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对象：尹弘兵老师

采访者：陈明、刘玉婷、韩伟涛

地点：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时间：2019年1月9日

1月9日上午9时小雨淅沥，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的同学们按照早前的商讨和安排，开始围绕求学经历和治学心得等方面对我所尹弘兵老师进行访谈。整个访谈持续约2个小时，以下为访谈主要文字记录（文中采访双方，以姓氏简称；括号内为文字整理者按语或补充，不另说明）。

一

访谈伊始，韩简要介绍了目前一些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对于大陆历史文献领域专家的访谈情况。

韩：我们想借此让您回忆一下……

尹：（笑）回忆往事那没有必要，但是可以给你们讲一下个人的学术经历与一些经验教训，这是我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如果你们想走学术道路，这个路应该怎么走，我是有很多的经验教训的。这些我都尽量教给你们。我自己在大学里面读硕、博的时候（指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虽然是工作之后再回去读研究生的，但由于个人性格上的缺陷，没有比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性格也不是很开朗，对于很多问题都没有认真的考虑，只是埋头读书，后来有很多的教训。

韩：我感觉我们都是。

尹：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武大太大了，而且高校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体制，在武大这个平台上，基本上老师都知道该怎么走，所有的经验都是现成的，另外，高校还是比较象牙塔一些，可是在外面，那是社会，所以我有很多的教训。比如说，我这本书就出的太早（《楚国都城与核心区探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现在看来，如果要走学术道路，最好的途径，博士毕业以后两三年内，先把博士论文吃完，把博士论文的成果分开来发表，然后就可以拿博士论文来申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只要质量还过得去，一般是可以申请到的。当然用博士论文申请后期资助，要进行较大的修改，修改量大致在30％左右。我的博士论文17万字，最后出版时是25万字，不但有增加的部分，而且有一章彻底重写。这是我的经验之谈，但当时我并不明白。由于博士论文出书太早，结果损失了一篇权威，这是很大的教训。

二

韩：我们想让这个访谈更加有条理性一些（所以还是要主动提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往往无从问起，其实却关系到整个访谈的成败，（众人皆笑）所以我们想让您谈一下您大学以前的经历，时间坐标是1986年，包括专业的选择……

尹：这个没有必要，哈哈，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选择，我只能说一下，我读考古专业的原因。文史领域虽然比较小众，但也是一个爱好，我从小对历史有兴趣。我小时候，父亲算是知识分子，但他是学工的，所以家里面基本上没有文史书籍。我那个时候，怎么说呢？完全没有别的书籍，只好拿《毛选》当历史书来读。我那个时候还很小，大概上小学，我当时就在想着，能不能把《毛选》里面的事情还原。

韩：看《毛选》……

尹：这个我坦白跟你们说吧，那个时候家里面只有三本书，一套《毛选》，两本小说，一本《林海雪原》，一本《红岩》。我小的时候家里就只有这些东西，没有办法的事情。现在，想看什么书都有。（众人皆笑）由于对历史有兴趣，所以高中时就打算读历史专业。我高考报专业的时候，第一志愿就是武大历史系，可以报两个专业，我就报了中国史和世界史，但是我的外语不好，直到现在外语还是我的局限，老师（高中老师）说你外语不好就不要报世界史了。当时武大历史系已经有三个专业了，中国史、世界史跟考古，于是第二专业就填了考古，当时根本不知道考古是怎么回事。

刘：跟王老师一样。

尹：王先福吗？（众人皆笑）但王先福老师是对考古有天分的人，他是我们班上对考古最有天分的，我对考古没有天分。我上大学的时候，班上大部分同学都不知道考古是怎么回事，那个时代考古是很小众的，不算很好的专业。但这也是个事业，当时我们班上大多数人都是调剂过来的，我第一专业是中国史，第二专业是考古，你不填还把你扒过来，何况你填过。（笑）但是学考古的难度很高，一般来说，历史学强调的是逻辑，历史学其实是用史料包装起来的逻辑学。逻辑不好的人不要学历史学，趁早打消这个念头。有的人，他是一种文学思维，把任何一种事情都当做一种故事来理解。这里我要跟你们强调，历史跟历史学是两回事，历史是很有趣的故事，所以它跟文学是可以有关系的，但是历史学不一样，历史学是要探究历史的内在本质与规律，我一开始就给你们讲这一点。历史是很有趣的故事，像《明朝那些事儿》，那是历史，历史学则是要从很多琐碎、乏味的资料来进行探究，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工作是很枯燥无味的，尤其是现在历史学的趋势是向更深层次的挖掘，越往深挖就越无趣。真正研究历史的人会觉得乐在其中，会觉得通过历史研究看到了人类社会与人类文明的某些内在本质，会觉得这很有趣，但这需要到一定的层次才能达到。这是历史和历史学的问题。

但是考古的问题在哪里呢？考古不但要求你要有很好的逻辑思维，而且要有很好的形象思维，要同时具备这两项。学考古，很重要的一点，要容易对器物建立感知，考古学本质上是器物学，你要对器物容易建立感知，我这个非常差。我逻辑思维很好，但形象思维很差。形象思维好的才适合学考古，同时具备较强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能力的，叫做对考古有天分。我坦白地说，学考古的人，大部分是没有这个天分的，只有少数才有这个天分，比如说著名的考古学家邹衡先生。当然我不是说没有这个天分的就不能学考古，对多数没有同时兼具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人来说，只要不是特别差，也是可以通过努力学好考古的，这个路径就是背器形，就是要背，背到滚瓜烂熟，考古就学通了。我大学时就发现我对器物缺乏感知，那时我试图背器形，但没有坚持下来，所以我的考古是不过关的。我发现我对考古缺乏天分、学不好考古时一度很沮丧，不知道我在学术方面能干什么。但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严文明先生的考古也是这样学出来的。我其实找到了路径，但没有坚持下来，这是我的教训。

但是考古学背景对我的学术道路是非常有用的，这对我的学术路径和学术风格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让我非常注重在考古和文献的结合部位努力。我现在的学术路径，主要是把考古学文化转化为文化地理视角来审视先秦秦汉史的一切常识性东西，这是我目前能够做到的。现在学科壁垒非常严重，因此想要打通考古与历史其实是很困难的。学考古相当于学一门语言，整个考古学是一套专门的符号体系。我不知道你们几个人看过《周易参同契》（东汉魏伯阳所著），它完全是一套隐语构成的。

韩：相当于一套密码。

尹：对，我更喜欢管它叫符号体系，考古学就是这样一套符号体系。等于你学了一门语言，偏偏我的语言又非常差，这是我的另一个主要弱点。

三

（采访者，问及经学、国学……）

尹：说到经学，这是历史学里面一个很小的门类。严格讲，我们搞的不是所谓的“国学”，我们搞的是历史学。这个东西，我从一开头就跟你们说过了（指每一学期开头）。历史学其实是文史哲里面最西化的，文学和哲学都有一块固有的传统阵地，但历史学是没有的。中国传统没有我们这种以探究历史的内在本质为目的的现代史学。传统史学在本质上是政治学，跟现代史学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历史上《史记》和《汉书》，很长时间都作为帝王教科书在使用。西汉后期，有诸侯王要学《史记》直接被朝廷拒绝（事见《汉书·宣元六王传》）。

我从老师那里学到的最重要本领，一个是文献学，一个是考据学，加上我自己的考古学背景，就构成了我的主要学术基础。文献学要讲版本、训诂、校勘。考据学，让你学会如何利用这些文献史料来分析问题。现在历史学的发展趋势是更进一步，在考据的基础上作更进一步的深入探讨。考据的目的是要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我们所了解的常识其实是有很多问题的，甚至于有很多是错误的。尤其越往上古走，越有问题。现在是要在复原历史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历史的内在本质。所谓历史的内在本质，我的理解，是指人类社会与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我个人认为，历史学的未来发展趋势大概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一直建议你们看看阎步克先生的书，李零先生的书。李零先生可以把一些很底层的，偏门的，民间信仰的东西，做到主流。我们以往所熟知的历史，一般是上层的历史，简单讲，帝王将相的历史。我也是学到现在才琢磨出一些较为抽象的、内在本质的东西。

对于“国学”，坦白说，我不主张“国学”，李零先生嘲笑，“国学是国将不国之学”。学术的趋势，或者说历史学的趋势，一定是要探究某种内在本质。当然，仅就历史学而论，虽然历史学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但学术发展的空白点也是有的。比如说，秦汉史，可能是未来一百年内历史学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史记》《汉书》所记的秦汉史，主要是武帝中期以后的历史，战国秦汉之际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时期，以往由于缺乏史料，存在很大的问题，甚至是空白。但现在由于简牍资料的大量出土，完全覆盖了这一时期，从战国晚期到西汉前期、中期甚至是西汉后期，乃至到东汉，这样我们就能以此为基础，彻底重构秦汉史，这是可以做得到的。但真要做到，恐怕得是一百年以后了。另外，传统史学都是上层的东西，但简牍资料大部分是基层，这样我们就可以深入探讨战国秦汉时期的社会与文明。我一直认为，历史学落实到最深处，所谓历史的内在本质，就是人类社会与人类文明。但传统史学由于本质是政治学，只关注那些上层的政治活动，完全没有社会与文明的视角，因而依据传统史书来研究古代社会与文明有很大的局限性。现在有了这些史料后，我们就可以对古代社会与文明来进行更加深入、广泛的探讨。

四

陈：老师，我觉得经学是一种可以对于生活状态更加有作用的东西。

尹：这个问题，我曾经讲过文化形态和社会形态、还有文明形态的问题。所谓形态，其实是历史的阶段性。这个阶段性又可分为相对阶段性和绝对阶段性。文明形态主要是绝对阶段性，石器时代、玉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现在也许可以叫AI的时代。这样的阶段性是一种绝对的阶段性过程，代表着文明发展的绝对过程。但阶段性还有相对的，文化形态则主要是一种相对的阶段性，是与族群发展相结合的一种阶段性，这种划分把文化的阶段性分为封建时代、列国时代和帝国时代。这样一种阶段性虽然含有绝对的因素，但由于是与族群发展相结合的，而每一文明族群在绝对的历史时间上所处的发展阶段是不同的，在某一时间点上，一些文明可能已进入较高级的阶段，但有些文明或族群则可能尚处于较为初级的形态。

至于说到宋明理学，有几个问题。宋明理学有两个最主要的成就。一个，是“援佛入儒”，在文化融合上这个层面上，它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成功的范例，它将印度佛教完全融化，从而把传统儒学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二个，宋明理学是对农业文明与农业社会的全面总结。这个体系在思维高度和全面性上，完全超越了先秦儒学。先秦儒学是很质朴的东西，就算到了董仲舒那里有所发展，但仍然有它的局限性。这里要说到中国文明自身的一些局限性，就是在抽象思维上没有充分的发展。但是宋明理学通过融合佛学，在这个方面有非常厉害的发展，部分弥补了传统中国文明的缺陷。它的成就之高，以至于有理学家有勇气声称，如果孔孟说的和朱熹说的不一样，那么错的一定是孔孟，对的一定是朱熹。

传统的农业社会，它的巅峰在盛唐。从中唐开始，就不再是那种比较纯粹的农业社会了。这个，你们把历史学的更加深入就会知道，从中唐开始，社会管理比较复杂化了。宋代的那一套东西，其实从中唐演进而来。到了宋代，就不再是那种较为单纯的农业社会了，而是商品经济有了较为充分发展的社会。到了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不再是以前那种单纯的农业社会了，这就是宋明理学的问题所在：在它形成的时候就已经落后于时代了。它是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全面总结，而且这个总结的高度，到了传统文化所能达到的最高层次。这个问题还与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其实有关，但是现在已经不讨论这个问题了。

第二个问题，叫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在哲学上，有三个字的概念，叫现代性。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一个工商的社会。我是主张，学历史到一定程度，是需要学一点哲学，尤其是公共哲学，我自己没有系统修过哲学，是一个遗憾。在公共哲学里面，有一个概念，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马克思·韦伯提出的概念）。如果用韦伯的结构来解释，宋明理学只有价值关怀，没有工具理性。工具理性优先是现代性的重要准则，其地位至今不可动摇。但宋代的陈亮、叶适这一派，在这个方面与传统儒学非常不一样。陈亮与朱熹曾有“王霸义利之辨”，所谓“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虽然不是陈亮的原话，但是我认为这个有一些工具理性的味道了。当然在宋学里面，能真正把王霸义利融合的是叶学，“水心之学”（叶适，世称“水心先生”）。可惜的是我学不了思想史，如果我学思想史，我一定去做叶适。

韩：但是，他们的影响断了。

尹：对，就是断了。到了元代，浙东学派就断了。可是问题在于，明代为什么没有把这些接起来。当年读硕士时，同寝室的有哲学系的同学。我跟他讨论时大放谬论，我认为儒学在宋明理学之前没有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个在哲学上叫本体论、宇宙论，还有一个什么论（指认识论）。儒家有自己的哲学体系而不仅是哲学思想，那真的要到宋明理学。儒家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内圣与外王的关系问题，儒家讲内圣外王，但儒家的主流，尤其是思孟学派，我认为是有内圣而无外王，尤其是宋明理学，几乎都是所谓心性之学，这一套东西到了明代就已经走到绝路了。明末的那些人有两句很有名的话，“愧无半策匡时艰，唯余一死报君恩”，“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平时就只会空谈心性，整日讲危微精一之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见《尚书·大禹谟》）。理学家的四句名言，不是说不好，而是整天只讲这些东西，所以碰到明末那种天翻地覆的时候，一点办法都拿不出来。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明朝的末期，是整体性的社会崩溃，这个是怎么来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黄仁宇先生的东西很多人都读过，我也读过，在我看，他已经摸到一点点门了，但是他没有走进去。

说到文化形态学，这个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文化形态学始于德国的斯宾格勒，传入中国后主要是林同济、雷海宗等先生，这些人在抗战时形成了“《战国策》派”。但原版的文化形态学解释不了中国文明，因此文化形态学在中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就是雷海宗先生的“中国文明两周论”。按照文化形态学的观点，中国文明早已走过了其文明周期，为了解释中国文明的周期问题，雷海宗先生提出了“中国文明两周论”，即通常的文明都只有一个周期，周期结束就死亡了，但中国文明却有两个周期。按“中国文明两周论”来看，中国在东汉末期所面临的形势：政治上统一国家崩解，外族入侵爆发，传统文化内部出现异端学说，此时外来文化传入并与异端学说相结合，所有这一切，与罗马帝国末期的形势并无不同。但随后中国与罗马就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罗马就此衰亡，而中国文明则开始了第二周的进程，政治上发展起了足可媲美秦汉的隋唐帝国，文化上彻底融合外来文化，先是把佛教中国化，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宋明理学，这就是“中国文明两周论”。说起汉魏时期传统文化内部的异端，就是魏晋玄学，当时儒学甚至有“王何之罪，甚于桀纣”的说法。玄学兴起后，迅速与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结合起来，佛教成了主流文化，按雷海宗先生的说法，魏晋时期的中国，在文化上几乎变成印度的附庸。从东汉开始的印度佛教传入，持续到唐代。佛教传入的顶峰，就是玄奘，也就是《西游记》里的唐僧取经。但隋唐佛教的主要成就并不是佛教的持续传入，而是佛教的中国化。隋唐佛学的主要代表并不是玄奘而是慧能，玄奘的法相宗，还没有维持到慧能出世就已经结束了。从慧能开始，把玄学与佛教作了一个整合，从而形成了一个完全中国化的佛教。此后中国的佛教基本上是禅宗的天下。

从魏晋到隋唐的这一发展，与近代是有相似之处的。你们没有经历过八十年代，大概还不知道那个时候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八十年代有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影响很大，这一套发展到顶点就是《河殇》（1988年央视播出的电视纪录片）。所以八十年代是近代以来引进西方文化的最高峰，这个深度、广度和影响度超过“五四”。

韩：禅宗为什么可以得到流行，因为简便易行？

尹：简便易行只是表面现象，禅宗的本质是一种完全中国化的佛教，其内核是玄学，用一个佛教的外表包装。到了中唐，反佛运动就开始了，韩愈出来了，韩愈本质上并不是文学家，而是思想家。这些人并不满足于已经中国化的佛教，而是要以传统文化为本位复兴儒学。道统说等等，都从这里开头。对我们来说，“古文运动”要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待。韩愈的“文以载道”，这个道是有特指的，不是抽象的，到了这个时候，“古文运动”成了宋明理学的先导。但韩愈只是拉起了一个大旗，真正能够解决韩愈提出的问题，那是宋代诸子，所谓的“濂洛关闽”（分别指周敦颐，程颐、程颢兄弟，张载，朱熹），宋明理学就出来了。

五

韩：所以，一两百年以后还有另外的一波？

尹：清代学术有汉宋之争，但我的看法，汉学并不能够真正动摇宋学，因为即使剥离了那些附会孔孟的东西，宋明理学的体系仍然能够成立。所以汉学的攻击打不倒宋学，但是汉学也逼迫宋学做出了改变，不能再搞那些歪曲性的东西了，这就是汉宋合一，义理要与训诂合一，不能够胡解，不能够歪解，不能够曲解。当然，这里就要说到康有为了，我对康有为极其反感，康有为实际上把清代学术来了个反动，重走宋学的老路，不仅是作歪曲性的解释，而且是走到极端，干脆是歪曲史实本身，这是把宋学的缺点放大到极限，而且在历史学形成的时期，严重干扰了现代史学的发展。

我当时在和哲学系的同学辩论时就有一个看法，要复兴儒学，思孟学派是走不通的，有内圣无外王，用现代观念来解释，叫做只有价值关怀而无工具理性。这一套内圣之学，宋明理学已做到极致，到了近代熊十力这些新儒家又加了一个现代哲学的外衣，这差不多就已经走到极限了，而且这个东西与现代性是有较大距离的。所以我当时就认为，你要复兴儒学，就要选好基点，不能从思孟学派开始，要从荀学开始，荀学是儒学里的制度学派，韩非、李斯皆出自荀门，并非无因。在宋学中，我很早就关注陈亮，叶适，只是我做不了思想史。陈、叶这一派，在宋学中虽是小宗，但历史上，别子为宗的情形比比皆是，比如秦始皇，都已经不是公孙了（秦始皇的父亲异人为秦昭襄王太子安国君庶子，按先秦之制，国君之子称公子或王子，下一代可称公孙或王孙，秦始皇是第四代），但经过吕不韦的谋划，异人这一支从小宗变成大宗，还有晋国的曲沃代晋，都是别子为宗的情形。所以我当时觉得，要想在传统文化中找到一些能与现代性相结合的资源，远的来说是荀子，近的就是陈亮、叶适。具体来说，陈亮还有点草莽，叶适的东西已相当圆融，不是把王霸义利对立，而是能将二者融合起来，这个就有点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关系的味道了，我个人认为这个是可以跟现代性作一个连接的。但我做不了思想史，这又要说起王国维先生了，王国维先生早年是文史哲都涉猎，后来觉得做哲学，理性不够，做文学，感情又不够，最后折中下来是以历史学为依归。

还有一个是，文人传统。我坦白的说，很多知识分子都有一种文人情怀，但是文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或者说，文学政治的时代都已经结束了，尤其是在这个所谓解构的时代里。虽然我们现在还没到后现代，但我们已经受到了后现代的影响。现在的西方文化，还远远没有走完它的全程。虽然美利坚帝国乃至整个的西方文明目前看是处在衰落之中，但是离它真正的衰落还有很长时间。现在看来，二战后的六、七十年代是现代西方思想和学术的巅峰，从那以后似乎没有以前那么辉煌了，但我近期看了一点大卫·哈维（当代西方地理学家）之后，感觉人家还是很厉害的。如果从总体上看，我们和西方最大的差距并不在自然科学领域，尤其是在技术领域，已经很接近了。纯科学领域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比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要小。比起西方来，我们今天最大的差距，是在人文社科领域，即便将日本算进广义的中国文明中，把日本人的成就加进来，还是不行。在图书馆里，那些奠定了现代文明根基的著作，全都是些“该死的白种男人”。这个差距远远大于自然科学领域。今天中国人的著作能够进入西方大学讲堂的，我只知道两个人，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汪晖。所以我是主张你们学一点西学，学一点西学的理论，当然这个学习也是有方法论的。具体而论，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建议你们学一点人类学和社会学。

韩：我感觉（自己）极为缺乏对18世纪以来的西方体系的系统学习，（所获取的知识）都是点状分布的。

尹：这个需要学哲学史和史学史。我们没有条件开西方哲学史和西方史学史。

中国的历史哲学基本上就是王夫之了，但是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没有一年的时间也啃不下来。

六

韩：90年代时，您有没有未来的人生规划？

尹：没有，我的重大教训就是没有规划，完全是埋头乱撞，结果走了很多弯路。我很乐意把这些经验教训传授给你们，这样可以少走一点弯路。

韩：您提到了《读书》对您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怎么样的？

尹：影响很大。我刚开始读《读书》的时候，年龄比较轻，很多都读不懂。但这种高端的东西，怎么说呢，用现在的话说，“虽不明但觉厉”，于是我咬着牙，硬着头皮读，终于我可以很自豪的说，我大概可以读懂一半了。汪晖时代的《读书》，多少是有一点晦涩的，但是也的确反映了它的高度，真的到了非常高的高度。

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看看九十年代的《读书》。那个时候有一个口号叫“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同一时期开始读张光直先生，他明确提出，现代社会科学体系是西方文明历史经验的总结，现代社会科学所有的一般性法则都是从西方文明中总结出来的，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是很不一样的。我至今记得他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说，如果某一社会科学的一般性法则不能通过中国历史的检验，那我们有理由怀疑其普遍性，他更进一步讲，中国历史一样的波澜壮阔，一样的惊心动魄，理应对社会科学的一般性法则作出较大的贡献。

这里就要讲到历史学的功用问题，学历史有什么用？这是很尖锐的问题，我以前学历史、学考古的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当时只好自我解嘲说，这些是太平盛世的点缀。但现在我大概知道，历史学的真正意义所在：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而现代社会科学体系是从西方文明历史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所以引进西方社会科学之后，就需要对之作本土化的改造，一如当年的慧能和禅宗。而要做到这一点，要对现代社会科学进行本土化改造，历史研究是这一切的基础。因为社会科学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它有一个总体性的，高端的解释，可是很多基于此的一般性认知都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工作，首先就是复原真正的历史，这就是考据学，然后在复原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从而探究历史的内在本质，这个工作发展到最后，大概就是对源自西方文明的现代社会科学体系作完全的本土化改造，亦即张光直先生所期望的那样，对社会科学的一般性法则作出自己的贡献。但这个工作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这就是我们这些历史研究者今天要做的事情。

韩：所以说那个口号和张光直先生的东西对您是有影响的？

尹：没有直接的影响，是很抽象，但这些东西能够引导我的思维。

我们这一套学问，需要从具象到抽象，不能从抽象到具象，有人这么干，但我是反对的。我写硕士论文的时候，是通过考古资料去分析江陵地区从楚到秦的文化演进过程，为此我设计了政治空间和文化空间的概念，试图说明秦人用高强度的政治空间来主导文化空间的转变。这些东西有助于提高我的思维，使我在分析具体问题时能有一个比较高的高度。现在《历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这种高端学术杂志，有更加强调宏观视野和理论分析的倾向。朱继平的书(《从淮夷族群到编户齐民》，人民出版社2011年)，我是作为必读书目推荐给你们的，她这本书利用了族群理论中的社会边界和地理边界的概念，用这个理论非常生动的描绘了淮河流域的人文地理演化进程。

陈：最后，想问一下关于求学平台差距的问题……

尹：在任何平台中，顶尖的都是小部分。

结 语

访谈结束，窗外依旧下着小雨。聆听尹弘兵老师的这一席谈话，让我们的求学思路得到了梳理，也收获了很多生活态度上的启示。前后二次才整理完这次不短的访谈录音，将其形成文字，就是想将我们的这份感受分享给大家。

语音记录：刘玉婷

文字整理：韩伟涛

2019年4月1日

于武昌东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