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瑞宣 教授

（此文收入《师范群英-光耀中华》丛书第14卷，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我校的前身——“广西特种师资训练所”(后改为“桂岭师范”)创建了1935年元月。这是广西历史上第一所培养少数民族师资的民族师范学校。是年9月，刘介先生任所长，历时7年又6个月，为创办这所学校做出了历史性的、卓越的贡献。他的言行风范，至今仍为我校师生所怀念。

刘介(1890-1967)，字锡蕃，广西永福县寿城乡栖云村人，父亲刘应侯是私塾先生，母亲是勤劳的家庭妇女。1905年，刘介先生考入桂林中学，1908年考入广西省立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历任梧州第一师范、桂林第二师范校长，罗城县府总务科员，柳州中学教师，庆远县(今宜山县)中学校长，庆远、三江、融县县长，广西通志馆馆长。1934年任“广西特种教育委员会”委员（当时广西称少数民族教育为“特种教育”）。1935年9月至1942年2月任“广西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所长。1950年8月，广西人民政府委任刘介先生为“桂岭师范学校”校长。1954年刘介先生任广西文史馆副馆长，其后，被选为广西政协委员、常务委员，1965年刘介先生离任回桂林居住，“文革”期间（1967年7月24日）不幸死于“挟嫌报复”者之手①。

刘介一生致力于民族教育和民族研究②，他是广西民族教育的先驱。刘先生少年时代砍过柴、放过牛，还做过其他农活。在桂林中学读书时，常因家贫买不起灯油而借光苦读。青少年时代辛勤的劳动和艰苦的生活造就了他正直、刚毅的性格，也使他亲身体会到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走向社会之后，他尤其痛惜和关注那些“活埋于社会凹线之下，无路可出”的“蜷伏于荒山长谷之中，度其黯淡非人之生活”的少数民族，所以，1912年，他在罗城县府任总务科员的时候，毅然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作实地调查。

他从罗城县出发，至贵州的下江、丙妹、永从各县，再至榕江，转入广西的三江、融县，回到罗城，历时月余。80年前的少数民族地区是十分荒凉的。刘先生“上则登千仞之峰，下则入九幽之狱”，“饥食渴饮，无处乞求”④。特别危险的是“苗山之瘴，四时皆有……汉人旅行苗山，畏瘴如虎。触瘴死者屡屡也”，但刘先生却毫无畏惧。他行经三江县的梅寨时，碰到一条两丈多长的巨蛇，险些被这条巨蛇吃掉⑥。在旧社会，作为一名政府官员，能冒如此危险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多么难能可贵啊！那时刘先生还只22岁，他将调查所得写成《苗荒小纪》。后来，刘先生作三江县县长时，又多次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考察，写成《岭表纪蛮》一书。长期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使他深深体会到少数民族的悲惨生活。他在《岭表记蛮·第二十六章·生计》中写道：“予入苗山，所见小儿无裤者，十居其二；卧榻无衾褥者，十居其六；衣服褴褛者，十居其九！鬻卖子女者，其事无寻常！”长期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也使他深深地体会到少数民族的优良品质。在该书的《结论》中，他列举了少数民族“勤苦俭朴，服从敢死”等七大优点，并认为所谓的少数民族“造反”，实乃官府的残酷压迫所致。因此，他满怀深情地写道：“汉蛮之同源异派，同木分枝，非常显著明白……而深信数千年前，凡此各族，尚为吾亲爱之同胞也……今吾人既明此理，则对于此等蛮人，岂但不能视之为禽为兽，为妖为鬼，为另一星球之怪物，且将忏悔而深爱之，怜悯而提挈之！使其与国人绝对平等，方合于人道正宜。”⑦

基于对少数民族“忏悔而深爱”、“怜悯而提挈”的思想，刘先生于1928年在《苗荒小记》中提出了对少数民族进行“特别教育”的主张。1935年，刘先生在《岭表纪蛮》中向当局条陈“治蛮刍议”33条时，再次强调了“特别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少数民族之所以如此贫困、落后，其主要原因是“不通汉语”、“不识文字”、“无教无养”。归纳起来，刘介先生的关于“特别教育”的思想主要有6个方面：

1.“苗、瑶、侗、僮诸族自应急享优先之权利”。

2.“打破汉蛮之界限而促其同化”。

3.“设立师范讲习所，择苗民及汉民优秀分子教之以培教人才”。

4.“设立公民养成所，择苗民优秀之分子教之”。

5.厉行“蛮”族教育，并按照当地情形于学制规定之外，采取一种单行之特别教育，以期适合于‘蛮’民目前之需要”。

6.“以教育之方式，培养‘蛮’区内之领袖人物”。

虽然刘介先生那时关于“特别教育”的思想还是激于“党主义之鼓吹”，站在国民党政府“同化”少数民族的立场，但其实质却是对少数民族“忏悔而深爱之，怜悯而提挈之，使其与国人绝对平等。”刘先生在《苗荒小记》、《岭表纪蛮》、《广西特种教育》、《广西边疆教育之回顾与前瞻》、《广西特种教育的动向》、《我创办广西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的经过》等论著中，对广西特种教育的主张都有详细的论证。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刘介关于“特种教育”的思想，既渊源于他对少数民族生活的深切了解和同情，亦渊源于他对“三民主义”的诚笃信仰，是有深厚的感情基础和思想基础的。

刘介任“广西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以下简称“特师”)所长之后，其“特别教育”的主张终于得以实施。然而，在旧社会办这样的学校谈何容易！

首先碰到的困难是生源问题。该所第一任所长萧光祚于1935年元月就任，9月即辞职。其原因是各县多以汉族子弟冒充少数民族子弟入学，而该所的章程规定主要是招收少数民族子弟，萧光祚欲执行此项规定，又怕各县县长报复，因此辞职。刘先生继任所长之后，立即修改原定章程，进一步明确规定：一律只招收少数民族子弟；各县选送的学生经学校测验之后，如非真正的少数民族子弟，一律退回原籍，其来往川资责由该县县长私人负担。这就从生源方面保证了少数民族子弟得以入学。但是，由于长期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隔阂很深，致使许多少数民族子弟不敢入学。有些县就用哄骗、威胁，甚至“绑票”的手段强迫少数民族子弟入学，所以，要使这些学生安下心来学习，确实十分不易。学校“用尽方法耐心引导，每次上课，教师常以铜仙数枚或糖果数只为饵，或者用能懂这族语言的学生和他同吃同睡，百方开导”②，经数月之后，他们才听懂汉语，安心学习，由于刘介和他的同事们以这样的父母心肠去感化和教育学生，所以学生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据刘介的女儿刘湘琴回忆：有一次，放假前，一些学生去见我父亲，说要回家，父亲问：“你们还想逃学吗?”学生笑着回答：所长，不是的。我们想回去多带伙伴来读书，学校太好了。”⑩“特师”成立之初，只有四个班，不足百人，到1942年春，发展到7个班，共计355人，不但有男生，其中还有一个班女生。“特师”自开办之日起至1950年，这15年间，为学生最多之时。

▲图：苗荒之风景-《苗荒小纪》内页插图

第二个困难是学生的生活经费问题。少数民族子弟都出身于贫苦家庭，难以支付生活费用。他们全靠当局有限的财政拨款勉强维持生活。1939年之后，伪钞暴跌，他们的生活因而更趋困难。不少学生上山砍柴或烧炭来卖，仍不得一饱。刘介心急如焚，多次向当时的省教育厅要钱，并多次去见当时的省政府主席黄旭初。有一次，黄旭初对刘介说：“一见到你来就头痛！”刘先生严肃地说：“我求你不是为个人谋官图职，而是我学生的温饱问题迫在眉睫。若不解决，你们还空喊什么办学！”⑪“黄旭无言以对。尽管如此，问题还是不能解决，而且日益严重。刘介就亲自带领学生挖鱼塘、种果树……进行生产自救。不料鱼塘竣工之日，与“特师”毗邻的横塘农场场长杨士钊突然提出异议，说此鱼塘以及“特师”开辟已久的体育场原皆属农场所有，因而引起诉讼。刘介“提出抗辩，并力请当时的教育厅厅长苏稀询临场勘验。勘验结果，认为杨士钊所控完全虚诬。”⑫“但杨士钊和伪建厅及伪省府秘书长勾结，从中作梗，事事掣肘。此后，“特师”的经费更加拮据，学生的生活更无保障，加上当时伪省府以血腥手段镇压金秀县瑶胞，刘先生以省“参议员”身份竭力为瑶胞争辩而无效，在此欲做不能、欲争无效、左右为难、悲愤交加的情况下，不得不辞去所长职务。

1942年2月的一天，刘介集齐全所学生演讲。他悲痛地说：“同学们，你们生活痛苦，等于一群叫化，而我等于一个叫化头。叫化头对叫化群的生活要负责任。但是叫化头的面目是令人讨厌的。叫化头的滋味，是没有人尝过，更不是大亨们尝过的。他们对叫化头是不原谅的。从今以后，我将离开你们，不再为叫化头了！”⑬学生听了这番话，都纷纷落下泪来。刘所长辞职了，但是他的学生仍然十分怀念他。抗战胜利以后校址已迁至桂林市六合路，学生们在校内建了“锡藩亭”纪念他。亭上的对联写道：“要将大地河山造成乐山，须把满园桃李栽遍遐荒。”⑭

刘介任所长7年多，所采取的一系列教学措施也都以民族特点和师范特点为依据来制定。例如学生入学时程度参差不齐，他就将学生分别编为甲、乙、丙三种班级。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程度的入甲班，两年毕业；具有初小文化程度的入乙班，三年毕业；不识文字，不通汉语的入丙班，五年毕业。由于班级层次不同，一般师范的课本并不适用于“特师”，刘介先生乃设“各种讲义编审委员会”，负责自编课本和讲义。尤其可贵的是在课程中特设了“劳作”和“社会调查统计”以及“乡村工作纲要”。甲班和乙班的学生都需回原籍服务半年，学校考核其成绩，及格者方可毕业。学生毕业后，都在原籍学校为本民族服务，按月或季将工作概括和研究成果分填两表向母校报告。这项工作都由学校的“学生回籍服务指导委员会”负责“批答”和“整理”。

在学生的文娱方面，刘介也充分注意到民族特点。他组织了“师生同乐会”，专门领导师生的文娱生活。“凡少数民族区域内所有的音乐、技术、歌谣、舞蹈等等”“一律尽量吸收，而加整理提高”，以与“汉区内新式的歌曲游艺”“作适当的配合、改进”⑮。当时，“特师”自制和收集的民族服装甚多，特别是“器之方面，有芦笙、五笙、铜鼓、腰鼓、口琴、苗笛数种；舞之方面，有铜鼓舞、孟获舞、盘王舞、架桥舞、金铃舞、丰年舞等22种；技之方面，有木叶歌、禽鸟鸣及游艺技击数种。每周演习三次，每月联合演奏一次。”⑯“寓教于乐，这些文娱活动对促进民族团结和民族教育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时值抗日时期，“特师”还经常组织学生外出表演，宣传抗日，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和赞扬。

刘先生曾对少数民族的生活状况作过深入的调查，深知在那个社会里民族压迫和民族隔阅之深，所以，他在教职工和学生当中组织了“民族问题研究会”，“横的方面，以全省各民族为研究对象，而旁及于省外、国外有关的民族；纵的方面，从有关系的古籍记载，以研究各民族各时代的递嬗演进”。又组织“假期教师考察团”，“亲自到少数民族区域调查。归来将调查所得打印成材料，分发各教师阅看并提意见，再送教务处综合整理。……调查门类有八个：1.民族；2.户口；3.风俗；4.地理；5.经济；6.教育；7.制度；8.杂件。”⑰从1936年至1938年，“训练所”通过考察等方式征集得少数民族歌谣及师巫经典共20余种，服装、工艺、乐器、法器、雕塑共260件。这些工作，既促进了师生对民族问题的了解，又促进了民族之间的沟通和团结。

“训练所”自1935年元月成立至1950年广西解放(1942年改称“桂岭师范”)，历时15年，任所(校)长者先后共6人。第一任萧光祚已见前述。第二任为刘介。其后相继有罗世泽，任职一年，即“以办理棘手辞职”。潘翼云“由于侵蚀公款，奴役学生，被学生列举28条罪状向法院指控，于1946年离任”。雷泽光任职一年离任。李森“最反动，亦最专制，压迫学生。迫害进步教师。”⑱可见，潘翼云、李森已不足齿数，而另4名所(校)长当中，任职时间最长、贡献最大的就是刘介。

中国西南各省最先出现的民族师范学校便是广西的这所“特师”，其后，西南各省纷纷效法，所以广西的这所“特师”不仅在广西为首创，而且堪称中国西南各省民族教育之先河，其中自有刘介的功劳。

▲图：树根 @杨大牛牛

诚然，国民党政府创办这所“特师”的目的在于实施“同化合作”政策，“以教育的方式改造瑶民”，是为其反动统治服务的。刘介不可能摆脱这一时代的局限，但他在办学的一系列具体措施方面，却真正体现了对少数民族“忏悔而深爱，怜悯而提挈之，使其与国人绝对平等”的思想，不愧为广西民族教育的先驱。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那时的“桂岭师范”只剩下27名学生，在这样的情况下，刘介受任为该校校长，任职4年。他和师生一起，克服了许多困难，使这所民族师范学校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祖国的南疆。前后两个不同时代的对比，使刘介深有感慨。他说：“过去为我校教育采取了不少的措施。但是，成功的很少，而失败的很多。问题的焦点在于我们在反动统治的指导下，把同化教育作为我们教育的准则……在一个极端反动的统治下，我们要消灭阶级，达到民族平等，那简直是做梦。过去，我们对这一点是很模糊的……到了今天，我们才深刻地感到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

如今的桂林民族师范学校已有教职工222人，学生1507人，校舍面积达8.2公顷，电教、理、化、美、音、体各科设备总价值达5015万元，图书馆藏书10多万册，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集体，是国家教委第一批表彰的师范学校之一。刘介先生如能活到今天，看着桂林民族师范今日兴旺发达的景象，那该多好啊！

▲图：树根 @gzlijun

【注释】：

①刘介先生死于“挟嫌报复”者蔡振华之枪弹下。1982年4月29日蔡振华被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处决。见《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82)刑判字第4号》。

②刘介先生在民族研究方面的成果本文从略，读者可参见本文“附录”。

③⑦《岭表纪蛮》。

④⑤⑥《苗荒小纪》。

⑧皆见《苗荒小纪》、《岭表纪蛮》。

⑨⑫⑬刘介《我创办广西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的经过》。载于《广西文史资料·第十四集》。

⑩⑪刘湘琴《忆父亲》。

⑭桂岭师范十三班集体写作《我们的学校》。见《桂林民族师范学校校史》。

⑮⑯⑰⑱⑲刘介《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民族师范学校校史(草案)》。

【附录：刘介先生主要著作】

《苗荒小纪》，192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岭表纪蛮》(黄旭初作序)，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广西特种教育》，1937年广西省政府编译委员会出版。

《广西边疆教育之回顾与前瞻》，载于《广西教育》杂志第一卷第三期，1948年出版。

《广西特种教育的动向》，载于《建设研究》杂志第一卷第三期，广西省政府编辑委员会印行，1944年出版。

《我创办广西特种教育师资训练所的经过》，载于《广西文史资料·第十四集》。

《广西僮族文人文学史概要》，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工作委员会壮族文学史编辑室编印，内部参考资料，解放后印行。

（本文来源：《桃李遍山村——广西桂林民族师范学校办学七十年历史资料选编（1935-2004）》。桂林工学院民族基础教学部编，2008年6月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