉、谏议大夫和给事中为专职监察官员。汉朝还制定了专门的监察法规——《监御史九条》，后来又制定了《刺史六条》，开创了中国古代监察立法的先河，在监察体制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

魏晋时期，监察制度没有什么大的突破和创举，但是在某个时期形成了“闻风奏事”的谏官制度的雏形，自此，谏官的作用开始发挥效用。隋朝另起炉灶，中央设三省，对监察制度总体上分为两个部分，一为御史制度；二为谏官制度。这也为唐朝的监察制度的完善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谏官是我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制度的自我调节。劝谏的主要对象是皇帝，唐朝的谏官种类有五种，分别的任职不同。

一是散骑常侍，负责侍奉皇帝左右，规谕讽谏，备皇帝顾问。二是谏议大夫，亦分左右，负责侍从赞相，规谕讽谏，是最主要的谏官。三是补阙和拾遗，是唐朝首创，分置左右。针对皇帝的过失进行谏诤，大事廷议，小事上封。虽其作为较大，但官职低微。四、起居郎和起居舍人，起居郎掌起居注，掌录天子动作法度，修记事之史；起居舍人掌录天子之知诰德音，修记言之史。由此，是以记事记言对皇帝的起居生活进行监督和制约。五、给事中，掌封驳事项，行使封驳诏书权。给事中除享有封还诏书的权利外，还可以直接在诏书上写批语。涂改而奏述，这就是“涂归”制度。

谏官五类分别对皇帝的衣食住行、德行意旨进行监察和制约，完善的监察制度和监察管理，实则体现了唐朝皇帝的更高觉悟和为国为民尽心竭力的心愿。

正如魏征去世后，唐太宗表示“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肤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逝，遂亡一镜矣！”

还有唐宪宗时期，白居易上书的《论制科人状》中言辞激烈，让宪宗很为恼火，但宪宗说道：“白居易小子，是联拨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言之当者，朕有厚赏，言之不当，朕不加罪。”均可看出谏官能否发挥出实效作用，须看人。

一为皇帝，是否为接言纳谏、心胸宽广之人；二为臣子，是否为先天下之忧、敢为谏言之人；三看时机，是否二者能够同存一代，而为天下共事。正所谓“时也，命也”。

御史制度主要指唐朝承袭历代王朝之规所设的御史台，并且首创了御史台下的三院制度并另设里行和内供奉等职位，同样标志着中国古代的御史制度的重要发展。这三院分别为台院、殿院和察院三大机构。

台院、殿院和察院分别是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的办公场所。侍御史负责推鞠、弹劾以及处理处理常驻衙门和一些政务，殿中侍御史打理朝廷供奉之事，监察御史负责监察百官、祭祀、南选和习射等事务。

唐朝的监御史可以说监管唐朝的经济、政务和官员的一应行程，都在唐朝的监管范围之内。其表面的权力是极大的，但是其职位是比较低，这就能充分地体现出官员之间的制衡，你制约着我，我监察着你。正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时皇帝的权力就显得极为尊贵和高不可及了，因此变相的增强了皇帝的权力。

至于谏官制度和封驳制度也是如此。从谏官的数量来看，谏议大夫的人员是比较多的，达数十人。其主要职责是谏百官，实质是监察百官的利器。而关于劝谏皇帝的补阙和拾遗则是左右共四人，但是官位从七品或者从八品，这也预示着他们可能只是吃闲饭的，活计不多，故官小。同时也是对他们的一种监制毕竟官位低能做的事情不多，而且一做事就可能会掉脑袋。

因此，其谏言的作用并不大。至于封驳制度，封的是谁的意思，驳的又是谁的建议呢？史书云：“诏书皆经门下省。若有不便，得以封还。”唐太宗也言：“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下。”故众人便认为，中书省的官员有封驳之权，但实则是诏书由门下省所拟，皇帝阅之，下敕，再交由中书审议，不满则驳，驳的是门下省，而非皇帝的意愿，太宗所说也并非“朕之敕可驳”。

“掌分察百僚，巡接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这是唐朝御史台三院之一察院的任职之责。由此可见监察御史的主要职责便是巡查州县，加强对地方官员的监管。唐朝统治者为了更好地进行地方监察，使官员有法可依，便颁布了一系列监察法规。

如：武则天修订的《风俗廉察四十八条》、唐玄宗时期的《监察六条》,还有一些监察条款多散见于《唐律疏议》、《唐六典》、《贞观政要》等法律中,其中尤以《监察六条》最为突出,它是一部专门的地方监察法规,是御史出巡或中央遣使出巡行事的法律依据。

唐朝的监察也极为注重官员的考课制度，力求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进行管理。且在唐朝的科举考试中慢慢形成了一种风气——刚刚考上状元、探花和榜眼的考生，往往先任用其为监察御史，如：白居易、颜真卿和韩愈等人均是如此。除此之外，唐朝的地方监察管理也和唐朝的兴衰紧密相连，当中央的权力大是，监察地方官的力度很大，而当安史之乱后对地方官的监察逐渐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