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砂，也叫丹砂、辰砂，一种神秘珍贵的矿物。其以高温提炼出的液态金属，俗称水银，学名汞。

今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曾经有座拥有3000年采矿冶炼历史、储量和产品质量享誉中外的大型矿山——贵州汞矿。其核心位置，便是今天集红色教育、旅游观光、避暑度假、研学培训、运动康养为一体的，拥有4大核心景区、1800多个床位的AAAA级景区，全国唯一的计划经济时代矿山工业风怀旧文旅小镇——朱砂古镇。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力十分薄弱，为把国民经济迅速做大做强，贵重金属的开采首当其冲。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当家作主的矿山人，焕发出极大的生产热情，矿山生产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50年水银产量从1949年的6.34吨迅速翻番，达到了近15吨，1952年50多吨，1953年达70多吨。

人才与技术是提高生产水平的智力保障与决定因素。资料表明，1953年，贵州汞矿2000多员工中，科技人员只有6人，占总职工人数的0.8%，工程师仅有1人。

为改变贵州汞矿科技力量薄弱的状况，根据国家和苏联政府之间的协议，苏联从1953年11月到1958年12月下旬，先后派出莫什尼科夫、克莫日阿、兹维列夫、拉尔钦柯、毛依谢耶夫、伊万诺夫、兰德格拉夫、库克林、费多尔丘克、杜尔钦斯基、粤译洛娃、费道洛夫、达拉班涤、谢格洛夫等近20人到达或常驻贵州汞矿指导探矿、采矿、冶炼等技术工作，矿山的生产建设得以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到1958年，朱砂生产从1951年的0.436吨提高到了49.397吨，汞产量从53.57吨达到了477.17吨（徐静 姚胜祥等.《丹心报国-中国万山的不悔答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8）

天有不测风云，随着中苏关系恶化，1959年8月，苏共率先从贵州汞矿撤走援华专家，一只脚刚踏上科技现代化的矿山，顿时无所适从。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作协议，撤走了在华所有专家。7月31日，北戴河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周恩来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向会议作报告。在赫鲁晓夫咄咄逼人对中国采取高压政策的背景下，大家一了解到这种情况，迸发出一种勒紧腰带还债的激愤情绪。有人说，‘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说，‘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目光扫视着每一个发言的人，最后以坚定的口吻说：‘明年还清这个账！’”〔尹家民著.《红墙知情录（一）新中国的风雨历程》第二章，当代中国出版社〕。

据《中苏联合公报》，1960—1965年，中国偿还了苏联23亿元的欠债，平均每年还债4亿多元。中国以“有色金属朱砂、水银、铅、锡和生铁、水泥、桐油、化工品、羊毛、生丝、茶叶、呢绒和绸缎、缝制品和针织品，以及其他工业品和手工艺品”还债（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就这样，贵州汞矿生产的朱砂、水银通过新疆口岸源源不断运送到苏联。

国难当头，贵州汞矿毅然决然地站在国家荣誉与民族尊严的高度，选择了无私奉献。时任汞矿党委书记王恩涛，在苏联专家走后，振臂喊出：“洋拐杖丢了，我们用土拐杖也要把贵州汞矿撑起来！”

这种情况下，矿里提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向千吨矿山进军”的口号。全矿迅速唱响“八小时内拼命干，八小时外作贡献”的苦干实干战歌。党委书记王恩涛身先士卒，带头参加“八小时外”义务劳动。

全矿上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且持久的比高产、比质量、比效率、比安全、比成本的“五比活动”，形成你追我赶、比学赶超的蓬勃氛围，工作积极性爆棚，效率倍增。

此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贵州汞矿的职工每人只能吃上正常年月里1/3的粮食（以1961年为例，万山非农业人口月均供粮14.52市斤），却要加班加点干往常两倍以上的工作。

退休工人姚兰花说：“那个时候我们一天8个小时之外，还要搞4个小时的义务劳动，搞不完的就继续搞，干完任务了才能回家，一天干16个小时对我们是常事。饿了就挨着，家里也没吃的，就这样过来的。”退休工人杨昌海则这样告诉笔者：“我是设备工，开压风机、柴油机的，每月定量是19斤粮食。那年代的生活没油水，正常来讲，一个成年劳动力每月要四五十斤粮食才不会饿。19斤当然不够吃，怎么办？到吃饭的时候就打点野菜，拿到机房，用榔头锤烂，和上饭再吃”（2016年贵州电视台专题片《共和国的万山记忆》）。

1960年代全国有色系统先代会在贵州汞矿召开， 会议主题为“工业学大庆，有色学贵汞”。（此为代表合影）

矿二代罗加维在《万山千秋》（樊一帆、樊静帆著，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8月）一书中《与父母在贵州汞矿的日子》回忆：父母总会把自己每餐少得可怜的那份饭拨一点给我们兄妹，再留一点第二天清早加上自己种的菜，煮成只见几粒米饭的水泡饭作早餐。由于长期劳累和经常吃不饱，加之工作繁忙，父母全身浮肿，十分虚脱，哥哥姐姐也瘦得皮包骨。

在这样的环境下，杉木董坑口的凿岩工杨再发，大胆创新，改“七眼掏心”为“五眼掏心”，功效超过此前苏联专家的20%，被冶金厅命名为“杨再发排炮法”；选矿女工杨菊花，开创了双手选矿法，创造了日均手选精矿4吨的世界同行业纪录，比1953年全矿人均功效提高60多倍。

现住贵阳市观山湖区原贵州汞矿退休工人姚素英老人在接受《丹心报国-中国万山的不悔答卷》课题组采访时，谈起那段岁月依旧眉飞色舞：“那段时期，我是黑硐子坑口女子选矿二班班长，杨菊花是三班班长，矿里经常在我们那里组织选矿比赛，有时也去其他坑口比。矿里规定，日选4吨以上的为甲等，我经常得甲等，杨菊花也是，但她选矿的数量比我还要多、质量还要好，而且她又特别地肯帮人，所以她是公认的劳动模范。”

全家饿得浮肿，妻子饿晕倒在岗位上的情况下，“高炉之父”樊隆晖带领工程技术人员，忍着饥饿，设计并建造了大大小小几十座冶炼高炉、沸腾炉、蒸馏炉，达到甚至超过了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这些高炉完全取代了民国以来各种形状的原始土灶，冶汞回收率达到了92%，得以在全国同行业推广。

除了高炉，还有各方面的日新月异和自主创新。1960年5月，贵州汞矿自主设计的运矿电机车正式投入生产；1962年8月，委托长沙有色冶金设计院设计的50吨/日浮选厂，在四坑建成并正式投入试验性生产，不仅品位提高达到预期效果，而且低品位矿石选回率亦达85~92%；投资40万元为处理一坑多年遗留的露天粉矿，建成的50吨/日的浮选厂也投入使用，效果良好；1962年12月，大龙4500千瓦火电厂机组开始发电，满足了矿区用电需求，结束了矿区点油灯的历史；1963年8月，装卸矿石的电耙投入使用；1964年10月，凿岩机正式用于井下掘进，采矿机械化能力与水平进一步提升（李杰编著.《贵州汞矿史料》，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2页）。

后人评价，在饿着肚子偿还外债期间，贵州汞矿创造了该矿史上空前绝后的“两个之最”——劳模最多：涌现出杨再发、杨菊花等一大批省部级以上劳模；产量最高：在职工人数与“大跃进”的1958年基本持平情况下，产量是1958年“大跃进”（朱砂49.397吨、水银477.17吨）的两倍多（1960年朱砂84.02吨、水银1260.05吨，1961年朱砂85.00吨、水银1262.288吨，1962年朱砂32.028吨、水银1005.93吨）（李杰编著.《贵州汞矿史料》，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5页）。直到1964年，偿还外债接近尾声，朱砂（7.896吨）和水银（486.242吨）的产量，才在此基础上每年逐步稳定下来。

1987年7月，时任苏联国家矿物原料与地质勘探经济研究所所长的B.H.费多尔丘克博士重回曾经工作过的贵州汞矿情景

1963年10月，北京召开全国有色系统总工程师会议，贵州汞矿矿长鲁义权、工程师樊隆晖等与会人员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据樊隆晖子女樊一帆、樊静帆回忆：记得当时父亲从北京回来，特别高兴。拿出跟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怀仁堂的大合影照，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总理握着我的双手对我说，“为偿还苏联外债，你们辛苦了！你们生产的是爱国汞啊！”（徐静 姚胜祥等，《丹心报国-中国万山的不悔答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8），“爱国汞”一词就这样在贵州汞矿、在全国有色系统流传开来。

“洋拐杖”走了，“土拐杖”同样可以干好。贵州汞矿全矿上下，用几十年时间兑现了这句口号。

从苏联专家撤走之后，到矿源枯竭前，贵州汞矿的历届领导、科技人员和广大职工，自力更生，科技创新；国家贡献了国际免检产品——红菱牌朱砂、银河牌水银，还为国家献上了汞矿行业的生产标准和大小500多项技术发明和革新，如：李平修研制的新型采矿炸药，工人杨辉顺首创的合金钻头修复，黄家柱研制的中国首创塑料汞罐，龙明齐攻关组发明的避免井下运输事故“捞车器”，张钦泉设计和改造的世界一流的选矿设备等；为全国其他同类企业输送了1万余名技术和管理人才。

事隔28年后的1987年7月27—28日，苏联国家矿物原料与地质勘探经济研究所所长B.H.费多尔丘克博士，利用受中国矿产储量管理委员会邀请到北京讲学一周的机会，专程访问万山，看望老朋友和工作的第二故乡。参观了冶炼选矿设施后，他说贵州汞矿的选矿和冶炼技术已经处于世界上先进水平（李杰编著，《贵州汞矿史料》，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页）

「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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