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抗战 周恩来：战斗到最后一刻(组图)

2005年07月07日08:19 汉网

一九三八年，周恩来夫妇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合影

新华日报社论《论目前抗战形势》

周恩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抗战题词

“八办”旧址内，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住房和办公室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样子

7月6日下午，长春街57号，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前，两个孩子正在玩游戏

政要篇／周恩来│顾问：毛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市委党史研究室│鸣谢：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

记者刘尧图／记者陈卓

［档案］人物：周恩来

在汉时间：1937年12月18日至1938年10月24日

在汉主要任职：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

在汉居住地：汉口长春街、武昌珞珈山。

［语录］

“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当日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头版头条，是周恩来口述的社论：《告别武汉父老》。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守。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武汉条件便利，在大转移中实际成为战时首都。

12月18日，40岁的周恩来奉命来汉组建中共中央长江局，同时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与国民党谈判。他在武汉310天的故事，由此开始。

给学生当“副手”

1938年1月初的某天，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来了一位客人：武汉卫戍总司令部总司令陈诚。他此时的另一个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奉蒋介石之命来请周恩来出任副部长。

14年前，周恩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陈诚还是个炮兵队长。武汉抗战史研究者毛磊说，陈诚可以说是周恩来的学生。这位曾经的学生，如今以政治部部长的身份来请老师给自己当副手。陈诚虽然在内战中反共，但他深知，周恩来在社会知名人士中、甚至国民党内都有很高威望，请到了他，政治部的工作算是成功了一半。

事实正是如此。《武汉文史资料》中记载：周恩来上任后，在位于阅马场武大老校舍（现湖北教育学院）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内，以副部长身份，戎装佩剑，戴中将军衔，主持全部官员参加的总理纪念周。周的大将风度和威仪，给与会者留下了绝佳印象。周恩来在讲抗战形势时，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语言表达技巧，也让不少本为“军统”、“中统”、“复兴社”（均为国民党特务组织）成员的听众为之折服。为何屈居陈诚之下？周恩来考虑的并非自身地位，而是怎样利于党的工作。时任周恩来机要秘书的童小鹏回忆：周恩来曾几次请示中央，说明“如果屡推不干，会使蒋介石认为共产党无意相助”。同时他也感到，虽然和陈诚在十年内战中兵戎相见，但陈是主张抗日的，可以捐弃前嫌，有条件地合作。

经中共中央同意，1938年2月1日，周恩来走马上任。这是抗战期间共产党人在国民政府担任的惟一要职。

长春街与珞珈山

67年后的一天，记者来到汉口长春街57号：八路军办事处旧址。四楼楼梯口左侧第二间房，周恩来夫妇曾在此居住。

和“八办”里大部分房间一样，这是个直筒式的里外套间。一进门是9张桌子、一把椅子，房间左侧是两张铁架单人床，床中间的墙上挂着周恩来夫妇的合影。里间靠门摆放两把木椅，中间一张小茶几，是会客的地方。衣架上挂着一件军装和一条连衣裙，正是照片上两人所穿的。

旁边是与外间一样的桌子和椅子，桌上摆着台灯、砚台、笔架、墨水瓶。一本发黄的记事簿，摊开在桌上。

在汉期间，周恩来白天在武昌政治部办公，晚上乘渡船过江到汉口长江局处理电报，一直到深夜。

童小鹏后来在《不尽的思念》中回忆：“当我在他（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拿走最后一份电报稿时，往往是凌晨了。当时事情非常繁忙，长江局的同志找恩来同志处理工作要排着队，常常谈到深夜。记得有一次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同志安排在最后，等和恩来同志谈完工作已是天大亮了。恩来同志每天工作达十五六个小时，但他始终精神奕奕，同志们都深为佩服。”

武昌珞珈山，绕过武大留学生楼，半山腰一条小路的尽头，葱郁的树木掩映着一栋二层小楼，这是周恩来在武汉的另一处寓所。

喧嚣的长春街，幽静的珞珈山，见证了周恩来的武汉岁月。

日复一日的谈判

1937年12月20日，周恩来等人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夫接触，建议成立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制定共同纲领，出版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蒋介石答复：“所谈甚好，照此去做。”

但对两党关系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却没有谈出一个满意的结果，因为蒋介石当时一心“限共溶共”，并无真心实意与中共合作。

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代表团（主要是周恩来）同蒋介石、陈立夫、何应钦等进行着艰难的谈判。谈判内容集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平等地位，陕甘宁边区和根据地政权的合法存在等问题上。

周恩来在长江局期间，这类谈判有十余次。蒋介石对中共的意见与要求，常常是软拖硬拒。1938年1月3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要蒋发放枪支，蒋推说没枪，“连坏枪也发出了”。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长江局》一文记载，1938年1月21日，长江局在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各事很明显，蒋及其左右，不愿我们扩大部队，扩大领土，也不愿发枪加钱”。最终，双方只得采取遇事协商、临时约见的松散合作形式。

第二次国共合作就这样磕磕绊绊开始了，进行各种各样的谈判，成了周恩来310天武汉生活的主旋律。

为台儿庄战役献计

1937年底，南京失守后不久，日军在津浦线南段发起进攻，企图攻占蚌埠，直取徐州。日军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双方在明光、池河一线展开了长达40多天的血战。

素有“小诸葛”之称的桂系将领白崇禧，来武汉向周恩来请教津浦线南段作战方针。周恩来建议，将重兵布置于铁路两侧，采用运动战和游击战紧密配合的战术，迫使日军渡淮北上，我军可在北岸集中优势兵力，置敌于死地。

李宗仁采纳周恩来的建议，很快打退了日军，为保卫武汉赢得了时间。

时任桂系高级参议的程思远在回忆文章中写道：“于是南段战事，遂成相持之势，此周公之计所致也。”此战之后，桂系将领认识到周恩来的军事才能。

1938年3月，周恩来派时任长江局参谋的张爱萍去徐州见李宗仁，希望说服他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之间与日军打一仗。

周恩来列了几条“可打”的理由：日军孤军深入；台儿庄、张庄一带都是山区，地形对我方有利；桂系军队有战斗力。

张爱萍后来回忆说，“开始谈时，他（李宗仁）一直在沉思，谈到最后，李宗仁神气十足，表示这个意见很好。”

李宗仁终于下决心打了这一仗，就是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1939年4月6日，白崇禧在《救亡日报》上题词，再次肯定周恩来的贡献：台儿庄的胜利是在战术上运用游击战配合阵地战的结果。

临别武汉口述社论

现在的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是1949年南京解放时由周恩来宣布出版的。而在此前，周恩来曾经带领《新华日报》在武汉和重庆，度过了9年艰苦的岁月。

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周恩来、博古等人为董事会成员，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题写报头。

《新华日报》创刊第七天，数十名国民党特务手持铁棍、利斧，来到位于汉口民意一路大陆里的报社营业部，割断电话线，砸坏室内物品，捣毁排字房的印刷设备。

周恩来紧急召开会议，形成谴责暴徒的决议，并当面与蒋介石交涉，请他设法制止。当天，《新华日报》按时出版，在撤离武汉前，再也没有发生类似事件。

10月下旬，武汉危在旦夕，为使报纸不致中断，周恩来拟出计划：分两批疏散人员和运送物资前往重庆，武汉一停刊，重庆接着出报。10月7日到9日，《新华日报》连续发表了他写的长篇社论《论目前抗战形势》。

《周恩来领导下的》一文曾描述这张报纸在汉的最后时刻：10月24日晚，也就是武汉沦陷前一天，周恩来在编辑部口述了次日的社论，题为《告别武汉父老》。社论排出来后，他又亲自看了一遍清样。午夜已过，报纸就要印刷，枪炮声临近，日军已逼近市郊，汽车在门外等候，周恩来将打好的报纸清样带了7张，才下令撤出武汉。

25日清晨，在武汉出版的最后一期《新华日报》上市，头版头条是周恩来口述的《告别武汉父老》，文中说：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

【毛磊点评】

常驻武汉的周恩来，与蒋介石建立了随时约见、遇事协商的关系———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他建立了不朽的功绩。特别令人感佩的是，他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地位，屈居陈诚之下，充分表明他识大体、顾大局的伟大胸怀。许多民主人士说，这正是周恩来高风亮节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