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的回忆

参加绥远和平解放工作的回忆

何树声

1949年，我在中共绥远省委工作，组织上派我参加华北人民政府驻绥联络处工作，经历了绥远的和平解放。

1948年冬天，绥远省国民党军政人员中充满着凄惶、绝望的情绪。国民党军在辽沈和淮海两大战役中的惨败，使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指挥下的六十多万军队，完全陷入四面楚歌之中，解放战争的烈火已在傅作义当时统治的晋热察绥四个省中熊熊燃烧起来。

12月22日，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新保安全歼了傅作义的王牌部队——三十五军，使傅作义坐镇的华北局势，更加风雨飘摇。

12月24日，解放军攻占了张家口，傅作义所部十一兵团和一〇五军全部被歼，察哈尔全部解放。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1月17日，华北重要港口塘沽解放，傅作义部海逃之路被截断。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得如此迅速，使绥远国民党军政当局瞠目结舌，惊慌失措。更使他们焦灼不安的是，绥远卓资山以东地区也全部解放了。元旦以后，人民解放军又向归绥挺进，前锋已达旗下营。

驻守绥远的华北“剿总”归绥指挥所主任、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将军坐卧不安。自三十五军被歼，察哈尔解放，他的部队同傅作义其他部队在地理上的联系被割断了，完全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抗战胜利后，他跟着傅作义，率军向绥远、察哈尔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进攻，抢夺了包括晋察冀边区首府张家口在内的一些城镇，然而曾几何时，形势急转直下，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抗战时，傅作义部队从太原战役溃退下来后，应傅的要求，共产党还派了一些干部帮助他在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和抗日动员工作。当时，傅部驻晋西北有两个师、一个旅，其中的一些政治干部就是由延安派来的。共产党还为傅部动员补充了几千名士兵。但是，这种合作关系，不久就破裂了。1939年，傅作义离开阎锡山投入蒋介石的怀抱，蒋介石派大特务张鼎彝任傅作义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的政治部主任，傅作义以“欢送”为名，将共产党派来的人员全部赶走，从此傅部就更加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这条路越走越黯淡，而今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傅作义被围，孙兰峰被打垮，而董其武手下仅有的四万多人马，也已处于外无援兵、势孤力单的境地。但是，董其武也还存在着幻想，他不相信自己就这样失败了，幻想着傅作义还有几十万军队，事情也许还有可为。

在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下，困守北平的傅作义，于1949年1月21日接受我党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北平终于解放了。

北平和平解放后，党中央研究了绥远问题。考虑到绥远部队以及董其武同傅作义之间的密切关系，党中央认为，绥远问题可以不用战争方式而用和平方式解决。不久毛主席就解放绥远问题和傅作义作过一次谈话。

1949年3月5日，毛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讲到了“绥远方式”。毛主席说：“绥远方式……就是说向这一部分军队做暂时的让步，以利于争取这部分军队在政治上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保持中立，以便我们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一个相当的时间之后（例如在几个月、半年，或者一年之后），再去按照人民解 放军的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三月间，华北局和傅作义具体协商绥远和平解放问题，商定双方各派代表在北平协商。我方的代表是李井泉、张友渔等同志，国民党绥远当局的代表是周北峰、王克俊、阎又文。双方拟定了《绥远和平协议》草案，5月30日，举行签字仪式。我方在协议上签字的是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绥远方面是董其武。协议的内容大体是：划定人民解放军和绥远部队驻地的临时分界线，恢复平绥铁路交通，通邮通电，恢复商业贸易往来，确定双方货币兑换办法等。协议还规定，由华北人民政府指派联络处进驻归绥，协同执行协议。

签字仪式后，华北人民政府立即着手筹建驻绥联络处，责成中共绥远省委抽调人员组成，并在绥远丰镇做准备工作。当时中共绥远省委、省人民政府设在丰镇。联络处的组成人员有潘纪文、鲁志浩、李贵、张露、张光、曹文玉、李文超、于峰和我等二十余人。潘纪文任处长，鲁志浩任主任，潘曾是傅部三十五军政治部组织科长。联络处下面分两个组，即铁路工作组和银行工作组。

和平解放绥远的协议就要付诸实施了。这个协议是在斗争中产生的，但实施它还将要经历一场严峻的斗争。

在北平签订和平协议时，双方约定联络处于7月15日进驻归绥，但是董其武方面对此迟迟不见行动，我方曾派人送信联络，也无消息。我们决定先派少数人去归绥商谈联络处进驻事宜。鲁志浩、曹文玉和我等几个同志到旗下营后，又由我和北平傅作义方面派来的工作人员肖如芝（原华北剿总总务处上校科长）陪同去归绥，与董其武联系。7月10日，我们乘汽车由旗下营出发，路过白塔车站附近豪沁营子村董部十一师师部驻地。师长不在，由师参谋长出面接见。肖用电话报告董其武，说中共联络处代表准备进城。董问来多少人？肖说三十多人，由鲁志浩带队，现先来了何树声代表。董说，没有接到他们的信。肖答，信早已发出，怎么还未收到？事后才知道，这封信被董部军长刘万春扣下来，未呈交董其武。当时，董其武是拥护和平协议的，但鉴于队伍内部情况复杂，反动分子活动猖獗，不敢放我们进城，回肖说，我让人去接你们。当我到达归绥新城东门时，董其武已派代表康保安、张国林等人在那里等候。他们声称准备工作没做好，请求延缓进驻日期。肖进城见董去了，康保安等和我又乘车返回旗下营，与我联络处的鲁志浩、曹文玉等一起商谈进驻问题。后董其武又派原绥远勘乱肃奸委员会主任寿跃南等人去丰镇与潘纪文谈判进驻日期。这样，几经周折，直到7月20日，联络处才进驻归绥。

联络处进驻归绥后，第一次与董其武谈判，研究了如何贯彻绥远和平协议的具体措施，并着手划分双方部队驻地临时分界线、恢复平绥铁路交通等项工作。董其武原则上同意我们的意见，并委派康保安、张国林等人与我们经常联系。联络处在绥远国民党军政上层人士中广泛开展了和平解放绥远的活动，向绥远国民党军政人员讲解革命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鲁志浩、曹文玉和我还经常去一些人家中访问。绥远上层军政人员迫于大势所趋，在我党的“爱国一家，既往不咎，妥善安置，量才录用”政策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和平解放绥远的道路。有的上层人士还运用自己的影响，帮助联络处做工作，以促进绥远早日和平解放。

联络处在社会各阶层人土中也积极开展了工作，向他们讲解、宣传绥远和平解放协议的精神，鼓励他们为和平解放绥远做贡献。这时，知识分子阶层和董其武的一些中下级军政人员比较活跃。他们中许多人在社会上积极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促使绥远当局尽快执行协议。有些人还主动找到联络处，向我方反映情况。有的人还组织了读书会，学习革命理论和我党的方针政策，要求联络处给他们提供书报等学习材料。联络处也派出工作人员指导他们的活动。

与此同时，我地下人员也积极配合开展了工作。

这样一来，和平解放绥远的声浪越来越高。由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一些军政地方上层人士，对和平解放绥远的态度，也越来越明朗起来。董其武将军对实现和平解放绥远协议的信心也进一步增强了。

当时绥远的情况是十分复杂的。北平、天津、察哈尔和晋北等地解放后，这些地方的特务、反共顽固分子等麇集归绥。华北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两次飞到绥远，布置破坏和平协议的特务活动。在绥远内部有一些反共顽固分子，如军长刘万春、师长鄂友三、骑兵旅长乔汉魁等，坚决反对《绥远和平协议》。孙兰峰住在包头，张庆恩就在那里组织特务活动，成了反对和平协议的中心。这些人结合起来，形成了《绥远和平协议》的反对派。联络处要进归绥时，他们向董其武施加压力，叫嚷：“绝不能让共产党代表到归绥！”联络处进驻归绥后，他们更加紧进行破坏活动，当国民党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空军司令王叔铭飞来绥远活动时，达到高潮。

国民党反动集团始终注视绥远的动向。北平一解放，他们就命令驻绥远部队西撤，当时董其武没有执行这个命令，他们便以停发军饷相要挟。到7月份，又派徐永昌、王叔铭飞来绥远活动。他们飞到绥西陕坝，派飞机把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接去，劝董其武率兵西撤，以破坏绥远和平解放。他们回去不久，国民党政府就宣布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随后又任命孙兰峰为第九兵团司令官，刘万春为第九兵团副司令官。

与徐永昌、王叔铭活动相呼应，绥远顽固反共分子加紧了对联络处的挑衅活动，在大街上谩骂和攻击联络处工作人员。7月中旬一天的下午，在归绥新旧城之间的大马路上制造了一起打死打伤我联络处工作人员的严重事件。那天，一群身着便衣，持有手枪、冲锋枪、手榴弹的家伙，在大街上把我联络处铁路工作组秘书王士鑫同志和另外几名同志团团围住，他们推搡、谩骂，最后竟开枪打了王士鑫同志和其他两位同志。这时，在场的同志飞快跑回联络处汇报情况。我们立即乘车赶赴现场，反动分子已逃跑无踪。我们将倒在血泊中的王土鑫同志急送医院，经抢救无效牺牲了。

杀害负有和平使命的革命者的枪声，竟然在接受和平协议的地区响起，我联络人员义愤填膺，立即把董其武和王克俊请到联络处，指出这是反动派破坏绥远和平解放而制造的严重事件，绥远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要求绥远当局立即追究，严惩肇事者。董其武和王克俊当即表示歉意，答应追究凶手（后查明，杀害王士鑫烈士的主谋者是刘万春和师政工处长赵元德，后者解放后已被我镇压）。我联络处考虑到董其武难以驾驭局势，联络处人员的人身安全无保证，提出了准备撤走联络处的问题。

董其武看到了事态发展的极端严重性，他立即急电北平，请示傅作义。然后又来联络处，恳请联络处继续留驻，并表示将采取措施，确保联络处人员的安全。

我联络处将王士鑫同志被害事件报告了党中央，党中央指示，这次事件是国民党特务的一个阴谋，目的在于激怒我们，使和平解放绥远不能实现。如果我们全撤走，正好上了他们的当。因此，必须留下坚持斗争。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我们将董其武请到联络处，正告他，我党对绥远和平解放的方针不变，绥远的解放是注定了的，一小撮反动分子企图破坏和平解放的阴谋是不会得逞的，我们决定留下鲁、曹、何三人继续工作。董其武当即表示：“这太好了，我一定采取措施，保证你们的安全，坚持贯彻北平协议。”决定留下的三人当着董其武先生的面，严正谴责了反动分子的破坏罪行，表示我们留下来是为了绥远的和平解放，不怕反动分子的任何挑衅，但希望董先生能接受教训，采取措施保证我们人身安全。

在此同时，党中央毛主席还接见了傅作义。毛主席对傅说：“事情是有曲折的，革命不可能没有牺牲。绥远解放，用‘绥远方式’不变。”还说：“必要时，你可偕邓宝珊先生去绥远一趟。绥远用不着军管方式，起义后设军政委员会。”

这时，撤走的我方人员和王士鑫烈士的遗体，由董其武派车护送到旗下营。为了安全迎回我方人员，我人民解放军骑兵部队越过了旗下营以西分界线向前推进，使破坏分子不敢轻举妄动。当联络处大部人员撤离归绥后，董其武为确保留下人员的安全，将联络处由新城西落凤街六号搬到建设厅街德王府院内居住办公，并派他的卫队警卫。

这一重大事件，震动了绥远国民党统治区的各个阶层，一些愿意走和平道路的军政人员感到惊慌不安。广大人民义愤填膺，同时也担忧绥远和平解放中途夭折。我们联络处留驻人员坚决贯彻我党中央提出绥远和平解放的方针。当时，就我们三人带着三个警卫员留下工作，电台也已撤走，与上级联系暂告中断。在我们搬进德王府内后，一些反动分子看到我方联络人员并没有完全撤走，就继续捣乱。一次，康保安来联络处说，看到大门外边有一些特务在活动，你们最近不宜外出，并希望我们的警卫员能在我们住的房间窗下站岗，以防万一。我们说，没有必要，保证安全是你们的事，只要大家有诚意执行绥远和平解放协议，一切问题都会解决好的。敌特暗害活动没有吓倒我们。为了扩大影响，安定人心，使绥远广大人民知道联络处人员并未完全撤走，仍在为绥远和平解放奔走，我们有意识地在社会上活动，参观了一些工厂、学校，还开了一些座谈会。我们去过土默特中学、归绥一中、归绥师范、毛纺厂等。为了加强青年和妇女工作，后来又从丰镇派来了金毅（女）、刘志远等同志。董其武也常来联络处和我们洽谈。一次，他说北平傅作义来电指示，北平正在研究绥远的局势，要他采取措施保护共产党方面人员的安全。当时，虽然危险很大，困难很多，但我们为了和平解放绥远，都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其间，鲁志浩和我曾分别回丰镇向绥远省委汇报过工作。省委领导同志高克林、姚喆、苏谦益、杨植霖等都给我们作了详细的指示。

绥远起义，计划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9月开幕以前完成，但由于顽固分子的掣肘，到8月下旬仍未能实现。党中央十分关怀绥远，特派傅作义到绥远促进起义。傅来绥时，党中央还特地拨出一笔军饷，交傅作义带来慰军。

9月初，傅作义偕同邓宝珊将军从北平到达绥远。邓宝珊是北平和平谈判中傅作义方面的代表并跟随傅在北平起义。

傅到归绥召见了绥远高级军政人员，然后到美岱召暂驻，9月10日到包头。在美岱召和包头，分别召见了驻军军、师、旅级将领，还同他们个别谈了话。

刘万春、乔汉魁、鄂友三等顽固反共分子，现在黔驴技穷了，表示愿意倒向人民。这时孙兰峰还不愿意起义，任傅作义和联络处如何晓之以利害，他对起义仍存疑虑。但军心所向，民心所向，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傅作义、董其武决定在9月19日通电起义。9月18日，傅作义派人将起义通电草稿送联络处，联络处由鲁志浩持电稿带回丰镇向省委作了汇报。

此时，已迁移到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得知傅作义离开北平到绥远促进起义，便开展了一番紧张的活动。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密电潜伏在绥远的特务头子赵思武，说：“傅作义认贼作父，拱手让出华北。近闻该逆潜赴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着速就地刺杀，本局当有重赏。”

同时，国民党政府再次派军令部部长徐永昌来绥远做说客，以破坏起义。徐永昌于9月17日飞到包头见傅作义。他携有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邀请傅作义到广州去的亲笔信。另外，蒋介石还给傅拍来了个电报。电报中说，傅作义这次回到绥远，正像他蒋介石当年由西安事变后回到南京一样，获得了自由。但他（蒋介石）当年由于一念之差，遂铸成今日危亡之大错。要傅作义接受他的教训，不要自误、误国、误部下。傅作义看了信和电报，对徐永昌说：“国民党大势已去，我到广州也无能为力了。”徐永昌见他的任务完不成，不好回去复命，第二天便以患病为名，住医院治疗。他知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于9月21日在北平开幕，傅作义必须于会前赶回北平参加会议。如果他一走，就可以继续施展阴谋破坏绥远起义。傅作义发了愁，于是他和邓宝珊将军、傅部原参谋长李世杰一起商量，决定由邓宝珊去找徐永昌，要徐永昌领衔起义。徐永昌听了一愣，意识到自己已不能阻止绥远起义了，便说：“我对共产党还没有认识。明早我就起身，不妨碍你们的事情。”第二天一早，他就离开包头飞返广州。傅作义、董其武、孙兰峰、刘万春等人，亲自到机场送行。上飞机时，徐永昌还对送行的人们说：“三年后再见吧！”蒋介石反动派妄图破坏绥远和平起义的一切阴谋，彻底地失败了。

9月19日，傅作义、董其武率领送行人，包括绥远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和地方各族各界代表共39人，到包头的绥远省银行礼堂，举行通电起义仪式。由董领衔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名，孙兰峰最后也签了名。“九·一九”起义通电发出后，傅作义即返回北平，联络处派我陪送到丰镇。到丰镇车站时，绥远省省委书记高克林、副书记苏谦益、省人民政府主席杨植霖、省军区司令员姚喆等负责同志在站上迎送，傅在丰镇车站略事休息后，即返北平。

9月30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复电。

至此，酝酿已久的绥远和平解放终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前夕实现了。

董其武为庆祝和平解放，在归绥、包头、陕坝等地分别举行了军民庆祝会。董其武邀请了联络处的同志参加归绥的庆祝大会，我们登上了主席台。会上宣读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复电，大家欢欣鼓舞，热烈鼓掌。董其武也在会上讲了话，表示要永远跟共产党走。会议进行中，一小撮顽固分子贼心不死，扰乱会场，往主席台上扔石头，有的家伙还想扔手榴弹，被群众发现制止了。

董其武起义后，成立了绥远军政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主席傅作义，副主席高克林、乌兰夫、董其武、孙兰峰，秘书长王克俊；省人民政府主席董其武，副主席杨植霖、奎璧、孙兰峰，秘书长李维中。绥远部队改编为二十三兵团，1951年由董其武率领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对祖国做出了贡献。原绥远省国民党政府人员全部留用，他们中绝大多数在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也有一些顽固的反革命分子，一开始就是搞假起义，妄图“借水养鱼”，伺机蠢动，当我们按照毛主席关于“以傅（作义）之人，加我之人，行我之政”的指示，派出大批军官和干部改造绥远部队时，少数特务控制的部队竟策动叛变，杀害了我一百多名干部。他们这样倒行逆施，当然逃脱不了人民对他们的惩罚，终于被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

（原载：《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八集，1982年）

来源：《延安之路——纪念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内蒙古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