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山东滕州人，1956年1月生，1979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86年历史系史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是国内首批史学理论专业毕业生，留校任教。1988年晋升为讲师，1992年晋升为副教授，1996年晋升为教授，1998年被评聘为博士生导师。2002—2006年组建并任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院长，2006年调任《文史哲》杂志主编。2012年出任新组建的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2015年8月，山东大学成功举办了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大会闭幕式的新闻发布会上，山东大学校长张荣正式宣布，山东大学将启动“文史复兴”计划，通过推动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建设、继续办好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推进汉籍合璧与传播工程以及国际汉学联盟等举措，促进学校人文学科的发展。“文史复兴”计划一经宣布，就引起了校内师生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文史复兴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计划?它的推出对山大的人文学科建设又有何意义？日前，记者采访了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人文科学学部主任、《文史哲》杂志主编、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学典，听他为我们解读“文史复兴”计划。何为“文史复兴”？

初见王学典，是在他知新楼的办公室，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洒满整间屋子，温暖而又舒适。对于王学典这样一位人文学科的教授来说，“文史复兴”计划正如这阳光一般，让人倍感温馨，充满动力。采访开始，王学典首先为我们解读了“文史复兴”的概念，他说：“文史复兴计划提出后没几天我在电梯里遇到了哲学系的一位教授，他跟我开玩笑说，文史要复兴，中文、历史有事干了，哲学可以休息了。”玩笑归玩笑，但这确实反映了部分老师对“文史复兴”计划的误读。“文史”二字，绝不仅仅指涉中文和历史两个专业。王学典说：“咱们常说山东大学文史见长，一方面是说山大的中文、历史专业是优势学科，水平很高；另一方面，‘文史’的指称事实上不仅仅限于中文、历史专业，它成了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古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今有中华书局的《文史》杂志，所指均为古典学术。而‘文史复兴’的‘文史’，指的正是所有山大人文学科。”再说“复兴”二字，简单地讲就是重塑辉煌。王学典说：“我们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主要是指中华民族要重塑汉唐时代的辉煌，那山东大学‘文史复兴’指的什么呢？就是要重塑山大20世纪30年代、50年代两次人文学科的辉煌，尤其是要努力恢复山大人文学科50年代‘号令天下’的地位，重建山大人文学科的话语权和号召力。”

诚如王学典所说，百年山大历史上有两次辉煌：一次发生在上世纪30年代，另一次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两次辉煌都是以人文学科的崛起为主要标志。尤其是50年代的第二次辉煌，文有“冯陆高萧”，史有“八马同槽”，直接奠定了山东大学“文史见长”的传统，这些过往至今仍令山大人为之骄傲、自豪。

然而，在为历史骄傲、自豪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清醒地认识到：如今山大的人文学科，已非巅峰时期的实力。王学典告诉记者，最新的学科排名，山大的中文位列第五，历史和哲学仅排第十三，文、史、哲三科的发展情景都不容乐观。他说：“山大一直在消费原有的声望，却缺少生产新声望的能力，缺少新的学术增长点。”因此，山大“文史”的发展需要高度关注，人文学科需要复兴的动力。而此时提出“文史复兴”计划，恰好为人文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一幅令人振奋的蓝图。

回顾历史，“新中国成立后学术发展有两次大洗牌”

山东大学在中国人文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地位的确立得益于上世纪50年代人文学科的辉煌，而辉煌的建立则以第一次学术格局大洗牌为依托。“上世纪50年代初，全国的高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同时还实行了取缔教会大学等举措，这是近60年来学术史上的第一次大洗牌。”王学典告诉记者，“山大在这次洗牌中占得先机，摸了一手好牌，又打出了一把好牌。”在调整中，山大吸纳了一批优秀学者，壮大了自己的学术队伍，“冯陆高萧”冯沅君、陆侃如、高亨、萧涤非四位先生，“八马同槽”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张维华、郑鹤声、王仲荦、赵俪生、陈同燮八位先生，都是在这个时候来到山大；虽然他们都非山东大学所培养，却都为山大的学术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也正是在此时，山东大学创办了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文史哲》。50年代，《文史哲》发起史学领域的“五朵金花”大讨论以及“红楼梦研究”的大讨论，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其中，构成建国后十七年史学发展主体的“五朵金花”讨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至少有“三朵”（古史分期、农民起义、资本主义萌芽讨论）是由《文史哲》播下种子，并盛开在《文史哲》杂志上的。正是以《文史哲》为平台，山大的“文史”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著名学者蔡尚思曾评价《文史哲》杂志说：“《文史哲》致力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因而繁荣学术，功不可没！”发行六十余载，《文史哲》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同时作为一笔宝贵的财富，至今仍是山东大学人文学科建设、发展的重要阵地。

第二次学术格局的大洗牌发生在“文革”结束以后。“可惜的是，由于学校没把文科、特别是文史学科的发展放在应有的高度，山大在这次洗牌中既没摸到好牌，也没出好牌。”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山大在第二次洗牌中错失了若干良机，没有进一步巩固住自己的已有优势”。王学典对此也深表遗憾，“辉煌的历史为我们在海内外获得了极高的声望，在之前的学术会议上遇到中山大学的老学者张荣芳先生，他就表示，他们年轻的时候做学术，要先看看《文史哲》，看看山大的老师在想什么，还要看看北大的老师在想什么，在做什么。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实力很难和以前媲美。”最令人忧心的是我们自己丧失信心，遗忘当年的辉煌。王学典告诉记者，之前他看到过一份来自国外关于高校的排名榜，山大在“声望”这一项为93分，在“实力”这一项却仅有57分，这恰恰说明了山大学科建设存在的问题，近些年发展不甚理想。“‘声望’是我们的历史，‘实力’是我们的现状，我们现在的‘实力’和我们的‘声望’不相符。推行‘文史复兴’计划，就是要唤起山大人的自豪感，努力使我们的‘实力’和‘声望’达成统一！”文史复兴计划，“推出的适逢其时，恰到好处” 重要计划的推出需要一个契机，而当今的学术发展走向为启动“文史复兴”计划提供了绝佳时机。从整体上看，当下的人文学科又获得了回归学界主流的机会。王学典说：“学术的发展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认为，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繁荣的局面正告一段落，人文学科的发展遇到了新机遇：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些趋势性的东西，整个中国的精神气候、文化气候、学术气候正在发生深刻变迁，整个舆论环境正在被重构。而对于当前的学术动向，王学典有自己的三个判断。近30年中国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繁荣的局面正在告一段落。“近30年，站在前台活跃的全部都是社会科学家，很少看到人文学者在发言。”的确，近30年学界的一大变化，是社会科学的崛起。“我个人认为，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的局面已经停滞下来，至少正在进入一个比较缓慢的发展时期，”王学典说，“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社会科学背后的预设都是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西方价值，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的理论预设，研究基础是西方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在今天处于一个被压抑的阶段。这些学科从目前来讲只能在技术层面还可以，想在基础理论上再有推进和开拓已无可能。”

最近读杂志，很难找到一篇很好的、富有理论深度的社会科学类文章。 王学典告诉记者：“我主编《文史哲》杂志，对这方面非常关注，也非常清楚。《文史哲》一般不发或者少发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但是经济哲学、法哲学、政治哲学的文章还是要发的。最近这一段，政治哲学、法哲学或者是经济哲学的东西急剧减少。这和我们的精神气候相关，对西方价值的警惕、拒绝、审查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这些学科研究者的自由度，而在一个非自由的心态下，创造性的劳动无法被期待。”

人文学术，特别是中国古典学术、传统文化研究正在从边缘重返主流。这和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的局面告一段落是相对应的。王学典说：“人文学术，特别是中国古典学术、传统文化研究正在从边缘重返主流，最后能不能进入主流，我们还要再观察。但是一批人文学者正在努力使儒学、国学、传统文化重返主流地位，要从冷门变为显学，要从边疆走向中央。”

整个中国正在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王学典说，“十八大之后，一个全面本土化的时代已经开始，我们正在进入新的时代。前一阶段教育部一位负责人发表的一篇讲话在舆论界引起很大反响。讲话强调要清理西方教科书当中所隐藏的错误内容的西方价值观念，这样做，从国家的角度看那是没问题的，但我想跟大家说明的问题是，这看来只是一个信号、一个开端，这个趋势还在深入。换句话说，从十八大之后，一个全面的、立体化的本土化时代已经到来，这个时代如何评价，还有待观察，但是这个时代业已开始，思想、理论、文化上的新时代已经开始。中医、中药、汉服、汉语、汉字等都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提倡范围之下，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治理这些问题都在得到格外的强调。总之，整个中国正在朝着本土化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山东大学又成功举办了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这种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大趋势、大走向，正是新计划起航的最佳时机。山东大学在此背景下提出“文史复兴”计划，契合了新的时代主题，顺应了学术发展的潮流，把握住了绝佳的历史机会。所以王学典说：“这个计划提得适逢其时，恰到好处。”

面向未来，“要形成自己的拳头学科” 近30年，山大人文学科的体系化建设日臻完善，各个学科、专业的设置更为系统，并且各个学科、方向上都培养了一批代表人物。王学典说：“现在存在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可能已在不知不觉中进入第三次辉煌。几十年后我们再回头看这段历史，可能会发现，这已是一个辉煌的起始阶段。从总体上看，学科建设的确更加系统全面，人才队伍建设也有显著进步，现在山大各个学科的这批代表人物，几乎都是自己培养的，这是我们自身的一种进步。”

在肯定山大学科建设成果的同时，王学典更对当前学科建设中的问题做了冷静的分析:“我们的问题是缺少‘拳头’学科，继而导致了话语权的丧失。山大现在的影响力和自己的历史不相称。”具体来说，王学典认为人文学科的“龙骨”——主干学科的建设上出了很大的问题。“从长远考虑，人文学科发展的着力点在古典学术。中文系的中国文学史，历史系的中国史，特别是中国古代史，是文史领域里最主流的学科，也是人文学科的龙骨、主干。新的学科领域要开拓，因为要想好好发展必须建立系统的学科体系，但是，‘复兴’的真正含义，还是要回到主流学科，提高主干学科的实力，重建主干学科的话语权，这是学科建设的基础，不应被忽略。”

古典学术曾是山大人文学科最为强势的领域。回首辉煌的年代，山大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在各个断代的研究上都有在学界响当当的学者；而山大的语言学也是“章黄学派”的重要一支；文史的辉煌正得益于古典学术研究的发达。王学典说：“2012年儒学高等研究院整合组建以来，就致力于培养一批‘识字’的人，怎么是‘识字’？如果山东现在考古发现一批简帛，山大的学者有能力独立来识别、解读，这就是‘识字’，这才能体现我们的学术实力，但是山大目前可能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前些年儒学高等研究院引进庞朴、曹峰等学者，就是为了重建古文字学的地位，但是就目前的效果来看，还需我们继续努力。”

对于山大人文学科未来的发展方向，王学典认为主要的突破口在国学领域。“目前，主流学科的学术格局已基本形成，已被结构化，比如中文、历史、哲学这些专业，谁排名第1、第2、第3都很清楚，各个高校都致力于保持并提高自己的学术实力，提升一个名次都非常困难，你想让他们产生质的飞跃，几乎没有可能性。”所以，王学典认为，学术进步的突破口就在那些结构化尚未完成，仍处于“百舸争流”的领域，比如国学。他说：“当下的国学领域尚未形成相对稳定的学术格局，更没排出座次来。我们应该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有可能创造声望的领域，全心全意来创造一个优势学科。”在他看来，山大发展国学有“天时”和“地利”两方面的优势：“十八大”以来，新的发展时期对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新要求，这就需要传统文化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为儒学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而山东作为孔孟之乡、儒学发源地，提儒学就绕不开齐鲁大地，山大作为齐鲁大地的最高学府，自然获得了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王学典说：“中国人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应该利用好已有的‘天时’和‘地利’，创造属于我们的‘人和’。要在国学领域首先造成局部优势，然后形成‘拳头’，继而撬动整个古典学术和整个人文学科向前发展。”

重中之重，“推出自己的新一代标志性人物”

学界的话语权最后还要落实到具体学者身上，山大的人文学科要重夺话语权，必须推出自己的标志性人物，而这是学科建设重中之重的任务。王学典说：“我经常说，‘船烂还剩三千钉’，要在逆境中发展，关键要看如何发挥这剩下‘三千钉’的作用。现在的山大不缺钉子，发展人文学科也有优势，声望本身就是我们最大的优势；山大缺的是几根大柱子，过去30年山大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学者，现在都逐步成了各学科的代表性人物，但是我们缺几个在学界说话有力的学者，缺咱们自己的标志性人物。”如何推出自己的标志性人物，这考验着山大的智慧和魄力，同时也是山大实现“文史复兴”的关键所在。

学校要承担为学者“造名”的责任。王学典说：“学者本人当然要扎扎实实做学术，但是要想享有足够的名气和声望，还要做好宣传和推介工作，这个工作不能由学者自己做，而是应由学校来做，学校应承担为学者造名的任务。”谈到这里，王学典也提到了一些学者、一些有足够的学术实力但并未获得足够学术声望学者的无奈：“咱们山大这个平台在学界来看还是不够高，不像北大，你发三分的声可以获得十分的关注；在山大这个平台，你发十分的声可能仅能形成三分的影响力。怎么办？这就需要山大有明确的‘人才战略’。”具体来说，他认为应该首先有意识地推出新的标志性人物———要想办法把专家锻造成学者，把学者锻造成文化名人，再把文化名人锻造成社会名人。“通过这样的方式，把学者推向学界。就像我们说‘冯陆高萧’、‘八马同槽’，这是山大的品牌性人物，别人一提就知道山大，同样我们现在可以创造新的品牌性人物，形成新的声望。”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山大真正想要培养一批学界的标志性人物，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心血与汗水。但正如王学典所说，要想真正实现“文史复兴”，标志性人物不可或缺；要想培养标志性人物，山大必须有配套的切实的可操作性强的“人才战略”。“文史复兴”，人才是关键，推出新的标志性人物，是重中之重。

《文史哲》，“做好人文学科的复兴阵地”

作为《文史哲》的主编，王学典还重点谈到了《文史哲》在“文史复兴”中的作用。《文史哲》被学界称为“高等学校文科学报之王”，是山东大学的品牌杂志。山大人文学科近60余年的发展离不开《文史哲》的贡献，可以说，山大形成“文史见长”的口碑、声望，《文史哲》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为了推动中国的传统文化走向世界，为中外学术界搭建沟通交流之桥，2014年6月，《文史哲》推出了英文版，至今已出刊3期。《文史哲》英文版的发行引起了海外各方学者的关注，当然，这些关注无形之中也给编辑们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王学典表示，英文版的发行是能为山东大学创造新学术声誉的好事情，但是也面临诸多困难，最大的困难是语言障碍，“如何让外国人像读母语一样读《文史哲》，是我们一直以来努力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文史哲》编辑部做了两个主要工作：一是聘请耶鲁大学博士毕业，现任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的王心扬担任英文版的执行主编，同时聘请了标准的美国人孟巍隆担任副主编；二是组建了一支水平出色的翻译队伍，成员主要是长年在中国学习、了解中国古典学术的外国人。

“发行《文史哲》英文版绝不意味着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英文版上，中文版也要越办越好。”王学典说。而《文史哲》中文版这几年也取得了斐然的成就，无愧“高等学校文科学报之王”的称号：2011年，《文史哲》作为全国高校社科学报界的唯一代表荣膺“中国出版政府奖”殊荣；2012年，首批入选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重点资助期刊”；2013年，入围全国“百强报刊”；2013年秋，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的《中国期刊海外发行报告》（2002-2012）显示，《文史哲》凭借其稳定的学术质量和国际影响力，位居中文期刊（哲学社会科学类）海外发行量前四名，位列“最受海外机构用户青睐的中国期刊”发行排行榜中。

采访最后，王学典说：“当前的国学复兴、儒学热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老百姓个体，精神需求都在不断提升。中国文明，遇到了再起步再出发的历史时机。”在这样的背景下，山东大学启动“文史复兴”计划是号准了时代的脉搏，但要真正实现“复兴”，重建话语权和号召力，重塑山大往日的辉煌，还需要山大人共同的智慧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