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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龙心理研究推送的第381篇原创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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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把中国心理学理解为文化心理学或理论心理学或其他任何一个西方心理学概念或分支的时候，已经足以证明，你还是在西方心理学框架下思考，你已经被西方心理学理论概念画地为牢给束缚住了。

中国心理学，是与西方心理学完全不同的体系，是用中国文化构建起来的心理学，它当然包括基础理论，但又不限于基础理论，它还是基于实践并行之于实践的，是知行合一的。所以，中国心理学本身既不是文化的，也不只是理论的，而是超越于文化和社会的普适于全人类的真正意义上的心理学，是人类终极心理学！

——题词

中国心理学论坛第58场（4月17日已开）、第59场（4月24待开）场的主题是：中国心理学如何实现以中国文化为主体？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需要首先搞清楚中国文化的三个基本问题：

1、什么是中国文化？

2、中国文化有哪些特点？

3、哪些东西可以代表中国文化？

正如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老师所说，从晚清以来，一直到现在，关于中国文化的讨论是非常多的，从林则徐、魏源“睁开眼睛看世界”，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来讨论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过去对中国文化的讨论，或者给中国文化的界定，往往是大而化之、似是而非的。我们有一些高度概括的形容词，可是说实话，你听完了，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然而，只有将上述三个基本问题搞清楚了，能落地可操作了，才有可能谈得上中国心理学如何实现以中国文化为主体。因此，真正搞明白中国文化的这三个基本问题，就成了我们构建中国心理学所面临的首要任务。

兼听则明。让我们先一起来看看著名文史专家、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老师的看法。

葛兆光，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曾任扬州师范学院（今扬州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曾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教授，上海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及历史系特聘资深教授，兼任国家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成员、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古文献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复旦大学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兼聘教授及日本京都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台湾大学等校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化史。主要著作有《禅宗与中国文化》（1986）、《道教与中国文化》（1987）、《中国思想史》（两卷本，1998，2000）、《增订本中国禅思想史--从6世纪到10世纪》（995，2006）、《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2011）、《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2014）等。

葛兆光教授认为，文化是一种现象、一种特征，文化无高低，民族无贵贱。因此，我们现在需要理性地、历史地、自觉地认识中国文化，这样才能够和各种民族、各种文化有互相交往、互相理解与平等的态度。

葛教授希望能讲清楚什么是典型的中国文化，即中国文化的特点，什么在中国比较明显，在外国不太明显，什么在中国有，外国没有，这样，我们才能把它称作“中国文化”。

由此可见，葛兆光教授是把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特点合在一起来认识的，他认为，具备中国文化特点的文化才是中国文化。

葛兆光教授认为，中国文化有五个典型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通过汉字阅读、书写以及汉字思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要知道，现在全世界除了极少数，像中国云南纳西族的东巴文字以外，所有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基本都在生活中消失了，只有汉字仍然和它最起初的象形性、原初性，保持着直接的联系。因此，用汉字来说话、思考、阅读、书写，就会带来很多特征，可能会有一些重感觉重联想、但语法相对简单的特点。在古代中国，汉字这种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历史上没有中断，延续到现在，它对我们的思维、阅读和书写，都有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到了东亚，形成了所谓的“汉字文化圈”。

第二个特点是家、家族、家国以及在这一社会结构中产生的儒家学说。这是非常有影响的。简单地说就是两个原则，一个是“内外有别”，父母夫妻之间，分内和外，也就是说，女性的亲族和男性的亲族，等级远近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叔叔、伯伯，那是你的父党，同姓;但是，舅舅、阿姨，那是母党，不同姓，所以，外公外婆是外，爷爷奶奶是内，是分得很清楚的，但在西方就没有如此细致的划分；第二个原则就是“上下有序”，必须讲清楚上下，伯仲季叔，分得清清楚楚，不能乱，而且中国的家庭、家族、家族共同体再放大，那就是国家，国就是放大的家，家就是缩小的国，但西方不论是country、state都没有“家”的意思。在中国人的观念世界里面，上下有序、内外有别，这种伦理即使是在国家层面上也是非常严格的，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了儒家学说。

第三个特点是“三教合一”的信仰世界。这是中国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宋孝宗、永乐皇帝、雍正皇帝不约而同讲过几乎相同的话，叫“儒家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也就是说，儒家管社会治理，佛教管精神修养，道教管身体修炼，三教看起来蛮融洽的。其实从历史上看，这个道理很简单，在中国，佛教道教没有绝对性和神圣性，所以很难看到宗教之间的辩论，也不大会有宗教之间的战争。这是中国的一个特色。

第四个特点是中国最有趣的阴阳五行。

第五个特点是中国的天下观念。中国古代的世界观，跟其他国家和民族很不一样。古代中国人有一个宇宙想象叫做天圆地方，就是天圆如倚盖，地方如棋局。即天是圆的，像斗笠一样，地像围棋棋盘一样。天的中心在哪里呢?古人想象在北极。

葛兆光教授认为：这五个方面如果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非常明显的中国文化。他强调说：现代中国是五方杂糅形成的，就连汉族本身，也是五方杂糅的，从秦汉到隋唐，其实不断有外族进来，汉族也是逐渐吸纳、融合、杂糅了其他民族才形成的，所以中国文化是复数的文化，不是单数的文化。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可能成为盲目的文化自大。

这就是说，汉，不仅仅是指汉民族，还指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国56个民族，他们一起构成了作为一个整体的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汉字，也不单单是指汉民族的字，而是指以汉族为代表的56个民族所构成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大一统的中华民族的用字。

反过来说，凡是具备上述五个特点的，都是典型的中国文化。

葛兆光教授还认为，现代中国文化变革不同以往的文化转型，历史上，中国在很长时间，总是“在传统内变”，主流文化始终还是在汉族文化传统系统里面作调整，这是因为在古代中国，无论是佛教、三夷教、伊斯兰教，还是明清天主教，始终没有任何文化可以挑战和改变这个汉族中国文化，所以，变化都是在传统内部的调整、适应、改革、变化。但是，到了晚清，由于坚船利炮、西力东渐的原因，中国不得不“在传统外变”，不得不越出传统，文化就面临危机。从1895年到1919年，这是中国思想和文化转型最重要的时段。面对西洋和东洋列强，中国人处于一种焦虑和紧张的心态中。以前那种很自信、很安定的样子已经很难看到了，优雅、宽宏和从容，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相应地，刚刚我们讲的汉族中国的文化的五方面也出现了变化。虽然大多数中国人仍然在用汉字，但现代汉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提倡白话文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因为要普及识字率，提高国民的文化程度。但是，也出现了一个新旧文化断裂的问题。当以前的口语变成书面语言之后，使得雅言和俗语失去等秩，同时也使雅、俗不再有分别。

第二个，家、家族、家国，以及儒家学说，也出现了问题。虽然现代中国尤其是乡村仍然保持着一些传统家庭、家族组织，中国人至今还是相当看重家庭、看重亲情、服从长上，但是，城市化、小家庭化、人口流动，使得家庭、社会和国家的结构关系发生了变化。过去那种密切的、彼此依赖的邻里、乡党、家族关系，已经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消失了。因此，儒家家族伦理与国家学说，也逐渐失去了原来的社会基础。

第三个是信仰世界。自从晚清以来，儒家在西洋民主思想的冲击下，佛教与道教也在西洋科学思想的冲击下，受到“破除迷信”的牵累，逐渐退出真正的精神、知识和信仰世界，越来越世俗化、体制化和旅游化。因此，传统的信仰世界也在危机之中。

第四个是阴阳五行，在科学的冲击下也越来越难以维持，它在现在已经不能完整地解释世界万事万物了。阴阳五行学说，现在基本只在中医、风水、食补等领域里面还保存着。在整个现代的知识系统里面，它已经到了很边缘的地方。

第五个是“从天下到万国”，基本的世界观念变了。随着晚清以后西洋进入东方，不仅摧毁了原来中国的天下观念和朝贡体制，也重新界定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古代传统里面的宇宙观、世界观、朝贡或册封体系，已完全不现实了。

上述变化说明，中国文化——尤其是汉族中国文化——已经处在一个需要重新认识和重新理解、重新更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