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众所周知，古老的中华文明虽然起步很早，中国人民也颇有智慧，在长达1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各国，经济总量一度占据到了世界的30%以上。

但是到了近代，那些原本被泱泱大中华视之为蛮夷之地、撮尔小国的西方世界，却一跃而起，意外掌舵人类历史之大变革的工业革命，从而将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华民族远远甩到了后面。

为何原本一片混沌的西方世界能厚积薄发，主宰了人类近代文明的发展方向呢？毫无疑问，得益于未被伦理纲常束缚的西方人的大胆创新。

古代马车（古代马车内部图片）

以瓦特发明的蒸汽机为例。人类自发明了火以后，估计就开始了烧水生涯，而中华民族由于起源较早，烧水生涯更是大大提前于西方世界。

古装电视剧里，我们也经常看到放在煤炉子上、汩汩冒着水蒸气的水壶。剧中的主人公见此情景，也只不过是将水壶拿了下来，开始带水，边带边嘴巴不停地唠叨着家长里短，或者“治国安天下”这类国家大事，却无一人对喷涌而出的水蒸气推起了壶盖这一现象感兴趣。

但是活在西方世界的瓦特就不一样了，小眼睛一眨：咦，是什么能量推动了壶盖呢？是那喷涌而出的蒸汽吗？

这一感兴趣不打紧，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蒸汽机就这样诞生了，用在火车上，跑得那叫一个快。英国也正因为瓦特的这一大胆创新，率先开启了工业革命，从而轻轻松松从古老的中华民族手中夺得世界第一的头衔，直至二战前都坐稳了世界霸主的交椅。

蒸汽机发明后，铁路运输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方面发挥了令人汗颜的作用，这时，大洋彼岸的美国工程师富尔顿不淡定了，既然蒸汽机能用在火车上，为何就不能用在轮船上呢？于是他不顾别人的嘲笑反对，下决心制造出蒸汽机轮船。尽管“富尔顿的蠢物”这一侮辱性头衔他顶了很久，但事实是：他成功了。

富尔顿的成功只是美国大胆创新的千千万万人中的一个，事实上，美国成立后，政府大力鼓励民间创新，为此一年内，美国申报的专利就达到600多万项。因此，后起的美国之所以能成为“新秀”，接替英国坐上了世界霸主的交椅，不是没有道理的。

西方世界这么热衷于创新，手握起了引领世界潮流的指挥棒，那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呢？

很遗憾，中华民族的精力大多用于“治人”上去了，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最让统治者烧脑的便是如何平衡各方势力，而不是怎么搞创新提高效率。所谓的“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就是这么个道理。

而那些专攻学术的鸿儒学子们，自然也本着实用主义，在如何“治人”上狠下功夫，搞出了一大堆理论，儒家、法家……并且还给出了学者的终极目标：齐家治国平天下。

听起来格外高大上，实际上说白了，还是怎么把人摆平。

也正是因为中国古人热衷于搞“治人”，导致宫斗剧一个比一个精彩，至于科技的创新自然漠不关心，所以历经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中国的发明也仅停留在火药、造纸、印刷、指南针之表面，但西方的创新，已经深入到了分子式层面。

中国古代不仅创新很艰难，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对于不创新不发展带来的做事效率低，非常的能忍。就拿日常的衣食住行而言，如厕、行走是人之常情，西方世界在这方面大开脑洞、大搞创新，发明了抽水马桶，解决了传统如厕的脏、乱、差的问题；发明了汽车、轮船、飞机，解决了远距离旅行带来的累、时间长的问题。

但中国古代呢，木制的马桶、夜壶这一类简陋的如厕“神器”用起来就“爱不释手”，一拎就是2000多年（如“虎子”这种夜壶，始见于东周，流行于两汉，民国时期袁世凯仍在使用夜壶，这一拎就超过2000年；木制马桶汉朝开始流行，至今农村里还在使用，拎了也有2000多年历史），也丝毫不觉得不方便、脏、臭，有损礼仪之邦的雅名；

二轮马车、轿子这一类的“交通工具”一用也是几千年，短途代步用用也就算了，毕竟没几步路，但是长途旅行也用它们那就难以理解了。中国地大物博，坐着二轮马车、轿子颠簸千里、耗时一年半载的也不觉得憋屈，难受。

综上所述，古代“创新”为何这般艰难？夜壶拎了2000多年，马车颠簸千里不嫌累，究其深层次原因还是因为中国古人将精力和目光都聚焦于“治人”，导致宫斗剧一个比一个精彩，“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但对日常的衣食住行，简陋一点、效率低一点倒觉得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