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山书院按：日前，应成都文理学院之邀，参加由该院主办的“巴蜀文学与锦城文化”主题学术会议，并在第一议题“巴蜀作家与锦城文化”下做了题为《文史兼融：巴蜀作家的“通”“鉴”叙事》的演讲，现将演讲内容摘要整理如下，一并感谢院方盛意及400余位学子的聆听。】

关于“巴蜀文化”的定义，我注意到近些年来，重庆方面已经不愿意提“巴蜀文化”了，而改称“巴渝文化”。实际上，重庆出版社早在重庆直辖之前，就出版了一个以书代刊的刊物：《巴渝文化》。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四川仍然坚持将“巴蜀文化”放在一个不能隔断的整体上来考虑，足见蜀文化的开放格局和吐纳襟抱。

这当然不是一个题外话，这关系到今天我们这个论坛的名称和主题的当代性和未来价值：巴蜀文学与锦城文化。一个大包小、主统次的名称里，是一个休戚相关、互相成就的关系。实际上，无论从大的文化和具体的文学的维度看，巴和蜀的关系都是不能物理隔断的，巴文化对本土文化的构成和影响，因为历史的原因，也断然不能就巴文化说巴文化、就蜀文化说蜀文化。

这就必然要谈到“通”这个学术关键词。

我多年搞钱学研究，钱锺书先生毕生追求并奉行不二的“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讲的实际上就是中西打通，南北汇通。一个在文化上彼此依存、唇齿相关的区域，要在历史汇通的基础上，搞新的学术隔断，本身就是违反文化发展和学术研究规律的。作家从文史创作角度开展的创造性工作，就是努力将这种汇通进行更为深入和全面的拓展，所以，我愿意以我最近十多年来的文学实践，对这样的汇通，以及基于历史与当下、文学与史学、实证与推论等方面的汇通对未来可能形成的有价值的鉴照，略作梳理和总结，以期对大家未来的人生志业的确立有所启发。

一、文史写作的汇通与鉴照

当代作家的文学写作，对历史的部分，究竟有没有价值和意义？这是一个近年来颇多争议的话题。

不太认可的一方认为，历史问题的写作，还是应交给专业的历史学者，作家的历史写作，应以文学性见长，而不必沉入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之中；坚持认为历史写作时文学写作的重镇的一方认为，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深度打捞和解析本身就是作家功底的一部分，也是作家用文字回馈历史、鉴照未来的重要抓手。一个全面的、多维的、善于思辨的作家，首先便应建构起关于历史的问题意识，并通过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切近解剖，助益于历史研究。

我个人倾向于作家的写作必须文史兼融，文史协同。就我的实践来看，这种文史兼融的写作，首要着眼的，就是将历史与当下、历史与文学、实证与推论相汇通。

1.历史与当下的汇通

历史不是孤立的、独立的、冷静的历史，而是渗透当下、启迪未来的历史。作家进入历史的价值，就是以作家的人文观察和思考，将历史与当下进行汇通。

历史随笔集《看历史：大区域视野下的人文观察》（2021，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很多篇什就旨在将历史与当下进行汇通。

如《庚子纪事》通过对公元纪年以来的庚子年的历史进行梳理，试图打破“逢庚子必乱”的历史定律，从而为最近一次疫情以来的庚子年找到现实鉴照。魔咒真的存在吗？耻辱之外，警示之外，今天还能给我们留下什么启发？这其中，除了中国历史以来庚子年的汇通，还有同时期西方历史的汇通。

我始终认为，中国历史要放置在一个更为宏大的世界历史的背景下或者时空关系下进行观照，这样的汇通才有意义。

历史学者柏杨在他的代表作《中国历史年表》里，就在中国历史进程里，同期列出了国外的历史。

这种汇通比较可以让我们很清晰地看出历史演进的规律性的东西：在公元前年表中，中国历史中的神话时代、传说时代、半信史时代、信史时代，乃至到一世纪初，和国外的历史演进基本都是相近的，都在土地和资源的争夺以及政权的更替，惨烈的混战几乎是这个历史时期的主题，但是往后你会发现这个历史开始存在着分流了，中国的历史继续在惨烈的混战中演进，国外的历史虽然也在惨烈的混战中演进，但是多了文化、哲学等思想上的贡献，来自于哲学家的思考，跳出惨烈的战争之外，聚焦于人在物质之外的精神需求。尽管我们会说，我们的历史中也有这样的哲学家和哲学思考，但是，就其对不同民族、国家和语言体系下的人类贡献值来说，东方哲学体系显然比西哲体系要小一些。这也是我们东方的历史继续困在王权争斗之中，而国外的历史则比较早地注意到了律法和哲学重要性的原因。

我想，没有这样的“汇通”，我们就很难获得有价值的启发，而我们的文学书写，则容易陷入矫情、自我、封闭的个人意绪之中。文学和历史的兼融，其本质就是开放、利他的。

另外一个案例则是《长孙无忌：令旗山下的穷途末路》这一篇历史随笔。这篇历史随笔首发于《看历史》杂志，又经《华西都市报》发表，多家报刊转发，传播率很广。这篇历史随笔从唐代名相长孙无忌的人生末路历史写起，观照到现实的重庆武隆地界下，一个村庄的文化突围和留守村民的求变路径，交叉笔法也突出了历史与当下的汇通。

这类历史随笔，我个人认为是作家为历史与当下汇通写作的一个探索，当然，也是近些年来历史随笔深耕文史兼融的一个传统继承。该书还在第一编《历史回环》之外，单辟了第二编《现实对视》。而其中关于历史与地理的关系、大历史与小历史的实践等，都是历史与当下汇通的一个大胆的尝试。诚如中国历史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四川省历史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李勇先所论：《看历史》摆脱了就历史说历史、就地理而行走的一分为二法的束缚，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放置于宏阔的大区域、大视野中，突出当代意识和人文精神，正是作为现代地理学组成部分的历史地理学文学表达的一个极好范例。

2.历史与文学的汇通

这里有必要先谈及作家的选题意识，或者说选题的形成。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凡历史题材的文学书写，一定是先从历史中得到某种触感，最直接地说，就是情绪触发。所以，情绪触发是选题产生的第一个重要的条件，但还不是选题可以成为选题的原因，中间还要取决于情绪触发的现实价值，假如历史触发的情绪，只是泛泛的、一般化的，甚至是前人说尽的，那这样的触发只能说是“泯然众人”，只有我们从历史的罅隙里看到崭新的价值，才可以谈得上选题的方向。然后再从史料里寻找共性的东西，并从这些史料里提炼史学的思考，最后，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

从史料的积累、向史学的思考，再向文学的完成，这大约是我认为的“历史与文学的汇通”的三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或者说历练。

这里我要举史学家陈寅恪先生的例子，来证明文史兼融、尤其是着眼于历史与文学汇通的方法论。大家知道，陈先生有一本非常有名的著作《柳如是别传》，我大约是用了半年时间才读完它。为什么要用这么长的时间？不仅是因为它用很艰深古典的文言写成，更主要的还在于，陈先生在这部著作里，密密实实、循环交错地编织进了他的很多史观、史识和史才，我们每阅读一页，就可以接受到海量的历史信息和历史逻辑，你当然要花很多时间去认识、了解这些历史信息，梳理这些历史逻辑，只有扫清了这些阅读障碍，这本巨著的价值才能得到最大化体现。

这本书本质上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但它的入口则是历史的，庞大丰富的史料，支撑着它的史学性建构。基于文学性的人物传记归口这个客观事实，我认为，《柳如是别传》的价值，首先在于它的文学性价值——即历史以来的人物传记写作，从来没有《柳如是别传》这样的手法和面貌——然后才是史学价值，这种笔法大约后来很难有人操持，原因就在于，当代学人很难得有陈先生这样的史才。他在学术上的“诗史互证”、“文史互证”和“以诗证史”，是历史与文学汇通最好的示范。

但文学家和史学家关于历史与文学的汇通，显然还存在很多差别，这里，我们又不得不提到关于钱锺书先生不理解陈先生《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中、杨贵妃入宫前是否为处女的考证这个公案。“今天很难想象这一类问题的解答会被认为是严肃的文学研究”，钱先生的不理解，按一些学人的阐释，代表着一种典型的因问题意识不同造成的隔阂——感到对方的问题无意义，是不同学科间、尤其是共享同一研究材料的学科间最常见的矛盾。据说结构工程师和建筑师很难成为朋友，大概就是这个道理。“（于溯：《文史结合的三种类型》）很显然，钱先生对陈先生耗费那么大的精力，为妓女柳如是作传也不会理解。但到了晚年，钱先生受托为陈先生整理诗稿的时候，他对《柳如是别传》的史学价值误解才可能真正消除。睿智如钱先生者，尚且对文史的汇通有这样的不同看法，一般性的文史作家，又焉能从这样的史学创作入手的文学作品里，看到学术意义上的创见？

但陈先生的《柳如是别传》还是给我们的文史汇通留下了一个很好的借鉴范例。史料的充分占据、史学观念的形成，再到文学性的表达，三个层层递进相因的创造和写作周期，对作家而言，是选题一旦确立，就必须要逐一解决的问题。

《嘉庆年间的海上缉盗》一文，首发于《看历史》杂志，后来也收录于《看历史：大区域视野下的人文观察》一书。它的入口仍然是史料的，其核心史料来自于我有一年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发现了一部在大陆没有的书：《清代琉球史料汇编——宫中档朱批奏折》。这本书将清廷在顺治开始直到光绪末期的两百多年间，历代帝王关于台湾事务的朱批进行了全面展示。其中，海防大臣的奏折中，便有关于海上冲突等诸多事件的报告。而这些事件，又集中出现在嘉庆皇帝亲政后的那段历史时期。这些档案要用文学性的表达出来，才更好看，更吸引人，也更能传递出史料的价值。

另外一个案例，是我正在着手创作的历史随笔集《蜀隐志》。这部作品选择了由宋到清末八位蜀地或旅居蜀地的士大夫的隐逸人生为主线，以编年的方式，展开他们和时代的叙事。其中，任渊的少年之隐、魏了翁的守丧之隐，李鸿裔、洪尔振、宋育仁的宦途之隐、乔大壮的时局之隐，他们形态不同的隐逸，皆成就了影响后世的艺文之功。这八段亦隐亦显的历史，旨在揭穿千年以降文人士大夫复杂幽微的心史，并为文人士大夫的入世还是出世的千年之问作出回应。

出世还是入世？

隐逸还是裹入红尘？

这个困扰着中国士大夫阶层近3000年的问题，一直没有一个标准答案。相较于入世动机的相对一致，即为时代所用，既一展抱负、又安身立命，隐逸的理由和动机又各不相同。又从隐逸的方式而言，又每每因人而异。“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这样的隐逸层次，是否就是文人士大夫共同的选择？

《蜀隐志》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就是在完成基础的史料搜集的同时，要有史学的思考，然后，用文学性把它表达出来。

3.实证与推论的会通

但文史汇通还必然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当从文学性角度考虑，选题确立之后，史料的匮乏和不足的问题，这就考验作家综合调度笔记等野史以及地理学、心理学等其他综合学科的能力。一言以概之，就是当历史的实证不足时，综合其他学科的推论与实有的人物进行会通，就显得特别重要。

用上述柏杨先生的历史年表方法，假如我们观察到近些年来，美西史学界和中国传统史学界在实证方法上的异同之处，我们就会发现，这样将实证与推论相会通的重要性。就具体的史学实践而论，在处理理论与材料、学术与时代、宏观与微观、中学与西学、史学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关系上，一批留美回国的史学者更注重“史无定法”，即不局限于一种理论、一种方法，不把唯物史观作为唯一的指导思想，强调史学的多元化。

四川美术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花间派词人欧阳炯》（2024年1月）一书，关于欧阳炯不接受宋太祖诏命前往南海这一问题，历史的实证材料遗漏了，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合适的心理推论就是作家需要补起来的一个不足：这一年,欧阳炯已 74 岁,年迈体衰,称病或是实情。他坚持称病不出的主要原因,或许还在于他不愿以降臣身份,前往刚刚被北宋征服的岭南,再一次遭受羞辱。这表达了一个降臣最后的倔强。

在《北宋名臣薛奎的成都岁月》（四川政协报，2024年4月16日）一文中，关于薛奎在成都任知府，发现并重用范镇，但是又并没有像他喜欢欧阳修和王拱辰而将自己五个女儿中的一个许配给范镇一样，这样的以嫁女来培养重用人才的方式，为什么在范镇这里没用？作家在实证不及的时候，用推论补足，也是一种功夫：薛奎在蜀认识范镇在先，而榜下捉王拱辰和欧阳修为婿在后。以薛奎对范镇的赏识，他是愿意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范镇的。范镇没有像后来的欧阳修和王拱辰一样成为他的女婿，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是薛奎在成都发现范镇这个人才时，范镇已经十九岁，可能已经结婚或者已有婚约在先；二是当时自己未嫁的女儿实在还太小，未到出阁的年纪。这里，就有作家必要的社会学积累。

二、文史写作的通鉴构造

作家的写作，率意、天真，自然，这是优点；但缺点随之也存在，即缺乏系统思维。在选题的确立上，偶然的触发因素占据主导地位。有系统思维的作家，假如将历史与文学的汇通作为毕生志业，那么，他就必然要在汇通的基础上，考虑系统写作的史鉴价值。

这不单纯是向史学两司马致敬的问题，而是文史兼融的时代课题。

在这里，不妨向大家报告一下我文史写作的系统考虑——用接下来的时间，写一部编年体的《治蜀通鉴》。

具体考虑是：从张仪建筑成都城、有首任四川（成都）郡守开始，以编年的方式，将三千年蜀地（成都）的历任知府在成都政治作为和民生影响进行历史汇通，文学改造，为深度展现蜀地（成都）的政治治理、社会发展、经济变革和文化进步，尽一份巴蜀作家的责任。

目前，我已经着手搜集宋代的史料。因为宋代出版繁荣、史料遗存较多，来蜀地的官员要么是重臣名臣，要么是有清誉的文人士大夫，其在蜀地（成都）的地方治理范式极有参考性。

这部通鉴的写作范例大概包含了以下几方面：

一是人物谱。史料中的蜀地（成都）任守的资料运用。

二是事功表。史料及民间传播的任守的正面事功及其反面教训。其中，既考验作家对丰富历史材料的取舍，也考验作家对材料稀缺的历史人物的合理推论。

三是历史论。综合以上资料，对这一任守的政治作为、社会治理、经济发展和文化推进等诸多方面，仿照钱锺书选注宋诗的笔法，给予类似“臣光曰”的文学评议。

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文学史学兼融的事业。期待大家给予帮助支持。

三、文史兼融的思想性建构

最后一个问题，作家的文史兼融写作，要不要有思想性建构？

我的回答是：肯定而且必须。

这就关系到文史兼融写作的一个关键词：气质。

它指向的是文史写作中，文学性与思想性的高度融合。

那么，文史兼融写作，要呈现怎样的气质？我觉得，至少不能少了文学性和思想性。两者的有机融合，会使历史随笔呈现出一种有别于其他随笔的独特气质。在《看历史—大区域视野下的人文观察》里，我试图努力让每一篇随笔都呈现出至少一种气质。《庚子纪事》里，我需要回答对“‘庚子年’历史梳理的目的和价值”这个问题；在《长孙无忌：令旗山下的穷途末路》里，我用历史叙事和当下叙事交叉推进的结构，试图呈现历史遗留的当代性思考；我写游侠范寮，是希望自己的选择，既亲近大人物，也不忘小人物；我关注王维、李白和杜甫的“十五岁现象”，也关注东坡和杜甫的“中年况味”；在《最后的古井》里，我试图对乡村改造提出一点哪怕是粗浅的时代反思。这些都可能是历史随笔文学性和思想性的范畴，深刻或者肤浅，浅尝辄止或者大力深耕，因人而异、因功力而异，但至少，该是这样的方向。

这就势必带出两个命题：一是历史随笔的文学性建构，二是历史随笔的思想性建构。第一个命题，关于历史随笔的文学性建构。我理解，至少不能少了以下几方面的努力：

1.作家的理性之思与感性之笔；

2.到田野中去；

3.与古人意接与神会；

4.理解之同情；

5.时代呼应；

6.最后，是政治学、民族学、地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的综合运用。当然，“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这些学科的积累，确乎需要时间，所以，我们也会说，历史随笔是思想者操持的文体。

第二个命题，历史随笔的思想性建构。它涉及三个方面：

1.“我”在历史时空中存在的价值及其意义；

2.“我的”史观是怎样的？

3.“我”想要表达什么？

这里有四个关键字：时、空、史、论。时、空、史都是基础，论才是核心，但时、空、史是通向论的必由之路。没有时、空、史，论就是空中楼阁，或者是蹈空之论。

以上是我向本次论坛提交的一个粗浅的思考，不妥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感谢大家的认真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