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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爆发后，广州湾凭借其突出的地理优势及法国租借地的政治背景，成为当时中国大陆一块非常特殊的区域。因战时国际交通通道地位导致大量走私商人、投机商人云集广州湾，他们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给当地民众生活带来了严重影响。无论是广州湾难民、还是地方小商贩、农民、挑夫、妓女都在困苦中挣扎求生，这种社会底层的生活面相，一方面反映了治理者的管理水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战争对地方社会秩序造成的严重破坏。

关键词：抗战时期；广州湾；民生形态

全面抗战爆发后,日军加紧封锁中国海岸线以切断中国与海外的联系，广州、海南和香港相继为日军占领后，广州湾凭借其突出的地理优势及其作为法国租借地的特殊背景，成为重要的交通孔道而迅速发展起来。文化名人简琴斋撰文说：“广州湾是南路一个所必经之地，不久以前，还是一块很平常的地方，自从各交通线阻塞之后，渐渐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出入口岸。”随着日本封锁区的扩大，广州湾的战略地位愈发凸显。近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已有相当的关注和研究，不过，学者们多集中于广州湾在抗战中的作用等价值层面上。如陈国威、何杰的《抗战时期广州湾“国际通道”探析》一文，主要阐述了1939年-1942年间,抗战物资通过广州湾与外界搭建的交通网络进入内地的情况，以及这些抗战物资对抗战胜利做出的贡献；陈充的《论广州湾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一文，则主要讲述广州湾在南路抗日救亡运动、中国战时物资运输、中共地下交通传输情报等方面所起的保障作用；景东升、龙鸣的《广州湾简史》则将战时广州湾定位为侵华日军、东法政府、国共两党及地方势力进行角力的战略要地；钱源初的《抗战时期广州湾难民问题述论》则对抗战时期难民逃往广州湾的原因、过程及其在广州湾得到组织团体救济等问题进行探讨。值得注意的是此文目光从关注战时广州湾的战略地位转向关注战时在广州湾生活的人，这是一个具有社会学意义的话题。众所周知，人是历史发展的主体，任何一段历史研究，只有注入民众的要素，才会变得“有血有肉”，而主导民众的生活面相必然离不开他们的生存状态。不过，本文的考察对象仅局限于外来难民，至于广州湾其他群体的生活状态迄今尚无专著专文予以探讨。故我们拟通过比对战时广州湾投机商人及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来呈现租借地的社会生态，期望能抛砖引玉，促进战时广州湾的深入研究。

一、投机商人及其掀动的广州湾“畸形”经济

法国经营下的广州湾，原是一个不怎么繁盛的商埠，可以说是不引人注意的，它不过是蛰伏于广东省最南的一隅。直至中日事变发生以后，商务才日渐活跃起来，到日军占领香港后，广州湾就真正“暴发”了。一方面，受战争纷扰的百粤人民离开故乡，谋求生存，广州湾成为他们的一个落脚点，于是，悄然蛰伏的广州湾，商市一下子就繁荣起来。另一方面，国民政府能借助外力的口岸一度只有广州湾，所以一切物资出入，便以广州湾为吐纳港，广州湾遂一跃成为重要的商埠，迎来广州湾所谓的“黄金时代”。

1925年，广州湾商会落成开幕式图源湛江晚报

商市的繁荣，吸引大量趋利的商人，其中渴望大发洋财的走私商人亦汹涌而至。汤克对此种情况曾给予揭露，“每当黄昏时候，私枭便公然在租界内讲办货物，入夜就赶程，一路担伕像长蛇般大帮公然走运，私枭巨头，赚的百十万块的不可胜数。”当时，“广州湾“金鸡”牌布50元一匹，运到郁林可卖到180-190元，扣除成本50元和运费，税捐40元，每匹净赚100元，利润则在200%以上。”此外，囤积居奇、发国难财的商人在这里也找到了他们的天堂。“旅馆满是这些商人，长期包下房间，在那里打牌，玩女人，抽鸦片。”他们赚钱完全不费吹灰之力，只要运用他们的金钱手段，将一切物件收买起来，囤积起来，“物价就一天一天，不，一小时一小时地往上涨了。”由于船只缺乏，舶来品绝迹，物价不断飞涨。1942年11月白米每斗由45元突跃至65元，12月初则暴涨至100元强，棉纱行也因炒买而价格步升，“洋纱，有货者围积居奇，无货者拟乘机抢购，以待善价，致纱价一日数涨，即以甘支双马纱而论，由1600余元飞涨至1900余元。” 这些日用必需品的上涨，受到冲击最大的自然是普通百姓家庭，其生活苦不堪言。1943年1月出版的《广州湾商业指南年鉴》曾尖锐地指出，“凡百物价，逐日步升，主要原因，实为囤积操纵结果，盖其时商人心里，咸以为存货盛于存钱，固有货者紧握不放，有钱者尽量买入。”投机商人借此获得暴利。因赚钱快当，花钱自然亦不会吝惜。才女凌淑华的认识着实地证实了这一点，“赤坎百万富翁，因赚钱容易,故率皆穷奢极欲。”

广州湾投机生意的兴起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一座座新型酒店拔地而起，如南华、大中、宝石、南侨、皇后、六国等10多间酒店，这些酒店规模宏大，装修豪华，厅堂宽敞，客房雅洁。其他如戏院、舞场、酒家、茶楼、妓寨等娱乐场所也蓬勃发展起来。据载，“娱乐场所，有同乐戏影院一所，在新街尾下街；文化剧场一所，在法国大马路，演粵剧文人乐事；有湖光吟社，定期出诗句征对。”在中下层社会，更是藏污纳垢，烟馆、赌馆、妓馆遍设。赤坎有专营赌业的俱乐部就有三处，门口标语都写的是“三军色宝、银牌现钱”，和澳门不相上下；据统计，1939年赤坎、西营就有大小妓馆一百多间，40年代初，广州湾的娼妓达二三千人，由于妓馆的开设，拐带妇女、贩卖少女的罪恶活动更形嚣张；广州湾足以诱致青年堕落勾当的便是“灯局”（即烟馆），全市也有十多处（也有20多处之说），门头市招，不是高挂着“代沽皇家热膏，灯局常便”，即是标榜着“代理政府熟膏，灯局常便”。《广州湾市政管理条例》规定，这些娱乐场所均可通宵营业。于是，广州湾的风月场所，笙歌管弦，彻夜不绝，嫖赌饮吹的老板便成为了暴发户，荷包涨满，特别是法国殖民统治者，更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唾手捞取大批税款。据悉，经营鸦片生意的三有公司一年给法当局缴纳税款最多时达650万越南币，“两利”俱乐部和“万利”俱乐部，每年各交给法当局赌税达100万元越南币。而法当局只管收税，其他事务概不过问，任由广州湾黄赌毒畸形发展，这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还严重扭曲了地方经济。

赤坎艺人 图源网络

一时间，畸形繁荣的广州湾名声不佳，为诸多借道广州湾的旅客所不齿。文化名人凌淑华直言广州湾“铜臭薰人,赌场林立”；游泓也评价广州湾是纸醉金迷的魔窟，是罪恶的渊薮；王雪林的友人王永谨毫不掩饰其对广州湾的厌恶和嫌弃，“在广州湾，只合赤着足，穿不得鞋子。就穿木屐，也算委屈了木屐的。”此外，对于在广州湾囤积居奇、发国难财的投机商人，孙源将他们比作是一群到处乱钻“生意”的鸟蝇；法国学者安托万也说这些商人其实都是些半商半骗的混混，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一夜暴富。日本占领广州湾后，孙源仍嘲讽不断：“这些发财的人们还在那里纸醉金迷吗，呵！让你们多尝尝做奴隶的痛苦，才会晓得怎样爱你们的祖国，才会少做一些所谓“生意”。让这个第二孤岛沉沦下去吧，不要惋惜它！”广东省主席李汉魂也在日记中写道：“年来广州湾商民，醉生梦死，天道好还，招致不幸。”官民都表达了对广州湾投机商人安逸享乐的深恶痛绝。投机商人正是畸形经济的背后推手。

二、困苦中挣扎求生的民众

1937年，曾执教于广州湾某中学的王雪林先生撰文讽刺道：“在那里你可以看见人间的安逸享乐与人间的痛苦呻吟的种种对比。”俱乐部里、酒店里，有富商豪贾在喝酒、跳舞，欢声喧腾于内，音乐声悠扬于外。在贝丁马路，却有成群的苦力，蹲着、企望着，看有什么活路。一边笙歌达旦，一边挣扎谋生，同一个地方，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与富商们寻欢作乐、纸醉金迷生活形成对比的是广州湾下层民众艰难的求生，这一群体既包括逃难而来的难民，也包括本地农民、手工业者、市民、挑夫及妓女等。

（一）难民

据统计，1931年广州湾只有6万居民，到了1936年，当地居民人数猛增到30万，1942年更是达到60万。至于从广州湾过境前往内地的人，更是数不胜数，无法估量。有人估计战时约有130万人过境广州湾。程朝云在《抗战初期的难民内迁》一文中依据财产、经济、社会地位将难民划分为“知识难民、高等难民、普通难民。”本文选取的难民仅限于“普通难民”。“普通难民”有别于“知识难民”和“高等难民”。所谓的“知识难民”是指流亡的知识分子，主要是三四十年代在港的文化精英和民主人士。1941年香港沦陷后，他们得到了中共东江纵队的营救。其中不在营救范围的，他们也有所谓的“救济离港文化人的资金”，这是“普通难民”无法企及的。而所谓的“高等难民”就是“原有相当的事业和财产,因敌人的占据,带了一部分财产逃入后方的难民。”他们可以利用自己的财产在广州湾盖房子，做点小本经营，从而在广州湾立足，他们的财力、社会地位等也是“普通难民”无法相比的。相较之下，“普通难民”的生活确实要困顿窘迫得多。但遗憾的是有关“普通难民”的资料记载留存不多，留存资料较多且广为人知的则是逃难到广州湾的香港艺人。

逃难到广州湾的香港艺人主要是指粤剧界、话剧界、电影界、曲艺界等四类人士，但不管哪一类他们在广州湾的生活都异常艰苦。当时的演出环境和生活条件极差。据卢敦回忆，场地内没有电，没有自来水，甚至没有窗户，更没有浴缸和冲水马桶，男女团员只能在墙外轮流洗澡。戏院、舞台大多数都是竹木搭建,蚊蝇很多,演员基本上是食住舞台,风餐露宿。马师曾当年曾赋诗记述此段苦难历程:“银线络流莹，凭栏听雨声，可怜翠袖湿，风舞泪痕轻。”话剧界和电影界艺员,为节约开支,不敢住旅店客栈,在赤坎新华路和大德二横巷租用民居平房集体住宿，二十多人，打平铺挤在一起,天气炎热,四周污水横流，臭气刺鼻。

即便如此，演出环境和生活条件艰苦仍不算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电影人在这里找不到工作，他们无法通过自己擅长的方式谋生。迫于无奈，他们开始当街变卖自己的行李以求得生存，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为此中国电影之父黎民伟与王君伟、骆乃琳等朋友便成立了一个艺联剧团。香港电影艺人卢敦和吴楚帆、白燕、张瑛、黄曼梨等组织明星剧团度日，虽然明星剧团在成立半年内就排演了不少剧目，但并不受欢迎，观众寥寥无几。吴楚帆认为这是当地人不熟悉话剧的缘故。黄曼梨也认为，喜爱剧团演出的主要是旅客和当地少数知识分子。因为缺乏受众，明星剧团难以为继，团员们最后也被迫自谋出路。影帝吴楚帆改行当经纪人,为专走越南海防“永华号”的货船商人,联系住宿,寄存货物,寻找买家。电影演员大口何(艺名),穷途潦倒,在赤坎大中、南华酒店抽托盘卖香烟,其女儿则沦为歌厅舞女。而省港驰名，受到广州湾商民喜爱的粤曲名人郭湘文，虽因演技好、名气大，酒店多请她登台，也给出不薄的出场费，但其收入却被流氓控制克扣，到手部分寥寥无几，生活还是十分清贫，单身女伶，举目无亲，生活着实不易。

（二）广州湾农民与手工业者

难民们生活如此，湾民们的生活又是怎样的状况呢？1939年据蒋学楷调查，广州湾境内业农者少，多持渔盐果畜之利，间有从事织席、竹制品及树胶手工业者。[6]据此可以推断广州湾的社会结构以小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为主。依赖家庭农业和小手工业的农民，贫穷是普遍现象，因为此处稻谷、甘薯的产出仅能果腹，如遇天时不利、长期干旱、台风肆虐，粮食便不能自给。《大光报》上说“广州湾粮食向感缺乏，平时多赖内地及缅暹等处运入接济。”另据1930年出生的张廖老人回忆道：“小时候，生活困难，经常和母亲一起去安铺（安铺角村）那片海，然后就会摘红树林的籽，用来充饥，那时粮食是不够吃的。麻斜生产的粮食要是供本地人自己食用的话，有一部分务农家庭是无法满足自给的，一般只够五六个月吃，其余几个月靠赊买东西过活。很多人呢，都会去“趁海仔”（指做些鱼活，如抓鱼、挖螺之类的事情），那时，人们没钱买猪肉过清明，都是先赊肉，等剥完花生，就用花生来顶替肉钱。”原本就十分艰难的日子，加上法国当局征收的“土地税”（市区）、“田亩税”（也称米粮税）等，更是加剧了底层百姓的赤贫。田亩税每年分两造征收，按田地的肥瘦纳税，一般田亩每造收越南币1元（1元越南币折合毫银2.6-2.8元）。王雪林对此也非常感慨：广州湾最苦的是农民，截止1937年，田粮征收率已为最初年份的三十倍，广州湾农民遭受的剥削可想而知。

农民生活不易甚至无法维持生活时，他们便不得不进城谋求生路。那么，城市可否为进城的农民提供一份工作呢？实际情况并不乐观，法人租得广州湾后，并未能也不可能建立起广州湾的工业体系，加之工业基础差，法人统治的数年间，广州湾仅发展了一些轻工业，如烟草、纺织、炮竹、火柴、印刷等行业，这些小型企业招收部分工人，不过，绝大多数工人因收入偏低，实际上也是处在饥饿线上。当时电厂工人的工资平均每人每月20元(西贡币),洋“大班”（经理)一个月的工资1800元,比全厂60多个工人的工资总和还要多。火柴厂的工人一天工资只有十二两米(旧秤),入厂几个月后才增加到一天工资一厅米价。百货行业,老板常常以延期支薪来吞掉工人的工资。饮食业的工人工资更少,有部分工人没有工资,老板只给饭吃,他们靠平日辛苦服侍那些“老爷”打赏“下栏钱”过日。在那个物价飞涨的年代,他们要养家糊口都很成问题。据史料记载，1941年广州湾的物价,“白米、什粮、土米，上等每担一百七十元,中等一百二十元,下等九十八元；赤米一百三十元,下等一百元；糯米一百三十元；安南白米，上等一百二十元,二号一百元；口米上等一百三十七元,二号一百二十八元；白□牌面粉六十元,双十牌六十二元……肉市价：市面牛肉每两合国币四角五分,肥猪肉每两五角,瘦猪肉每两九角,鸡每两一元，肉鱼普通每两五角至六角,蔬菜每两一角。”这样的生活物价指数，普通百姓无论如何也是吃不消的，市民生活压力之大，生活之苦可见一斑。

（三）挑夫

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下，一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更愿意选择劳动强度大但收入也相对较多的“挑夫”行业。陈声德老人回忆说，当年他只有十多岁，目睹村中超过三分之二的青壮年都以做苦力为生（广东人称挑夫为苦力）。因挑夫一行，对人的身体条件要求较高，因而挑夫多是20-40岁的青壮年。为何会有大量“挑夫”需求呢？这主要是当时通往内地的道路被破坏，几乎所有的物资运输都要靠人力来完成。1939年1月，加拿大发行的《大汉公报》登载这样一则消息：“本月9日起，钦廉守备司令莫树杰奉桂省当局命，开始破坏近海之公路，防寇骚扰粤南近窥广西，先烧桥梁，次掘断路基，至十二日，大致破坏就绪，广州湾至广西公路交通已断绝。”可以看出，破坏道路是我方的战略行为，在阻止日军的同时，也给中国方面的物资转运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从广州湾到广西郁林的旱路，不管是逃难难民的行李或是运到大后方的军需物资皆赖挑夫人力运输，甚至有些走私商贩也会利用小路,避开关卡,用挑夫来肩挑走私货物。因为需求多且门槛低（无需成本），人们趋之若鹜，这样挑夫们之间也出现竞争的局面，游泓在其游记中就曾记载过挑夫们争客的场面：“每次汽车一到赤坎，那蹲在屋旁的劳力们，几十个人围绕一架汽车，抢夺行李挑担，如果你是初次抵埠的生客，总是多少吃惊。” 说到底，这也是下层民众为了生存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再说挑夫的劳动强度，也是非常人可以忍受的。其劳动工具仅一条竹杠或木制扁担,附配麻绳,每人挑几十公斤,日行几十里，“他们身上只穿一条短裤，光着臂膀，浑身是汗，脸上显出不堪重压的痛苦表情”，除了历尽路途艰辛，爬山涉水，他们还常常遇到日军飞机袭击和土匪打劫，苦不堪言。然而其用血汗甚至性命换来的工钱，也仅能维持一家数口的生计。1941年7月《申报》发布的一份经广州湾赴内地的旅费报告中就有记载，挑夫挑运以斤计算，行李每斤需国币八角左右。当年12月9日从广州湾动身去广西的凌叔华则记载当时挑物每斤合一元二角（这大概是因为12月8日，日本打进香港，很多在港人士急于脱离虎口），故价格还是视当时的供求情况而定。而从广州湾至郁林，单程六日，每月来回至多二次，挑夫所入，也只能是勉强供养一家衣食所需。

为帮补生计，个别挑夫动起歪心眼，通过敲竹杠、盗窃等违法行为增加收入。孙源就曾被敲过竹杆，“搬运夫搬行李到绳栏出口处，只那么十来步，每件一块，由绳栏口搬到码头口又得另外雇挑夫，二三块钱一件 ，因劫后余生，只有这一些存余的行李，也只得忍痛给他们敲竹杠。”凌叔华丈夫的一位上海朋友更是叫苦不迭，被挑夫偷走了一只装满药品和丝绒内衣价值连城的皮箱，最后只能自认倒霉。1941年7月21日《申报》载文提醒过客要多人组团通过,行走的时候要让行李轿在前,客轿在后,以便监视,每到一宿站必须轮流注意，尤以石角宿站要特别注意,因为该处警力不足,挑夫则会拆开行李轿。这些过客的体验，反映了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地方社会的失序，广大百姓极易因贫困铤而走险的真实情况。

（四）“猪仔”与妓女

广州湾内命运更为悲惨的还要数走投无路的“猪仔”和娼妓们。当时广州湾大量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为生活所迫，又被投机商人利用各种手段，诱骗拐卖沦为“猪仔”。“猪仔”进入“猪仔馆”即成为商品,失去自由,他们像牲畜一样,被剥光衣服,打上印记,被武装押运到超载的船只上,驱赶到潮湿阴暗闷热的底舱,挤迫在一起,饮食粗劣,炎热缺水,疾病传染,不少人在途中死亡。有数字统计,一般死亡率达15.2%，故运载“猪仔”的货船被称为“海上浮动的地狱”。“猪仔”到了异国,在荒芜人烟的恶劣环境下从事粗重活和危险活，伤亡更为惨重。早在30年代初，国民政府就曾调查广州湾法人招诱华工贩卖南非洲一事，其中西营锦纶泰店、赤坎大成行各客栈是重要据点，被要求“随时查禁”。由于法国当局的不作为和其中蕴藏的暴利，“猪仔馆”并未彻底取缔。而广州湾妓女大多来自贫困农村、贫困家庭，大多为卖身救家、救亲，有些是卖身糊口。鸨婆为了不让妓女怀孕，保持姑娘之身以图好价钱，强迫卖身妓女吞服水银，由于水银有毒，有些妓女吞服过量导致死亡，一般妓女吞服水银后丧失生育能力，所以，妓女从良后，绝大多数人无法生儿育女。此外，当时还有很多妓女染上“花柳病”(性病)，痛苦不堪。

通过对上述社会底层生活面相的梳理，我们认为，广州湾民生问题突出反映了法当局对广州湾治理的乏术及管理不善。法国学者安托万·瓦尼亚尔认为法国在广州湾的殖民统治是一处“败笔”，甚至是殖民策略的一处“错误”。法国人在广州湾只专注于鸦片经营和黄赌毒，广州湾的一度繁荣也是病态的和畸形的，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为广州湾的长远着想，去发展工业，也没有振兴农业和渔业，他们只管税收，对下层民众的贫困熟视无睹，当地的小型工业企业也从未获得过他们的支持。抗日战争爆发后历史曾给予广州湾以发展的机遇，如果我们指望殖民者能抓住机遇，造福地方未免有些痴人说梦。

三、结论

广州湾是为数不多因战而兴的城市，主要缘于广州湾历史进程中奇特的遭遇和机遇。1937年至1943年广州湾经历了空前的“繁荣”，由偏居一隅的小商埠一跃成为时人眼中的“第二香港”。战时广州湾云集各色人物，走私客、投机商人在此大发国难财并肆意挥霍，相比之下,大量难民及下层民众则是在困苦中谋生，两种截然相反的生存形态突出反映了法当局对广州湾的治理不力、管理无序。鉴于此,对战时广州湾的认识不应仅仅局限于战时中国联系海外的国际通道,也要看到租借地畸形、病态的一面。考察战时广州湾的历史需要一面多棱镜，以此来呈现更多的历史细节。但遗憾的是，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多集中于抗战时期广州湾民众的生存形态，主要阐述的是经济民生，而忽略了战时广州湾民众的文化需求、社会保障救济等其他维度的民生内容，所以我们希望本文可抛砖引玉，挖掘出更多细微的有关战时广州湾民众的文化需求、医疗保障等民生内容的史料，给广大民众展示更为丰富的战时广州湾社会面相，最大程度地还原那段历史，也为今天的湛江城市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

本文选自《赤坎文史》第9辑

作者景东升及郑秋苹分别系岭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历史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