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六朝以来，伴随着经济中心南移，东南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逐渐超过北方，并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杭州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东南地区乃至全国中心城市。去年11月，在杭州市政协主办，杭州市社科院、杭州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杭州文史研究会、杭州市政协文史馆等单位承办的2019年杭州文史论坛暨“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千年以来东南地区文化区位重构与杭州的崛起”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上海市社科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东南地区经济文化区位重构、钱塘江流域开发及其中心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等问题。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楼劲，浙江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陈志坚，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冯贤亮分别以“六朝浙东与钱唐升州”“杭州何以成为‘东南第一州’——隋唐至北宋杭州的发展轨迹”“儇巧繁华：明代杭州的城市社会与生活”为题作了主题发言。现择其要旨，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据人民政协报 六朝浙东与钱唐升州

钱唐梁末开始升郡，至隋而终于成为杭州，与六朝时期浙东地区的发展密不可分。六朝除孙吴一度建都武昌外，一直都依托江东面向北方而建都于建康(今江苏南京)，浙东由此成为切近都城腹心的重要地区；而此期的建康与时人所称的“东土”会稽一带，又因历史与现实多重因素的交织，出现了一系列密切互动的事态。这可以说是六朝浙东发展的最大机遇，同时也构成了钱唐地位上升的重要背景。

秦及西汉设会稽郡，治于吴县(今江苏苏州)，重心一直在太湖流域。其南缘的钱唐自秦始皇东巡会稽始设县，是因其地自春秋以来即为浙水下游最要渡口，实为制驭浙东沿海及于闽中诸越之要津。西汉会稽郡分设东西部都尉，西部都尉镇驻钱唐，东部镇鄞县一带，即承续了这一战略安排。东汉时期浙东、西皆属扬州，大抵分属吴郡、会稽郡，吴郡仍治吴县，会稽设治山阴(今浙江绍兴)。不过吴郡的区划向西南伸出了一个狭长地带，即浙水入海口钱唐至其上游（今建德一带）的两岸地带，包括钱唐、富春两县之地。这就把进入浙东的沿江重要门户均置于浙西吴郡属县的控制之下了，为统治者对某些叵测之地分其要冲、夺其完形的常用手段，也就是说，秦汉以来朝廷及江东扬州大区的布局中，浙西与浙东关系的要点在于备海与制越，浙东地区多被视为东南沿海“海贼”出没和诸越活跃的偏远之地。这种由吴郡控制浙东门户的局面，自孙吴、两晋延续到了南朝。

自东晋至南朝，浙东向州级政区过渡，两浙之间的多重联系也日益密切。浙东逐渐摘掉了偏远叵测之地的帽子，并在保持备海制越底色的同时更增其要，成为江东政权的战略重镇和迁都备选之地。而贯穿于其间的，则是其从受制于吴中到地位与之相仿而相互依赖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太湖流域尤其杭嘉湖平原与浙东的宁绍平原已在诸多方面连为一体，其西、其南山区与沿海平原的联系也已空前密切，其政区建制随之升格，浙水两岸归属吴郡的布局已无必要。这就使钱唐作为联结浙东和浙西的最要枢纽，更多地承担了经济文化等多重联系的功能，从而为梁陈至隋升之为郡州提供了条件。

六朝时期，浙东既是向北支撑吴中王畿的腹地，又是向南控驭闽、赣地区的要冲，实为牵动六朝整个战略后方和全局形势的关键区域，作为其中心的会稽至于东晋更已人户繁盛，农业、冶铁、制瓷、造纸及商贸诸端的发展均甚可观，长期为江东政权倚重特深的剧地要所。“今之会稽，昔之关中”一语，显然是切合整个六朝时期浙东的区位特点的。这一时期浙东与首都建康形成的多重特殊关系，对其各方面发展有着较大促进作用和深远影响。在经济上，东晋侨姓官贵多在浙东置有产业，这是此后建康与浙东长期保持特殊关系的一个基础。永嘉以来南渡之人徙至江东者，大多侨居于建康周围地区，为东晋赖以立国的基础力量，其中势大者皆入朝为官世居建康，但多在浙东会稽一带置立田庄别业。在政治上，聚于建康的侨姓显宦世家既多有成员寓居会稽一带，浙东与建康政局也就多了一重连接纽带，使其间的人、财、物往来更为频繁而顺畅，这也是促使杭嘉湖与宁绍平原经济社会日趋一体的要素。在文化上，以王（琅琊王氏）、谢（陈郡谢氏）为代表的侨姓高门上承魏晋风流而下启江东新局，其中著名人物既多寓居、游集于会稽一带，自会极大地促进浙东与建康在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联系。

也正是由于与建康之间的多重联系，使得会稽一带不断汇聚了各方人物、多种观念和文化而愈引人注目。东晋南朝拥有举国声誉的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结晶，均因会稽与建康特有的密切关系而得络绎传入不断光大，其影响则多回馈建康等各地而及于南北朝隋唐。更何况，会稽一带自东汉王充至于孙吴虞、孔、贺、谢、魏氏等高门人物，经、史、文学等俱已可观，至东晋以来其地方文化又得上述机缘而风云际会，在诸多方面与外来因子相互激发，交光互摄，遂能风气日新而人才愈盛。这都进一步提升了浙东的文化品格和地位，尤其地区中心会稽的总体状况，可说已隐隐成为江东治下仅次于建康的文化中心。总之，六朝会稽与江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建康之间的特定联系和密切交流，使各方人物、多种资源不断分聚于此又影响于外，区位优势得以发扬、升级，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浙东各方面发展的重大机遇和两浙关系日趋紧密的难得条件。因而上述所有态势，无疑都极有利于提高钱唐这个通向浙东最要渡口的地位，构成了其在六朝后期由县升郡，至隋又由郡升州的又一背景。

六朝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佛教和道教异常活跃的时期。其发展和传播在两浙地区内部、两浙地区与建康呈现联动互补态势，这一态势构成理解这一时期钱唐地位上升的又一重要方面。宗教信仰及精神世界的走向，既与诸政治、经济和文化趋势交织啮合密不可分，又居于一般思想观念的上流而特具深入人心、能动先行的性质，也就不能不是推进及理解当时诸多历史进程至为重要而不可缺位的维度。在这个意义上无妨认为：正是由于精神世界上日益趋于一体，才最终奠定了六朝时期杭嘉湖与宁绍平原地区的一体化，消解了浙水东西两岸地带长期由吴郡控制的局面。

杭州何以成为“东南第一州”——隋唐至北宋杭州的发展轨迹

“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从隋代设州到北宋成为东南第一州，杭州从一个普通的州发展为无可置疑的东南地区中心城市，按照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一、隋朝是发端期。隋朝国祚虽短，但对杭州而言，有两个关键性的突破：一是杭州立州，自此稳定地成为直属中央的一级政权，政治地位有了质的飞跃；二是全国性的大运河开通，南以杭州为终点，使得杭州进入到全国的交通网络中，成为关键节点。从城市经济（包括人口）的角度，为杭州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活水。以上这两点都为杭州成为区域中心城市道路开启了大门，隋代可谓是杭州的新起点。

二、唐朝是奠基期。漫长的唐朝为杭州的城市发展夯实了基础，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杭州城市经济的突出发展；二是城市建设和城市面貌有很大改观。杭州城市发展的特殊之处在于所辖地不广，农田不多，农业经济总量有限，但是城市经济相对而言特别发达。这很大程度上是由杭州的交通优势（特别是运河的开通）所带来的贸易便利，导致了城市商业特别发达。所以，李华的《杭州刺史厅壁记》中提到交通优势，如“咽喉吴越，势雄江海。……水牵卉服，陆控山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十分精确。到了唐后期，杭州在城市建设方面有了很大突破，体现在几个方面：海塘和沙河的修建———有效抵挡钱塘江潮水的侵袭；西湖的整治和开发———对杭州的城居和农业发展、运河运输带来足够的蓄水；六井系统的建设———使得杭州城居面积得以扩大。这些都使得杭州的城市面貌有很大改观，由聚落“点”，逐步沿运河汇成“线”，并向“面”扩展。另外，由于诗人的传颂、西湖的整治等，使得杭州美景名扬全国，美誉度和认知度得到很大提升。不过，与同时期东南地区的其他区域中心城市比较而言，杭州在政治地位上，尚有较大的不足。

三、唐末是关键转折时期。在唐末的动荡时期，杭州凭借着军事优势，获得了对越州、苏州两地的压制性胜利，成功脱颖而出，成为真正的区域中心。由于地处“边缘”，杭州较早地出现了“乡兵”这种扎根地方的军事组织，最终成型的“八都兵”使其在唐末大分裂局面中夺得先机，占据了军事优势。在进一步击败浙东（先后有刘汉宏、董昌势力）、浙西（周宝等）后，钱镠占有了两大重镇：越州、苏州，并获得浙东、浙西两道节度使头衔，将军事优势转换为了政治优势。接下来钱镠坚定地执行“杭州本位政策”，并以杭州为中心，四出攻占州县，最终拥有十二州之地，奠定了吴越国的境域。同时，因为“杭州本位政策”的贯彻，导致钱镠必然将吴越国首府放在杭州。这就使杭州首次成为东南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这是杭州历史地位又一次质的飞跃。

四、吴越国和北宋是巩固发展期。吴越国时期，杭州发展的“红利”与其“首都”地位有重要关系：人口的聚集、赋税的集中等都使得杭州城市有很大的发展。而且，海外贸易的发达也使得杭州的城市经济受人瞩目。城市建设方面，夹城、罗城、子城，以及钱氏海塘的修建，都给杭州城市面貌带来极大扩展和改观。此外，由于钱氏佞佛，使得杭州具有了“东南佛国”的美称，这对提升杭州城市美誉度也起到了很大作用。

北宋时期的杭州，虽然对本地区的经济吸取力度降低，但也最大程度上继承了吴越国时期的政治地位，成为两浙路的路治所在，这也进一步巩固了杭州的区域中心地位。而城市经济和城市人口方面，也延续了唐代以来的特色，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甚至领先于全国。比如在人口方面，城居人口数量众多，而且城居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极高；另一方面，杭州城市经济的发展，从商税、酒税上高居全国首位，也能得到充分展现。此外，在城市美誉度上，“东南第一州”也获得了时人的普遍认可，甚至得到仁宗皇帝的“钦定”。

除了纵向历史的各个阶段的具体叙述外，杭州城市发展的原因，尚需要分析一些更加宏观层面的因素。在诸多因素中，地理因素恐怕是基础，也是首要因素。

首先，要从地理的宏观区位上分析，杭州的经济———主要指杭州相对发达的城市经济，是建立在东南地区整体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没有“全国精华所萃”的江南地区做大的背景，杭州不可能发展出发达的城市经济。发达的工商业，是需要发达的农业经济做基础的。因此，居于东南地区中心位置的杭州，天然地拥有了地理区位优势。

其次，就是杭州特殊的交通地理优势。一是吴越咽喉，扼控钱塘江南北路线之口；二是江海交汇。更宏大一点的视野，则可以看到，杭州是大运河的端点和节点，也就连通着北方，乃至整个中国。杭州依存着钱塘江及渡口、大运河，这些都是杭州交通优势的具体凭借。这些交通优势，在南方经济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不断在杭州这个节点转换为发达的城市经济。

第三，从唐后期的政治地理上看，杭州其实处于浙西道的“边缘”。这个地理劣势，在唐末动荡中，反而一举成了军事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倒逼着杭州地区最先发展出本土武装“八都兵”。最终杭州的军事优势，在唐末南方以州为单位的细碎化割据局面中，较为轻易地占据了优势地位，并成功转换为政治优势，杭州则从政治地理的边缘一举成了政治地理的中心。这为杭州的地理优势补上了所缺的一块。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具体的地理优势，如兼有山水之美，也是杭州的地理优势条件之一。某种程度上，杭州的湖山之美，是得天独厚的条件。

当然，另一方面，杭州的地理条件也有不利的方面，比如腹地不广，土地不多，城市要遭受江潮影响，地下水长期不利于饮用，等等。但是在杭州的发展过程中，人们通过各种努力，不断地克服了各种困难，将劣势尽量转换为优势。可以说，不看到这点，不重视人的作用，也是不能充分理解杭州的发展历程的。

总之，杭州从普通地位提升为区域中心城市，当然是有着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作用的，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等，但追寻其源头，很多因素都与其地理因素脱不开关系，甚至很多时候，地理因素会起到十分关键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杭州的崛起，要特别重视其地理方面的因素。

儇巧繁华：明代杭州的城市社会与生活

宋室南渡，杭州一跃成为中国东南地区至为繁华之地。其繁盛之状所能呈现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地位，至今未有大的变动。其后，杭州地区的发展，明代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作为东南地区一大都会以及浙江首府，杭州社会形态与生活变革，都堪为江南地区发展的代表，也是江南文化表现最具典型地方之一。物质化与商品化，事实上成为明代中期以来日常生活与文化的基本驱动。

这一带江河清洁，人多佳丽。古人笔下的杭州风光，多呈美妙之态，一些权威性的评论基本都始于宋代，如“湖山映带”“山川秀丽”“水陆之会”“龙山据其首、西湖蟠其腹、天竺耸其膺、东山卧其背”等，说明杭州经过唐末五代割据政权的发展，到南宋时作为偏安东南一个王朝的首善之区，经常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或向往，日常风俗从比较早的原生状态（如“以船楫为车马”“吴越尚勇”的形容），到宋代已是“俗尚侈靡”“人性敏慧”“习俗工巧”，这样的描绘一直到明代前期都被时人认可。

在明代，杭州城虽然作为浙江省的最高行政驻地，但其作为府级行政区，直接统辖的除杭州城（含钱塘、仁和二县）外，还有海宁、余杭、富阳、临安、於潜、昌化、新城七县，且多数属天目山山区。地区开发与行政建置，到了明代已基本稳定。这可以从反面说明地域开发比较成熟。而从广泛的地域上讲,杭州属于传统的“浙西”（包括杭、嘉、湖三府）。区域内的自然环境与人工改造，时刻影响着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与生产。杭州地区内部环境的差异极大，田土的肥瘠高下更是不等，对民众生活都有很大的影响。“一方有一方之物”，所谓“山之竹木、海之鱼盐、泽国菱芡、斥卤木棉、莽乡羊豕之类”，不同的环境可以营造出不同的生存方式和生产选择。以杭州为代表的明代中国东南社会,由于开发的加深、民生的广泛拓展，出现了一些“窘迫”的景象，集中的体现就是所谓“人稠地狭”，由此导致人们的谋生之途发生许多大的变革，多样化的经营或生产方式被导入进来，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又促进了消费的兴盛与生活的繁荣。

到万历年间，原先是所谓“草深尺余”“狐兔为群”的杭州近郊僻地，也已“居民栉比，鸡犬相闻，极为繁庶”。时人这样说道：“今天下浙为诸省首，而杭又浙首郡，东南一大都会也。其地湖山秀丽，而冈阜川原之所襟带，鱼盐秔稻、丝绵百货于是乎出，民生自给，谭财赋奥区者，指首屈焉。”作为浙江的首善之区，杭州城里百货所聚，当然包括省内各府县的各种特产：“湖之丝，嘉之绢，绍之茶之酒，宁之海错，处之磁，严之漆，衢之橘，温之漆器，金之酒。”即使在杭州城外，生活景象也十分繁华，“北湖州市，南浙江驿，咸延袤十里，井屋鳞次，烟火数十万家。”在这样的城市环境中，职业分化十分细致。很多人为了谋生，需要依靠精湛的生产技术，由此也使地方上的整体生产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从而闻名全国。在多样化的经济生活之繁荣的前提下，人们的生活需求日趋多样，各类娱乐活动中心及其服务行业，都极兴隆。民生日常与城市的夜生活极显繁盛。而夜市自宋代以来，一直颇为兴盛，规模也大，“灯火盈街，夜市如昼”，堪称城市生活繁盛的重要体现。总体而言，城乡经济活跃，流动人口较多，服务行业兴盛，文人、乡宦、侠客等人频频出现于这些地方最优胜的去处，生活方便，信息便捷，更有许多奢侈性的消费场所，共同构建出一幅繁华的生活图像。显然，经济上发展到一定水平，自然会导向更高的休闲生活追求。

杭州地区的社会变迁，在明代中后期表现至为明显。城乡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体现在许多方面，广涉人们的生活日常，衣、食、住、行。譬如行，旅游、坐船、乘轿等，日渐风靡。在嘉靖以后，风俗日奢，消费增加，既提供给民众更多的就业机会，也使整个明末社会风气发生较大的变迁，改变了嘉靖以前较为宽厚的政治风气。

当然，经济生活的广泛扩展，不仅使人们的生活追求出现了更多的需要，而且在无形之中也使民间风习中的许多固有传统发生着深刻的变革。譬如，历来讲求传统礼仪的婚丧嫁娶、民间长期稳定的风俗习惯，都开始慢慢发生了转变。传统礼制规范在日常生活中的式微，也昭示了这个特定时代中社会变迁的剧烈程度。再如成化、弘治时期的杭州地区，祀神赛会其实已经十分昌盛。其繁盛之状，也能反映整个江南的普遍情况。

明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发展，较诸中国其他地域，具有明显的先进性；其繁复、多样的经济生活，城市与乡村日常的诸多不同，民众生活的起伏与风气变革，都在这样一个地域中展现得十分清晰；而杭州城作为东南大都会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又常常引起时人与后世人们更多的怀想，文人笔录中展现出的各种细致描述，从诸多侧面，丰富了明代杭州的历史。而在学术发展方面，从明末以来直至清代乾、嘉时期，杭州在全国的学术地位并不同，但从浙东、浙西的分野而论，杭州又处这两个区域不同学风的接触交融点，从而显现出其独特的价值，从道光朝开始，杭州成为了东南地区的一个学术中心，以新风气领导全国，求是精神已构成三四百年来杭州的传统学风。

社会与人生，是两个交融的范畴，社会的变迁不能代表具体的人生。相对杭州中上层社会的生活而言，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仍然较为艰辛，其衣食之源虽因经济生活与谋生之途的广泛扩展，而多有所获，但其人生并非完美。这是中国任何一个地区都存在的普遍情形。“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即便是在杭州府这个幅员不太广阔的地区，区域内部的细微差异，常常会生成不同的风俗文化与生活、生产习惯。一段具体可感的历史，一种丰富生动的面貌，通过多种传世历史文献能得到较好的呈现。明代杭州城乡生活的整体性，由此被建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