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2019年，钟叔河的散文集《念楼随笔》荣获“博库·春风悦读年度致敬奖”，出版家钟叔河又一次走进公众视线。自1993年获“第三届韬奋出版奖”以来，他本人和他主编的作品已获奖无数，由于在学术上的卓越成就，他被收入《世界名人录》《国际成就名人录》等名人辞典。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知天命之年踏入出版界开始，他读书、写作、编辑、出版，“述往事，思来者”，屡屡为出版业带来一缕缕春风。从壮年到耄耋，他始终笔耕不辍，初心不改。

从未想过以文字为业

1931年，钟叔河出生于湖南平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钟昌言是最后一届考八股文的秀才，也是最早进入梁启超办的“时务学堂”的新式学生，后来在长沙一所学校当数学老师。

钟叔河出生时，父亲已经58岁了，所以，“代沟不是一般的大”。母亲是父亲的第三任妻子，没有什么文化，比父亲小20多岁，因为觉得委屈，心有不甘，便更加严格地管教子女读书。与哥哥姐姐的听话不同，童年钟叔河非常调皮，经常跑到外面的草地上捉蚱蜢，捉蛐蛐，捉蟋蟀，衣服被搞脏、搞坏，还不时闯祸，惹得别人来家里告状，为此，没少挨母亲的骂。

在母亲“要读书不要贪玩”的唠叨声中，钟叔河钻进了父亲的书房，从图画书、故事书开始，一头扎进了文字的世界。对母亲的感情是复杂的，既畏惧又反感，“母亲不管教我读书的话，我读的书还会多一些”。但母亲教过的一首歌，他一生都印象深刻：“平江出人了不得，余蛮子带兵打外国。李次青，张岳龄；七篇文字钟昌勤……”歌中提到的这些人，有的是湘军将领，有的学问一流，他知道，“母亲是希望我读书读好一点”。

钟叔河更愿意亲近的，是书呆子父亲。老来得子，父亲对他非常宠爱，经常得意地吹嘘一下，说他的很多同学，像蔡锷、范源濂、杨树达等，都非常有成就。末了，总不忘叮嘱一句：“你要比我有成就，要多读点书，不能像我一样毫无成就。”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哥哥姐姐进了中学，跟着学校转移，本该上小学的钟叔河和母亲一起回平江老家避难。同龄玩伴很少，看书成了他的生活。古书很少有适合儿童看的，于是不懂的也拿来看，《史记》《左传》《阅微草堂笔记》，靠着自学，识了不少字，渐渐成为书痴。有一次，母亲叫他去买油豆腐，他提着两串草绳系着的油豆腐，一边走路一边看书，走到一半，突然想起来忘了拿找的钱，急出一身汗。

日本军队时来骚扰，生活极不安定。幸好有书陪伴，那一时期，钟叔河读过曾国藩的《讨粤匪檄》，也有许多新鲜的白话散文。

小说也是他的最爱，晚上，他在昏黄的茶油灯下看《聊斋志异》，母亲在旁边做针线、纳鞋底，两个人的影子投影在墙壁上，一阵风吹进来，灯焰在动，影子也在动，再联系小说里的奇异故事，令他产生无限想象。

战争期间，学业断断续续，唯有书读得庞杂，初中前已经读完了市面上能找到的所有中国旧体小说。写作能力自然提升，在班里，钟叔河的作文总是名列前茅。读书带来思考，囊萤夜读真有此事？蒲松龄的鬼狐故事，“恐怕是他长期单身，见到富人家的丫鬟小姐，做的白日梦”。按捺不住写作的冲动，15岁的少年用文言写了一本读书笔记《蛛窗述闻》。自序中，他说：“予喜闻奇怪之事，而乐其荒诞不经……”

抗战胜利后，钟叔河去长沙文艺中学念高中，新的书报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他如饥似渴地读着。正值内战，他参加学生运动。高二时，他积极参与地下党的护校工作，与国民党的“三青团”分子发生冲突，不幸眉骨受伤，头破血流被送进医院。父亲得知后，赶来医院看他，在床边坐下后，只用长沙话讲了一句“打成噶样子了”，就哭出了声。

那是钟叔河记忆中，父亲唯一的一次流泪。

父亲不赞同他的行为，只希望他专心读书。钟叔河于是又扎进了书堆，不仅遍读西洋小说，对自然科学也产生了兴趣。尽管中学时已经在长沙的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文章，但他从未想过以文字为职业。大量接触新知识开阔了视野，他一心想着高中毕业后去北大学考古、地理，或者将来当一名植物学家。

阴差阳错踏入报社

1949年8月，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鼓舞下，不到18岁的钟叔河偶然报考了长沙的“新闻干部训练班”，怀着一颗炽热的心投身革命队伍。出色的写作功底让他脱颖而出，被刚成立不久的《新湖南报》录用。从此，“高中肄业”成了他的最高学历。

带着一封写在白纸上的介绍信，钟叔河去报社报到。到了传达室，他说：“找李朱社长。”人家问：“李社长还是朱社长？”再一看介绍信，“经武路二六一号李朱社长”。这才知道，原来“李朱”是二人。当时习惯姓氏连写，如“林罗”“刘邓”，但钟叔河初见这样的写法，一来便出了个小小的洋相。

身在报社，心却没有安定，并不想待太久。决心留下来，是因为当时的李社长。

到报社不久，钟叔河就被派去下乡采访，同行的是一位老同志。采访完，老同志写了一篇文章，钟叔河看完觉得不够好，于是自己也写了一篇，贴了6分钱邮票丢到邮筒里。正逢李社长审报纸大样，看到老同志那篇通讯稿时，不太满意，说：“题目是好，文章却没写好；撤掉它罢，又舍不得这个题目。”旁边有人立刻说：“这里还有一篇。”李社长一看，马上决定：“就用这篇，赶快去排！”

采用的正是钟叔河寄回的那篇。后来，李社长还在文章旁边批了一段话：“选稿子要看文章而不是看人，老同志的文章未必好，新同志的文章未必不好。”

一个月后下乡回来，得知这背后的曲折时，钟叔河非常感动。刚刚踏入社会，这样的肯定无疑给了他极大的信心，他打定主意要走文字这条路了。

钟叔河在书房

钟叔河从此开始编辑、记者生涯，从文章的署名上就能猜到他跑过的路线：柴荆（财经）、龚桥（公交）、辛文（新闻），样样皆通。

结识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龄人，其中，记者朱纯成了他的妻子，研究鲁迅的朱正则成为他一生的挚友。他和朱正到古旧书店去翻旧书，从文史到生物学、大众天文学，涉猎颇广，无书不读。看似杂乱无章的阅读中，他获得了广泛的知识。

二十余载韬光养晦

钟叔河一度中断了工作，四个女儿没法养活，只好祖母带走一个，外婆带走一个，在南京的姨妈带走一个，最小的，只好送去孤儿院。夫妻两人，一个拉板车，一个糊纸盒，在温饱都没办法解决时，钟叔河仍然对朱纯说：“反正饭还是要吃的，书还是要读的。要我们死我们是不得死的，我们得坚持活下去。”

钟叔河与四女儿钟先鲜合影

借不到书，钟叔河就去废书报收购店里买低价书报。读到一本署名周遐寿翻译的《希腊的神与英雄》时，他看到里面那些神的译名与他以前读到的不同，就给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写了一封信，问为什么要换那些译名。不久，出版社转给他一封信，是周作人写的，这才知道，周遐寿就是周作人。

得到少年时的偶像的地址，钟叔河喜出望外。买不起像样的纸笔，他到附近小店买了“一分钱两张的极薄的一面粗一面光、上面印着红色横线的‘材料纸’，一支一角二分钱的毛笔和一小瓶墨汁”，在纸上，他恭恭敬敬地写道：“二十余年来，我在这小城市中，不断搜求先生的各种著作，凡是能寻到的，无不用心地读，而且都爱不能释。

信末，他请周作人写一条幅，并能“赐寄一册”文集，“那就足以使我欢喜万分了”。

信寄到北京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周启明先生收。很快，周作人的回信到了，还写了条幅，另寄给他一本新出版的《伊索寓言》。

一同拉板车的一位“教友”想要轻生时，钟叔河劝他：“再坚持一下吧，现在的情况就好比是拖板车上坡快要到达顶点的时候，难就难在最后那几步，坚持一下也就到头了。”

他和朱纯一直在积极面对苦难，拉板车养不活自己，他又去刻油印讲义，讲义上发现错别字，他偷偷改过来，从不当面讲穿，“这样他发现你减少了他的错误，下次还叫你”。他还从旧书店买了本德国人写的《细木工作业》，学做了两个刨子，用刨子做教学模型。总之，干过很多工种，哪一种都像模像样，木匠手艺越来越好，画的机械图在“同业”中颇有名气。就连朱纯，不仅学会了做木模，几年后也已经是一个5级木模工了。

那期间，是钟叔河读书最多的时候，《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同情他的年轻工人也经常拿一些内部书籍给他看。广泛的阅读中，他越来越把兴趣集中于近代思想史方面。“不需要做命题作文，也不需要按模式思想，也能收集整理一些材料”，思想在汇聚，他时刻准备着。

在农场，最感慰藉的，莫过于和一同劳改的好友朱正见面。劳动之余，他们悄悄探讨国家的过去和未来，探讨中国与世界文明同步的问题。

从“狭尺之窄”

到“走向世界”

1979年3月，他被提前释放，旋即宣布这是一个错案，撤销原判，宣告无罪。那一年，他48岁了。已近知天命之年，对个人荣辱已经淡然，他只想做点事。

在朱正推荐下，钟叔河进入湖南人民出版社做了一名编辑。曾经读过的晚清时期中国人亲历西方的记载给了他启发，“既有感同身受，也有全新认识”。他立刻建议出版一套“中国人看西方丛书”，大家都在质疑，“重印这些旧书有多大的意思呢？实在要印，也不要一下就印那么多种，先印个三四种看看反应……”

1985年，朱正（左）和钟叔河合影。

钟叔河申述了理由：“这些书拆开来一本一本地看，有些并不怎么精彩，史料既不多，思想也浅陋，但如果把这些晚清出国笔记尽可能完全地收罗到《丛书》中，就有它独特的价值了。”

在领导的支持下，选题终于确定。钟叔河开始跑各地图书馆，淘旧书摊，四处搜集当时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实录，标准只有一个：“不计较他们的文笔，但必须是亲见亲闻、亲身的感受。没有到外国去，坐在中国写的人不收。”

没有电脑，没有扫描仪，只能手抄，或者影印，工作的难度、强度可想而知。最难的，还是寻找底本。那时的图书馆，管理方式落后，唯一的线索就是索引卡，在卡片柜里翻得晕头转向却一无所获是常有的事。

搜集晚清外交官张德彝的八部《述奇》时，颇费周折。张德彝一生八次出国，每次都留下一部翔实的见闻录，有极高的社会文化价值，是丛书中不可或缺的一笔。当时已经知道的消息是，张德彝去世后，稿本由孙子交公，保存在北京图书馆，可是钟叔河和同事在北图寻找两周未果。

功夫不负有心人。正沮丧时，一位叫张玄浩的老同志听说后告知了下落，并自告奋勇带他们来到北京图书馆古籍部所在地柏林寺。大量珍贵稿本就在眼前，其中就有遍寻不着的张德彝的四部《述奇》，钟叔河如获至宝，疲惫一扫而光。

就这样，不到一年时间，先后收集了300多种晚清人物考察西方的记述，最终决定遴选出适合读者阅读的100种，纳入出版计划。

1980年冬天，清代人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摆在了新华书店的书架上，《走向世界丛书》与读者见面了。

这之后，几乎每个月，都有一本问世，抄稿、校对、编辑、加工，钟叔河均亲力亲为。因为原文是文言文，为了方便读者阅读，他还为每本书写了平均2万字的“文与其人”的绪论。

丛书出版后，在文化界、出版界，丛书引起轰动。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称之为“内容并不新奇的当代‘奇书’”，说自己“读诸文后，感佩之情不能自已”；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半夜醒来，不复成寐”，给钟叔河写信，建议他把各书的叙论单独成册，交给新华出版社出版；翻译家杨宪益则表示：“您写的专文如果集成一册，翻译出来，我看是会受人欢迎的。”英国的出版社也发来邀约，要译成英文出版。钟叔河被作家萧乾戏称为“出版湘军”的“长沙四骑士之首”。

更幸运的是，钱钟书看到后，“感到惊喜，也忆起旧事”，他托人带话，提出约见钟叔河。后来，在信中，他说:“弟读尊编，即倾倒兄之卓识明见，而博采穷搜之学力又足以相副……”他为丛书指出四点“零星小节”的建议，还说，如果导言结集出版，他愿写序，“共襄大业”。

钟叔河非常感动，在他看来，“零星小节”其实是“重大失误”，钱钟书的帮助让他“避免了漏注和错注，守住了丛书质量的底线”。后来，导读结集为《从东方到西方》，出版时，钱钟书欣然作序：“差不多四十年前，我想用英语写一本有关晚清输入西洋文学的小史，曾涉猎叔河同志所讲的那一类书，当时它们已是冷门东西了。我的视野很小，只限于文学，远不如他眼光普照，瞻顾到欧、美以至日本文化的全面……”

再后来，杨绛在信中说：“钟书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蓝笔自娱，朱笔编文

《走向世界丛书》成为1980年代最有影响的一套湘版书，被称为“出版界的巨大业绩”。一炮打响后，钟叔河又提出出版曾国藩大全集。十几岁时，他就读过《曾国藩家书》，对曾国藩超凡的能力、道德观念和思想非常佩服。但在当时，曾国藩是敏感人物，钟叔河据理力争：“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一定要看曾国藩的著作，不能对任何人作出全盘肯定或否定的评价。”

1984年，钟叔河调入岳麓书社任总编辑，这个成立不到两年的古籍出版社名不见经传，仅有十余个编辑。钟叔河大刀阔斧，两年内迅速推出几套丛书，深受市场欢迎。他为岳麓书社撰写的广告词是：“以最少的钱，买最好的书。”

《曾国藩全集》成为中国出版界“开新风”的大手笔，唯一遗憾的，是《走向世界丛书》没有按计划完成。出到第35种、800万字时，因为人事原因，被迫搁浅。随着钟叔河调动、退休，未完成的书稿和图像资料封存在箱子里，跟着他数度搬家，静待时机。

等待的日子，钟叔河“蓝笔自娱”，以写作为乐。为了辅助外孙女学习古文，他自编教科书，挑选百字以内的经典古文，配以精简、有趣的阐述，从《论语》《孟子》到《世说新语》，从春秋战国到明末清初，一发不可收。后来结集出版，名为《念楼学短》。“念楼，即廿楼，二十楼也”，是钟叔河新居的名字。

《念楼学短》出版后，被称为现代“百字版的古文观止”，90多岁的杨绛先生为其作序，大加赞赏，用四个“好”来形容：选题好，翻译的白话好，注释好，批语好。一不小心，钟叔河成了畅销书作家。

随着钟叔河获第三届韬奋出版奖、《走向世界丛书》获“中国图书奖”、古籍整理图书丛书奖，社会各界对丛书续编的呼声越来越高。其实钟叔河也一直很苦恼，近80岁时，他还在报纸上广发“英雄帖”，希望找一个能跟他工作三五年，“有能力、值得信任的年轻人”，然而很难。

直到2012年，岳麓书社终于正式启动了续编出版工程，他们配备了“有能力又值得信任”的20人的编辑团队，81岁的钟叔河仍是主编之一。

工程浩大，原刻本、抄本、复印件都需要一一核校，进度缓慢。最头疼的是人名、地名的考证。当年的出访者，由于不会英文，大多是根据音译记载。比如，康有为爱喝的“猫匿”啤酒，让人不明就里，通过地图追寻他的足迹，发现他是到德国以后喜欢的一种啤酒，原来就是“慕尼黑啤酒”。还有晚清驻外使节郭嵩焘的日记里，不乏用湖南方言记录的“天书”，“破译”大费周章。

夜以继日，历时4年，2016年底，“走向世界丛书（续编）”65种终于尘埃落定。钟叔河作了总序。至此，跨越37年，100种、1700万的丛书圆满完成。甫一出版，荣誉就接踵而至，先是在韩国第六届坡州图书奖上荣获特别奖，后来又获“全球华人国学传播奖之卓越传播力奖”，出版人钟叔河屡被致敬，在2017年东亚出版人会议上，获“特殊贡献奖”。

尽管被称“沧海遗珠”，但钟叔河还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编辑，“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念楼”里，他安静地读书、写作，在长沙闷热的夏夜里，时常怀念“朴实谦和，宅心仁厚”的妻子。朱纯早在2007年就已去世，这一生，除了编书是“最大的‘幸’”，钟叔河说，他最大的成功，“就是找了一个好妻子”。

“一息尚存笔莫停”，写书的计划依旧排得满满当当。早在一次获奖感言中，钟叔河就说过：“我们从未停止前进到更广阔世界的步伐，我们一直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