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6岁高龄的李道生，自1951年进入怒江工作以来，至今已扎根怒江逾70载。他先后在银行、报社、州委宣传部、州政协文史委等多个单位工作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怒江州经济社会实现跨越式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辉煌成就的重要亲历者之一。

多年来，他在怒江州文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在怒江民族史、近代史等领域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外界学人及后续研究者提供了一大批亲历亲见亲闻的宝贵资料。如今，年近鲐背的李老依旧笔耕不辍，每天坚持工作7个小时以上。他据实直书的治史态度、注重征实考信的研究方法、孜孜不倦的为学精神，以及投身边疆服务各族人民的精神，深深影响着周围人。

李道生

到最艰苦的边疆工作

今日民族：您出生在剑川县，为什么会到怒江工作呢？

李道生：我老家在剑川县城，上小学时，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是防御、排斥和镇压的，身为中共地下党员的老师把我们这些有民主思想、反对独裁统治的进步学生秘密团结起来。1948年，12岁的我已经是地下中国少年先锋队员，在进步老师的帮助下参加了读书会，阅读了通过地下渠道送来的诸如《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书籍，学习党的知识、接受党的教育，还参与了反对国民党政府迫害民主进步人士的抗争。

1949年我考上中学，1950年被吸收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哥哥是中共地下党员，他给我留下了《静静的顿河》《阿里泰到山里去》等苏联小说。书中的苏联有志青年为了保卫祖国而投笔从戎抗击德国法西斯，自愿从莫斯科到条件极其艰苦的西伯利亚工作的事迹，对我鼓舞很大，于是我立志要到最艰苦的边疆工作。

1950年，我考上丽江财经训练班第一期，到中国人民银行丽江专区中心支行工作。1951年，我被送到昆明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第四期会计训练班学习。进修回来进行二次工作分配，我主动提出愿意到最边远、最艰苦的边疆去工作，于是志愿分配到怒江。

读书写作是我的一大爱好

今日民族：到怒江以后，您的生活与工作是什么样的？

李道生：我们进来后，在碧江县（旧县名，1986年撤销）的知子罗办公。当时碧江县刚解放，仅有两所公家房子，一所是县政府、一所是学校。政府要办公，学校要教书，金融机构不是政府机关，我们既没有办公室也没有住所，只能在民房里借住了两年多。没有床铺，就从剑川请来木匠，到碧罗雪山上解板子，再把板子扛下来自己做床。那时的碧江没有市场，老百姓没有卖菜的习惯，我们吃的米和菜都要到兰坪营盘街去背，一个月去一次。后来，我们开辟了菜地种菜，盖起猪圈养猪，自行解决生活问题。

最初的工作重点是宣传使用人民币。民国时期，怒江半开（滇币）、法币（国币）、缅币混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使用人民币，但流通不广。我们把人民币的票样粘在板子上，到农村去宣传，教老百姓识别。我们跟贸易公司、盐业分销处合作，帮他们推销商品，一面销售一面向群众宣传：7分钱可以买一斤盐，3分钱一个鸡蛋，卖两个半鸡蛋就可以买一斤盐。经过宣传，老百姓逐渐相信人民币是值钱的，都说“共产党好，毛主席好，人民币不用不得”。人民币有了信用基础之后，便全面禁止旧币流通。1953年开始建立银行，成立了碧江支行，以及福贡、贡山营业所，我被派到福贡营业所当主任。1954年，福贡营业所扩建为支行，改属丽江管辖，我被委任为行长，这年我18岁。

当时，我们既要开展工作，又要自己劳动。下乡工作都是自背行李伙食，爬山过溜，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蛮艰苦的。但我因受党的教育，再苦再难我思想上也没有负担，是完全自愿的。我喜欢看小说，上学时一下课就躲在墙边看书，周末家都不回地在学校阅览室看书，同时喜欢写作。到怒江后，这些爱好没有间断。怒江报社成立后，我在报上发表过一些文章，后来被调到报社当编辑记者。1983年，州政协准备成立文史资料研究室，我被调到政协工作，负责筹备政协文史组，撰写文史资料编写提纲，向各个地方征集资料。

搞文史研究不能怀有功利心

今日民族：请介绍一下，您主编的《怒江文史资料选辑一至二十辑摘编》。

李道生：我深入了解之后发现，当时，关于怒江文化稍成系统记载的只有《泸水志》，贡山的《征集菖蒲桶沿边志》还只是一个征集稿，福贡的《纂修云南上帕沿边志》也只是一个纲要。成文资料就这么多，算起来不超过10万字，这就是怒江史料的起点。怒江民族众多、历史悠久、文化丰富，但没有人来挖掘、整理。我决定把余生时间和精力投到怒江文史工作中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怒江、了解历史。

1984年，由我主编的《怒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正式出版。后来每年出版两辑，到我退休的时候共出版了24辑。当时怒江的文史资料选辑出版频率在全省与昆明并列第一。

为什么我们要出那么多？刚解放时，怒江境内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4种社会形态同时存在，这在其他地方是极其罕见的。整个怒江州就是一个呈现不同社会发展形态的走廊，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是正待发掘的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资料宝库。

我在州政协文史委工作了17年，多数时间都在乡下做调查，到农村访问各族各界的知名人士。我每次出去都仔细做调查、认真记笔记，习惯当天整理、当地成稿。

因为第一次采访会有很多遗漏，及时整理才能及时发现问题，做补充采访。即便如此，有时候一篇文章过段时间看又会发现新问题，需要再次做田野调查。哪怕是一篇简单的文章，往往也要跑好几次田野，花好几个月才能出成果。这样得出的资料比较实事求是。二手资料我用得少，大部分资料都是自己亲自采访得来。搞文史资料不能怀有功利心，要对社会负责。到州政协文史委工作后，我们创新搞了个《怒江文史资料选辑摘编》，把所出的文史资料按性质进行分类合编，再集中出版，便于读者、专家查阅。我把1-20辑里面相同的部分做了归类，摘编成上下两辑出版。摘编卷出版后被全国政协评为全国优秀文史资料三等奖。

后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也搞专辑征集出版，也许是我们先走了一步。我主编的书有70多本，对这套摘编卷印象最为深刻。

研究地方文史的意义

今日民族：作为怒江近代史、民族史方面的专家，您认为做文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

李道生：多年来我们通过走访、征集，发掘整理了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题材和人物，让逝去的历史重回人们视野。我举几个例子予以说明。

片马抗英。近代以来，片马先后被英日缅占领过，后来回归了。我们在1970年代进行了第一次实地调查采访，发现了勒墨夺扒这个关键历史人物，并到勒墨夺扒的老家、到片马去了解这段历史，通过人物主线弄清楚片马人民抗英斗争的历史事实。1985年，胡耀邦同志到怒江视察，指出片马人民的抗英斗争是值得纪念的，应该立一个碑，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亲笔题写了“片马人民抗英胜利纪念碑”的碑文。

怒江抗日。在怒江抗日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上，我前后花了20多年时间，写过的东西很多，到现在还在关注。1990年代初，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在怒江州搞了一个会员联络站，我是联络站的主任。有一年，学会在河北承德召开一个学术研讨会，邀请我去参加。我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时，发现其他地方的史料都有，唯独没有怒江抗战的资料展出。在学术会议上我就呼吁：“在抗日战争纪念馆里面没有看见怒江抗战的资料展出是很遗憾的，怒江抗战的意义不可小视。

1942年日军占领畹町、芒市、龙陵、腾冲后，狂妄叫嚣5月份占领昆明、6月份占领重庆。日军抵达怒江西岸以后虽大兵进驻，却始终未能跨过怒江再向东岸前进一步。为什么？那是因为有中国远征军将士和怒江各族人民的联合抵抗，怒江各族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如果怒江江防被突破，不仅云南不保，重庆也将不保。怒江又是全国最早把日军赶出国土的地方，鼓舞了全国抗战的民心士气。我吁请大家到怒江看一看，吁请学会到怒江召开会议。后来，我们把学会邀请到怒江召开过一次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一本论文专辑。关注怒江抗战的人，书写怒江抗战的论著和影视作品也多了起来。

如何利用历史来服务当下，是很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没有边疆的稳定，就没有国家的繁荣和发展。发生在怒江的历史，我们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并有责任和义务加以研究和保护，真实完整地用文字记录下来。否则，历史和文化就会慢慢遗失，一个地方也将变得没有根基、没有传承。

怒江的建设和发展必须依靠文化，一个地方的长远发展不能只靠短期、速成、看得见的东西，文化上的东西是长久的、不容易看见的。我们搞旅游建设，真正吸引人、能让人留得下来的一定是文化，没有文化支撑，旅游不会长久。

怒江第一弯 罗金合 摄

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边疆

今日民族：您是较早进入怒江的支边干部，在这里工作、生活了70多年，请结合自身经历谈谈党的民族政策在怒江的贯彻落实。

李道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怒江各民族之间、民族内部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根本原因在于较好地执行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我们来怒江之前，党组织就教导我们：“你们到怒江以后，第一要交朋友，第二要做好事，疏通民族关系。”中共怒江特区工委书记张旭同志给我们作报告时说：“你们到边疆地区工作，一定要对边疆人民有深厚的感情，为他们多做好事，同他们多交朋友。另外，要把他们的痛苦当成是我们的痛苦。”这些话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1952年冬，我跟随裴阿欠（怒江州首任州长）带领的工作队下乡，为缺衣少穿的贫苦农民发放救济寒衣（布）。当时老百姓很穷，国家关心群众疾苦，发放口粮，助农民度荒；发放铁农具，助农民生产；发放寒衣，助农民过冬。我们到村子里，看见很多农民还穿着一件不能御寒的麻布单衣，个别人家只有一两套衣裳，出门时几口人换着穿。工作队一面宣传政策，一面发放救济，进村入户访贫问苦，同群众交朋友。

正因为党员干部有这样的作风，老百姓逐渐接受党、相信党、相信政府。党和政府对各族人民关怀备至，吃的、穿的、用的都顾及到，或发放救济、或廉价供应、或减税免税。比如，兰坪喇鸡井的盐出厂价是7分钱一斤，人背马驮十来天运到碧江，卖给老百姓还是7分钱，运费、税费都免了。贸易公司的商品都是廉价的，国家给商业部门补贴，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怒江民族与民族之间、民族内部经常为一小点冲突就要械斗，我们进来的时候听到不少，但是之后很快就没有这些纠纷械斗了，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团结得像一家人。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了边疆，驱散了阴霾迷雾。

要把心交给地方

今日民族：怒江的发展离不开像您这样的支边工作者，您对以后的支边工作者有哪些经验要分享？

李道生：到怒江就要把心交给这里。怒江的百姓是淳朴的，只要跟他们交心，他们就把你当成自己人，真诚对你。我在怒江工作、生活了70多年，除了走路遇上落石或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以外，从来没有遇到过人为制造的安全问题。我经常对外宣传怒江的美丽，请内地人来旅游，支援怒江建设。我最近写的报告文学《啊!怒江》里面就有对怒江的一些宣传。在怒江这个地方做研究，要看到贫困与落后的现实是自然和历史原因造成的，要用唯物、前进、正面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这里的各民族并不是自甘落后，应该抱着一颗同情的心来看待这里的生产生活条件，抱着关爱的心来对待这里的人民。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我在一个村里待了一年半，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对我相当好。有一次，我因为感冒没有出工，在家里躺着，我住的主人家硬逼着我到碧江去看病。

“兄弟，你这个病相当严重，一定要到碧江州医院（当时怒江州人民政府驻碧江县城知子罗）去治疗，要不然危险得很。你要听哥哥的话。”

“没有，只是感冒。”

“不行不行。我已经雇了一头毛驴子，你骑着，我两兄弟今天就走。”

主人硬要我走。我俩到区公所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一直走到有个热水塘（温泉）的地方，那有个岩洞，我俩在岩洞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到碧江州医院。

我记得到医院那天是1958年8月15日，刚好就是茶树明匪帮从缅甸纠集了100多个人来碧江九村窜扰的日子，匪徒杀害了我们的几个下放干部，抢劫了贸易小组，无恶不作。对土匪的窜扰预谋，事前在民间已有传闻。我住家的主人知道了这个消息，设法悄悄把我转移到碧江。结果到碧江的当天夜里，我所下放的村子就出了事。事后我才知道，危急时刻是怒江的农民大哥救了我一命。不久，窜扰碧江的茶匪在我公安部队围剿下很快被歼灭。怒江人民对我是有恩的，我非常感激。后来，我曾有机会调到昆明或调回剑川老家工作，但我不舍得走，已把怒江当作一生的叶落归根之地。

我15岁到怒江工作，但是在家乡结的婚。我爱人一直在家乡工作，照顾岳父岳母和孩子。除了每年回去十几天外，我基本都在怒江。家中的几个孩子都是我爱人养大的，我们两地分居18年。直到1980年，家人才搬到怒江，大的孩子已经上高中了。他们来了以后，我因为工作，家里的事情仍然顾不了。家人的理解与支持太重要了，不然我没有办法全身心投入工作。对爱人和子女，我是有亏欠的。

我退休后的23年中，有20年分别被社科联、文史委、方志办等单位返聘，几乎每天都在电脑旁边写作或者读书学习。听党的话，不忘初心，活到老，学到老。

【访谈对象】

李道生，1936 年生，云南剑川人，白族，中共党员。历任中国人民银行福贡县支行行长、怒江报记者、怒江州委宣传部新闻科副科长、《怒江文史资料选辑》主编、怒江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主任、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理事等职。出版专著 23 部 368 万余字；发表作品 300余篇 260 余万字。主编书籍 77 部 1000余万字；参编图书 32 部 730 余万字。先后荣获全国政协优秀文史工作者、云南省政协先进文史工作者、怒江州政协先进文史工作者等荣誉称号。所主编的《怒江文史资料选辑一至二十辑摘编》荣获全国政协优秀文史资料三等奖。

今日语

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态度特别坚决、明辨大是大非立场特别清醒、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真挚，李道生扎根边疆的70年，正是践行“四个特别”的民族地区好干部标准的历程。从前辈的身上，我们应该继承和弘扬这种对党忠诚、亲民爱民，投身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

作者单位：怒江州傈僳族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