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下惠到底何年何月何日生?关注柳下惠的人可能这样问。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个无关宏旨的枝节问题。但是，作为“学开孔孟”①的儒家先驱，他的生平与春秋鲁国、近邻齐国的某些重大事件联系在一起，因而其年龄也就成了一个需要弄清的历史问题。

柳下惠的出生年月日，正史、别史、野史未见确切记载，学者们大都是依据古籍史料推算出来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也就在所难免，谁也无法强求统一。

我所编撰的《新编柳下惠年谱》（载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出版马东盈主编《柳下惠研究》一书），推定柳下惠生于公元前720年阴历11月18日。

其证据有三：

一是山东平阴展家洼村展光安老先生所藏民国五年（1915）续修的《展氏族谱》。这套《族谱》，上起展氏始祖展禽即柳下惠，下至86代孙展恩富、展恩启等人，是中国连续不间断、延续时间最长久的谱牒之一。而且因为孔子、孟子等对柳下惠推崇备至，儒家思想又是中国两千多年来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柳下惠作为“后周公、先孔孟”②，自然受到历代帝王和官司吏们的尊崇。和圣后裔分衍为展、柳、惠三氏，人才辈出，对修谱事也就格外重视。《展氏族谱》记载，初谱由和圣8世孙展迈（字子越）创修。此人去和圣辞世为时不远，所修《族谱》当可信。还需提及一点，《展氏族谱·圣祖年谱》，与最早于东汉建初六年（81）由“河东解县”抄录而来的《和圣年谱》③惊人相似，也说明《展氏族谱》确有所据，绝非闭门造车之作。《展氏族谱·圣祖年谱》云：和圣于“周平王五十一年、鲁隐公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午时，火光入室，文鸟鼓舞,禽生于鲁地。”这一记载无疑填补了史书的一个空白。

二是“衍圣公府”档案0000705号卷宗所存史料。案卷标题是《选补和圣柳下惠滋阳县④祠宇奉祀生⑤》，是清乾隆五十八年（1790）、道光八年（1828）礼部批准和圣后裔奉祀生的官方文书。由“衍圣公”把关上奏折时附有一套完整的和圣史料。其中《和圣世纪》载，和圣是于“周平王之五十一年、实鲁隐公之三年辛酉冬十一月十八日也降生，室鸣，三人惊异之。”在具体时间上，与《展氏族谱·圣祖年谱》完全吻合。如果说《圣祖年谱》还是私家之说的话，那么《和圣世纪》已得到清廷宫方认可。从《和圣世纪》与《圣祖年谱》在某些细节上的不同可以看出，“衍圣公府”档案《选补和圣奉祀生》卷，当源于另一版本的《展氏族谱》，准确地说是与展家洼展氏平行的另一支展氏的《族谱》，可惜直今笔者仍未觅得一见。尽管出处不同，但两者在和圣出生年月日记述上却完全一致，这绝非偶然巧合，必有可靠依据。

三是一个间接证据。《展氏族谱》、《和圣年谱》、《和圣世纪》均称展禽乃鲁国司空无骇之子。而据《春秋》三《传》，无骇卒于鲁隐公八年。《圣祖年谱》作该年“禽六岁”，上推5年，也就是生于鲁隐公三年，再次与《和圣世纪》完美契合。

正是基于上述三个证据，笔者才敢于推定：和圣生于鲁隐公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鲁隐公三年就是公元前720年。那年是辛酉年，同今年一样也是鸡年，阴历十一月十八日换算成阳历，正是十二月十八日。所以今天恰好是和圣2725年诞辰纪念日。

为什么说：“2725年”而不说“2725周年”呢？因为按周年需到明年今天。也就是说，和圣一周岁需从出生次年即公元前719年算起。我们是按虚岁计算的，出生当年就算一岁。实际上，我们说的虚岁并不虚妄。按常规，一个胎儿需在娘肚子里呆上十个月才出生。十个月不就接近一年也就一岁吗？一个人的生命是从受精卵开始的。现在怀孕几个月就可以剖宫产，早几天晚几天，甚至早几个月晚几个月都无所谓，一个人的生命年龄难道仅仅是出来见到阳光才开始的吗？显然不是。据报道，某一外国公司已发明一种三维仪器，可以清晰地拍摄到胎儿哭笑表情的图像。现代科技证明，临近出生的胎儿与呱呱坠地的婴儿并无实质性的差异。之所以提到这些似乎与和圣出生无关的东西，实际是想说明周岁并不周严。我们按虚数计算自有其道理在。我们说今年是和圣2725年诞辰，是前720年加2005年算出来的。这样算也有成例可循：孔子诞生于公元前551年，今年是2005年，两者相加是2556年。今年国际祭孔就是纪念孔子诞辰2556年。柳下惠诞辰我们也这样计算，有什么不可以呢？

（二）

柳下惠卒年，史亦无载，迄无定说。在和圣出生年月日记述上保持完全一致的《圣祖年谱》与《和圣世纪》，却在和圣卒年上发生了分岐。《圣祖年谱》云：圣祖“九十三岁，周襄王二十四年、鲁文公二年三月卒。”《和圣年谱》亦同，“九十三岁，春三月，和圣卒。”而《和圣世纪》则作“文公六年庚子和圣年百岁，冬十有二月辛亥朔三日卒。”到底是鲁文公二年，还是鲁文公六年正确呢？在这里少数服从多数是不对的。因为据《左传·文公二年》，该年八月，宗伯夏父弗忌“跻僖公”于 公之上，展禽尖锐批评夏父弗忌“犯人道”（“以逆训民”）、犯鬼道（“易神之班”），必遭报应。如果在鲁文公二年三月和圣已经去世的话，绝不可能到八月还能开口批评夏父弗忌。由此观之，《圣祖年谱》与《和圣年谱》作和圣“九十三岁”、“春三月”卒的记述是错误的，惟《和圣世纪》“和圣年百岁”是正确的。

和圣卒于鲁文公六年，即公元前621年；阴历十二月三日换算成阳历，则已进入下年元月份。所以到今年，柳下惠已逝世2625年。因此，今天这个会就具有双重纪念意义。

当然，最重要的是，柳下惠的言行和思想集中体现在孟子所概括的一个“和”字上。我们现在进行发掘研究，对建立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无疑具有很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①“学开孔孟”：明嘉靖八年（1529），兖州知府刘梦诗《祭和圣文》。见“衍圣公府”档案0000705号卷宗《和圣祭文志》

②“后周公、先孔孟”：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兖州知府金一凤《祀和圣文》中句。原文是：“惟圣言伦行虑后周公，振兴于鲁邦；鄙宽薄敦先孔孟，师范于百世。”见“衍圣公府”档案0000705号卷宗和《和圣祭文志》。

③《和圣年谱》选自王价藩、王亨豫编《泰山丛书》丁集，原题为《和圣年谱纪事》，简称《和圣年谱》。文末注明，该《年谱》最早于东汉建初六年（81）由“河东解县”（今山西永济）抄录而来。河东乃柳氏郡望。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解县为和圣后裔柳安“始居”之地，当有《柳氏族谱》传世。《和圣年谱》便为河东解县《柳氏族谱》之组成部分。

④滋阳县：兖州县前称。兖州地处嵫阳山之阳，金改原“瑕县”为“嵫阳县”。明成化间复改“嵫”为“滋”。“滋阳”之称延用至清。解放后，兖州城区以外的地区仍称“滋阳县”。现城乡统称兖州市（县级）。

⑤奉祀生：清延批准主持古圣贤祠宇祭祀活动的生员。一般由古圣贤嫡传后人中德高望重者担任。

明《泰山志》中的柳下惠①

《泰山志校证》一则 □周郢

柳下惠墓：在州治东南一百里，至今村人尚多展姓者，村名曰柳里村。

（明代《泰山志》卷二遗迹）

笺证

柳下惠：姓展，名获，字禽，一字季，春秋鲁国大夫。以食邑柳下，卒谥惠，故称柳下惠；孟子称其为“圣之和者”，故后世尊之为“和圣”。展禽以通晓礼义著称，事迹见于《论语》、《孟子》、《左传》等书，清马马肃《绎史》卷五三《鲁柳下惠之贤》篇辑其史料最备，可参。又1983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汉简《奏献书》（法律案件汇编），中引《鲁法》记柳下季断案事例，为研究柳下惠生平思想之新资料（参今人马东盈《柳下惠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10月版]；又杨朝明《鲁文化史》第十二章《道德思想——以柳下惠为例》，论柳下惠思想最悉）。泰山之南柳里村（今属新泰宫里镇），传为柳下惠故里，附近有祠及茔墓。《泰山纪事·天集》云：“柳下惠：先圣姓展氏，居于柳下。既殁，乃谥为惠。今州城南六十里柳里村乃其故处也。……至今柳里村有柳下惠墓。”《大清一统志》卷一四二《泰安府》云：“周柳下惠墓：在泰安县东八十三里柳里村。”《岱览》卷二九《博览二·文献》云：“旧《泰安州志》云：‘柳下即治东南柳里村，有墓在焉，其高如陵。’……案墓在汶河北郭家庄西北一里，方形，共四十步，墓中高，连顶六步。距墓六里为汶南西柳庄，有和圣祠，碑曰‘和圣故里’，一曰柳下书堂。

祠南一里，有和圣桥。墓西南十八里，有展氏先茔。”《重修泰安县志》卷二《舆地志·古墓》云：“和圣墓；在县东南一百里许天宝寨地方小汶北。”墓址在今新泰市天宝镇郭家庄村北，俗称“王坟”。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泰安知县毛 重修此墓，题有墓碑。墓址今存清末所立《泰安县知县毛老父台德政碑》。又泰安城有明代建和圣祠。《岱览》卷十三《分览二·岱阳下》云：“二贤祠西北为和圣祠，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侯瑜建。国朝顺治三年（1646）少参毕振姬、乾隆十九年（1754）县令冯光宿重修。二祠皆以春秋致祭。……和圣柳下惠，邑境有柳里村，又有柳下季垄，因祠。”祠久废。又肥城亦有和圣故里及祠宇，康熙《肥城县志·古迹志》云：“和圣祠：在境内柳滩社地方，离城六十里，历代奉祀有人。至前朝天启年间，知县王惟精申详嫡派六十四代孙展芳名申祀。”又嘉庆《肥城县新志》卷五《古迹志》云：“和圣故里：在柳滩社展家洼，一村俱展姓，惠后裔。今泰安县有柳里，亦谓柳下惠故里。按：惠，鲁人，泰安、肥城皆鲁地，为其后无疑。”又元泰安州《展氏先茔之记》亦称：“夫展氏，鲁大夫无骇之后。”而后世以展氏为惠之嫡系，其族分居滋阳、泰安、肥城，滋、肥均有奉祀生员。

曲阜衍圣公府档中有乾隆至道光间《选补和圣柳下惠滋阳县祠宇奉祀生》文档。）1996年毛 之孙台湾毛登沂复捐资重修和圣墓，建坊置碣。1998年后新泰宫里镇西柳村之泰山染料公司斥资于柳里建和圣园一区，有坊表池亭之胜，并新立和圣雕像。笔者为其园题联云：“折狱以平，安邦以德，江陵坠简重传，犹见大贤法度；立身惟信，待士惟和，待士惟和，麓新祠再展，还临柳下遗风。”

附：明《泰山志》简介

明《泰山志》，系由嘉靖年间学者汪子卿编撰。全书四卷，卷一为图、山水、狩典、望典、封禅，卷二为遗迹、灵宇、宫室，卷三为登览（即诗文），卷四为岳治、治迹、人物、物产等。其书划篇析目，简明而有法；采录资料，丰富而谨严，“踪迹文字以来，帝王、圣哲、瑰奇、幽异、坛遣、台殿、楼观、亭障、府寺、鸟兽、虫鱼、药石、木石，上下数千百年，……斯以详矣”（明·洪章《泰山志序》），首次对泰山史地、艺文、风物等内容作了全面记述，具有导夫先路之功。故现代著名古籍专家潘景郑称：“余按泰山有志，前此无有陈编，此志实为创例。”“此志谨严有法，非空谈妄据者可同日而语。”（《著砚楼读书记》）这次整理，以台北中央图书馆藏本为底本，漫漶、缺失之处则以他本配补，庶成完璧。并以“笺证”形式，对原书内容进行疏解、补苴、考订，力求补充新资料，提出新观点，采用新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①本篇选自周郢著《泰山志校证》一书（黄山书社即将出版）。本书系对现存第一部泰山志书明代《泰山志》的整理校证，全书50万言，征引的各种文献几近千种，辑录了众多珍稀罕见的研究资料。该志中所记柳下惠墓，是泰山文献中首次出现有关的柳下惠文字。

周郢（1970～），山东泰安人。泰山学院副研究员、泰安市和圣柳下惠研究院副院长。著有《泰山历史记年》、《泰山文史丛考》、《明代名臣萧大亨》、《周郢文史论文集——泰山历史研究》、《羊姓史话》、《泰山通鉴·先秦至清卷》；合著《泰山五千年大事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