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三联学术论坛”第12期从跨学科视角出发，邀请来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的多位学者，重访中国文学的多重起源，讨论先秦时期诗歌与诗学的发展、中国经典传统的本土性与世界性等议题，与读者一起思考早期中国独特的文学文化视界。我们对学者的发言进行了整理，将陆续在本公众号推送。今天推送柯马丁教授的发言，感谢作者授权。

柯马丁（Martin Kern）

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授，德国科隆大学汉学博士。学术领域涵盖先秦两汉文学、文献学、思想史等，致力于早期文本的形成、接受、经典化研究。英文专著有《早期中国的文本和仪式》（Text and Ritual in Early Chin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5）等，近期编著有《重访孔子与论语》(Confucius and the Analects Revisited,Brill, 2018)，《中国政治哲学的起源》(Origins of Chinese Political Philosophy, Brill, 2017)等，有中文新著《表演与阐释：早期中国诗学研究》（三联书店，2023）。

当我们思考中国文学的起源时，

我们到底在寻找什么？

文丨柯马丁

谢谢杨慧林老师，谢谢三联。今天我非常高兴参加这个学术对话。非常遗憾，我现在不在北京，因为航班的原因，我没有来到北京。我现在在普林斯顿。

当我们思考中国文学的起源时，我们到底在寻找什么？首先，什么是“文学”？我们知道《论语》中出现了“文学”这个词，但我们也知道，它并不意味着我们今天使用的“文学”。它指的是文化模式，包括音乐、诗歌、礼仪、服饰等等。因此，我们必须在它自己的历史背景下理解“文学”这个词。章学诚说“六经皆史”，是有道理的，所有古代经典都被当作历史的证据来解读。事实上，当我们研究中国早期文学时，我们会发现大多数对中国古代文学学者所研究的都不是文学美学，而是文学史。换句说，我们总是从中国历史出发，把文学当作历史和作者的人生经历的证据来解读。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 《文史通义教注（全三册）》，中华书局 ，2014

当然，这都很重要，也很有意义。我们永远不能忽视历史。但是，我们怎么了解所谓的“历史”？如果我们认真地看历史，就会发现每一代人都需要把自己的历史观历史化，把一代又一代对历史的学术传统历史化。我们知道，所有的先秦典籍都经过了汉代和六朝的编辑。即使是文字系统，也是经过六朝的不断发展，直到唐代才稳定下来。我们也知道，今天看待古代作家的方式，并不是他们所处的时代看待他们的方式。北宋古文运动推动者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今天的观念：我们的司马迁、我们的陶渊明、我们的杜甫都是由北宋学者和文人为我们定义的。问题是，宋代人对汉代、晋代、唐代的文学的阐释和利用未必很正确。我们还知道，今天对古籍的许多解读是在五四时期重新定义的，重新构建的，而五四和民国时代的学者从新民族主义国家的视角和目的来解读古籍。在这一过程中，胡适极为重要，鲁迅如此，闻一多如此，陆侃如和冯沅君如此，郭沫若如此……。“诗歌”、“戏剧”和“小说”等等类别被重新定义，而这些就是我们今天使用的类别。但这些并非中国传统的范畴，乃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西方范畴。换句来说，我们要将自己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范畴历史化，也要批评和怀疑这些范畴。同样，我们要批判和怀疑我们正在使用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什么是作者？什么是文本？在早期中国，“诗歌”是什么意思？什么是文本的物质性？文本如何流通？谁能阅读这些文本？为了阅读和理解一个从未见过的文本，需要哪些知识条件？

1917年《新青年》刊登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总之，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早期文学？是用我们自己的概念，还是用传统的概念？我认为用今天的文学概念肯定不对，但是用传统的概念也有问题。我们当代的文学概念不符合早期中国的历史情况，然而传统的概念也不一定符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能混淆两个东西：中国早期历史和文学本身，和后来关于它的学术传统。这两者绝对不是一回事。如果真的想了解中国早期历史和文学本身，首先要批判和怀疑后来的传统，也要了解流传下来的观念和偏见，他们自己有自己的历史。这是一种学术上的自我批判。然而，很多学者认为，如果批判和怀疑传统，就是批判和怀疑早期历史和文学本身。显然，事实恰恰相反。我们应该把早期中国从后来的理解中解放出来，才能重访早期中国本身的历史和文学。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结果又会如何呢？今天，我想专注于中国早期诗歌，尤其是《诗经》和《楚辞》。我认为，要超越传统而学习这些诗歌，我们先要注意一些基本方法和工具：

第一，我们需要了解文本所处时代的物质条件，即真正的历史理解。当我们说早期中国的人阅读《诗经》的时候，需要追问：《诗经》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文本是什么样的？它的物质性质是什么？谁拥有了这个文本？谁能阅读它，如何阅读？我们看新的出土文献经常叫他们“抄本”。但是，实际上，“抄写”不等于“书写”；“抄写”意味着某一个人从某一个本子抄写成一个新的本子。但我们面对的抄本文献并不总是这样，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从A抄到B，而是一种类似于今天的听和写的关系。此外还有两个概念我们要分别：“写”（to write）一个文本和把一个文本“写下来”（to write down）是两回事：“写”一个文本意味着文本的作者活动；“写下来”意味着书写人的活动。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辑《诗经·葛覃》局部

安大简《诗经》为目前所见最早先秦《诗经》抄本

（图片来源）

第二，我们需要一种比较视角。多年前，我在台北第一次见到杨慧林教授的时候，他引用了以前牛津大学的一位学者、德国比较宗教学者马克斯·穆勒(Max Mueller) 的话：他说：“理解一个宗教系统，就意味着一个也不理解”，即“只知其一，便是一无所知”。但是“比较视角”到底是什么？“比较”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它并不是简单地从两个不同的传统中来发现它们的相似和不同之处。“比较视角”意味着通过第一个传统来看第二个传统，通过第二个传统来看第一个传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发现每个传统本身对自己从来没有提出的问题。

F Max Muller,Lectures On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Religion.Andesite Press,2015

第三，与比较视角相关，我们需要文化理论：这些理论不仅仅能解释一个传统，而且能帮助我们解释许多不同的传统。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我是第一个将“文化记忆”理论引入中国历史和文学研究的人。扬·阿斯曼（Jan Assmann）的这个理论最初是用德文写出来的，因此，原来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美国和中国的学者都读不懂。我还使用人类学中关于仪式、礼仪的各种理论，因为每一种文化，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都有仪式，就是形式化的活动。此外，这也与表演研究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所有的仪式都是表演。我还使用了现代“作者”理论，因为每一种拥有文本的文化都必须处理“作者问题”。为什么自公元前五世纪以来，所有重要的希腊和罗马文本都有了作者？为什么在先秦时代几乎没有人谈到某一个文本的作者？为什么没有一篇出土文献写有作者的名字？这种情况对我们的文本的解释有什么影响？如果没有作者，如果没有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提到的“作者功能”，对我们理解文本的意义有什么影响？意义的建构是文本构成的结果，还是文本接受、表现和阐释的结果？文本的意义，甚至文本本身，是否会随着每一次新的表演和阐释而改变？此外，为什么我们会在不同的文本中看到相同故事的许多不同的版本？这种情况在古希腊或罗马从未出现过。这对理解文本意味着什么——是所有版本都是相同的，还是每个版本都有自己的含义？此外，我还使用关于书写和口述的理论：不是因为有些文本是书写的，有些是口述的，而是因为在每一个有文字的古代社会中，相同的文本都以两种方式存在。荷马史诗被写成文字之后很长时间，它们仍在继续被表演，而当它们被表演时，每次都是不同的。那么《诗经》呢？跟这些理论有关系，我也提出自己的一些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将合成文的概念与文本素材库的概念结合起来，以解释许多早期中国文本根本不是独立的著作，而是从不同的文本中汇编而成的。其实，多数早期中国的文本都是由不同来源的材料编纂而成的。它们都是复合文本，都是从共享的文本素材库选编出来的。

扬·阿斯曼著《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第四，我们需要使用数字人文工具，将“细读”（close reading）与“远读”（distant reading）结合起来。“远读”这个方法名字是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 的意大利学者 Franco Moretti 定义的，就是不细读某一个文本，而是用计算机来分析海量的文本数据及其共享模式。因为今天，绝大多数早期中国文本都已经数据化，我们已经有条件使用数字人文的工具来分析它们。

Franco Moretti,Distant Reading.Verso, 2013

我相信，如果我们使用所有这些不同的工具、理论和视角，我们所能发现的中国早期文学和历史，会跟传统的早期文学相当不一致。

讨论与回应

非常感谢你们这么细致的阅读我的这本书，非常感谢你们！

我想强调的第一个问题是，这30年以来，我收到的最多的回应就是口头和书写的问题。对于我来说，这个问题并不重要，而且越来越不重要。我觉得这里可能会有一点误会。2002年，我写了一篇文章，关于怎么读早期中国的文献，这篇文章并不在这本书里面。那篇方法论的文章是20年前的，我写得很清楚，出土文献中可以发现不同类型的异文，有的是口头异文，有的是书写异文。我所强调的并不是原来的文本是书写形式还是口头形式，更不是这个文本是否一直是口头的，或一直是书写的。我们很容易能想象，有一个书写的文本作为我的教材，我把这个书写的本子讲给学生们听，他们会在听课过程中记录一个笔记。在这个过程当中，源头是一个书写本，中间则是口头的，后面又是一个书写的，而且后面书写的本子跟前面书写的本子肯定有一些区别，我觉得这样的过程在先秦时代是不断进行着的。每一个文本从最早到最晚，直到西汉的时代，都有可能存在这种过程的因素。因此，我们不可能说这是口头的文本，另一个是书面的文本，我完全不相信这一点。

有一个很有名的做比较文学的中国台湾学者王靖献，差不多50年以前，他写了一本关于《国风》的书。他说《国风》中的很多语言都是套语，《荷马史诗》也是套语，是口头文学，所以《国风》也是口头文学，我觉得这样的解释太简单了，我从来没有同意这一学术的判断。因为我们需要知道口头传统的讨论是从哪里开始的。那是20世纪初两个英国人，他们去南斯拉夫调查当地史诗的朗诵传统。南斯拉夫的史诗朗诵者不懂文字，完全是口头的。这两位英国人发现，他们每次做朗诵的表演时，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自己却觉得每一次都是完全是一致的。这两个英国人用他们所看到的结论来解释《荷马史诗》，这就是口头理论出现的背景，这跟早期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王靖献著《钟与鼓：诗经的套语及其创作方式》，谢谦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从商代的时候，我们已经有文字，更不用说西周、东周了。我的一个朋友有一篇重要的论文，可以证明西周的人会抄写《诗经》。那是当然的，因为他们有文字。

但是我所关心的不是西周人是否会用文字抄写《诗经》，而是这个文本通过什么样的过程，从一代流传到下一代，再到下下代，在好几百年的时间里，它是怎么发展的。所以口头和书写不是一对矛盾，是经常合在一起的，而且某一些文本有比较强的口头因素，有些文本有比较强的书写的因素。

我举一个例子，我完全相信像医学、天文学、数学等技术性的文本，主要是书写的文本，因为如果它们不被书写下来，就会无法保证知识传递的准确性，这是毫无疑问的。出土文献就有很多这种类型的文本。这些竹简，有些时候会有很细节的描述或标记，为什么呢？这是帮助读者来读懂这个文本。同时，我们还会看到另外一种文本，比如说《诗经》，比如说《尚书》，这些文本完全是另外一种，为什么呢？我们看《论语》，孔子不是教他的学生们写东西，而是教他的学生们背东西。如果这个文本不在你的心里，不在你的脑子里，你就没有掌握它。在扬·阿斯曼的书中，我们也能看到，在某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文本，也可以说最重要的经（不是经典，是比经典更为重要的文明中最基本的文本），往往是通过背诵来记忆的文本。为了将这些核心典籍流传下去，他们不需要书写这个技术，这个技术是在旁边起到辅助记忆的作用，它可以有，但不是必须的。在古代的印度，最重要的经，传承2000年，并且一直没有被写出来，可是非常非常的稳定，甚至具体的词汇都很少有变化。所以，书写和口头也跟稳定性有很复杂的关系，我们不能说口头的东西是灵活的，流动的，书写的东西是凝固的，非常稳定的。这并不是事实。我们还可以从比较的资料找出很多类似的例子。

所以我完全同意李霖教授的意见，我们应该集中到具体的资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比如说我们看到《左传》当中《尚书》的引句，大量的引句不符合《尚书》，还有跟经文《尚书》的平行文。这些引文与今文《尚书》是非常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尚书》表面上应该是稳定的东西，但实际上《诗经》比《尚书》稳定得多。为什么呢？因为《诗经》有押韵，有节奏，有很稳定的形式，而且这个形式可以保护这个文本。《尚书》里面的散文没有这样的保护，一个字一个字地背诵，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尚书》的文本比《诗经》的文本流动性更强，这是很有意思的。

总的来说，我完全同意在研究中应该注意到不同的类别，文本有不同的使用环境，不同的文本的流传历史，而且这个我们只能仔细地具体分析某一个文本，而不是笼统地讨论它们。我从来没有说过先秦文献中口头文本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其他的问题，比如说文本的流动性，比如说阐释和表演对文本建构的影响，或者是文本有没有作者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如果文本有作者的话，我就不可能随随便便地改写这个东西，因为这是他的，不是我的。可是如果这个文本没有名字，我可以很灵活地接受这个文本，做我自己的版本。这个作者的概念就是与文本的接受、控制及其流动性密切相关的概念。我觉得我们应该讨论到这种类型的问题。比如说《左传》大家都引用《诗经》里的诗句，没有一个人提到原来的意思，或者是原来这首诗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主要是在使用这个文本。我们应该看看他们在做什么样的阐释，做什么样的编辑，做什么样的重新建构等等。所以我觉得在早期中国，我们要了解文本的流动性和重复性，这是很普遍的现象，但在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本文化里却很难看到。因为古希腊、古罗马文本文化中，作者的概念是非常强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要了解早期中国整个文本情况，不应该强调原来的文本是什么样子的，而应该强调这个文本在被哪一个共同体使用，他们又是如何阐释和传播的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书写，也有口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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