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为什么要学大学语文，其实也是讲为什么要学语文。要知道为什么要学语文，首先要知道什么是语文这门课程。要知道什么是语文课程？首先依照哲学中的原理，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从中外比较中看什么是语文。

1、西方学校没有语文课程。

在西方课程发展史上，古代希腊的课程具有世界的意义。如雅典的教育是注重培养多方面发展的人。文法，修辞，雄辩术，加上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构成了希腊的“七艺”课程体系。文法，修辞，雄辩术为“三艺”，辩证法是最高学科，是哲学“理念”；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是“四艺”，为理念服务。学习算术掌握“调兵列阵”，学习几何掌握建造兵营，学习天文帮助战时观测气候，学习音乐培养乐观、勇敢、高尚的精神。到了古罗马时期，教育受到古希腊影响，开设了雄辩术、文学、修辞学、历史、哲学等，培养善于演说的政治家。

文艺复兴教育规定了百科全书式的教学内容，即语言（拉丁语、国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七艺”以及物理、地理、历史、伦理学、神学等，目的是使教育对象成为一个“人”。启蒙运动时期，卢梭提出了“自然教育”思想，在自然中获得实际有用的知识。与卢梭不同，斯宾塞按照逻辑系统组织教材，重点放在系统的书本知识上。首先提出“科学课程”，“科学知识最有价值”，以自然科学知识为学科范围。第二，重视个人，学习文学、艺术、生理和心理等知识，陶冶性情，发展个性。斯宾塞的课程设计顺应了社会发展，在很短时间里就在西方迅速流传开来。

总之，一个是科学知识，一个是社会能力，这两方面构成现代学校课程内容。语文课也是这样，如果将“语文”二字翻译成英文，结果将是丰富的，如language，speech, dialect（语言，言语，方言）；culture， language，writing，script，character，formal ritual（文化，口语，行文，文本，角色，仪式）；words，word，dialect，saying，talk，speech（话语，字词，俚语，谚语，流行语，正式语）等。显然，中国“语文”二字包含了西方相关课程三个内容：一是一般性的语言，二是文化修饰性语言，三是习惯性语言。所以“语文”的构成分析里边，就包含了客观的语言研究和社会的现代历史改造之双重意思在里边。这也就贯穿了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现代知识理念，即了解对象的知识越多，征服对象的能力越大。

所以，今天中国的“语文”课，美国它是阅读课，法国它是文学课，德国是公民课，日本是训练课，俄罗斯是演讲课。这些都不是中国的语文。

2、中国才有语文，语文课由三类语文知识构成。

语文知识构成有三足鼎立，即是所谓的“三大学科”构成：语言学知识、文学知识和文章学知识。具体的是三大类：语言知识、（语言）表述知识、文化知识。其中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是认识类知识，（语言）表述知识是经验类知识。而这些在西方学校中，分属三门课程。在中国教育传统中，语文课程由三类语文知识综合而成，所以中国语文是一个大杂烩。

这里，我们可以依从俗语“了解了一个事物的历史就了解了一个事物的属性”入手，切入中国语文的来历，来定义我们的“语文”。语文来自叶圣陶的命名，但这是1949年后的事情。更早，语文源自国文，以“国文（国语）”命名的语文教材，起自上世纪20年代间，因与洋文（外文）对举而命名国文。国文源自国学，“中国固有之学”，是针对“外国学”而言的。“国学”一词见于周代，其近代意义转借自日本，1902年始就出现。章太炎在《国学概论》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又说“国学是一国立人立国之学问”。这表明，国学、国语和语文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产物，其核心承载着中华民族独特生活方式和基本价值观。

准确地说，语文学科起始于1903年开始的分科教学。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必修科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等。由此，中国传统教育的“四科”，只剩下“文学”。所以，古代的“文学”归于现代意义的语文学科，只是语文中一个没有被分割出去的门类。凡是被分割出去的门类，如历史、地理等，我们在教学上一般只取它们的形式，即“语言表述”；而“语文”在教学上，恰当取了没有被分割出去的文学；既取了它的形式，也取了它的内容。由于“中国文学”是文史哲不分家，涵括一切古代文献，如《史记》、《梦溪笔谈》、《水经注》......都属于“中国文学”的范围。因此，中国的“语文”仍是一个大杂烩。

还如，癸卯学制下的分科将政治（道德、修身）与语文分离。然而，孟子却说“学问之道，求其放心”，二千多年来，中国的学问做的就是“放心”二字。在这个知行合一传统惯性下，今天的老师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二者搅和在一起。犹如

刘梦溪在《国学与国民教育》中所讲的，往往是“透过不可更动的文本，来阐发可以更动的注释”。语文在中国血融于水一般，附带着着“修身”的任务。用今天的眼光看，就是语文课的“人文精神教育”或者“人格教育”。

这种现象是必然的，因为中国没有超越性的宗教。中国传统的文史哲，发挥着安顿人生的宗教功能，今天的语文课只能也必须“附带”这个责任。当然，现代课程的性质决定了（人文）文化传承并非语文学科的专责，同时它也是其他学科的责任。但语文学科习惯性文以载道，以致成为了其属性。

结论是，1902年后癸卯学制建立，中国近代教育体系形成。新式国文（语文）及其教科书的应用，伴随近代学堂教育的影响，语文课发挥着人与人之间一门“组织”人的学科知识作用，构建着社会共同的近现代社会理念和伦理，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

所以近代中国转型中立人立国的历史，也逻辑上构成了与语文知识属性并列的语文人文属性。

3、学习大学语文，发挥语文为社会、为人生的双重功能。

语文拥有为社会的功能，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经济效益主导的社会。在经济主导的社会里，“个人”编入社会组织，个人在各种组织内部的设计、改造和安排下进入“国家”这个协作系统。依此，达到有效参与社会大分工的目的。区别于传统小农经济社会，今天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全球化的大协作体。国家的同一首先是语言的同一，文化的同一。这就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一门“组织”人的学问，一门建立共同体理念、伦理和制度的学问。德国汉堡大学中文系教授凡埃斯博士说：“像英文系，或是意大利语系，这些学科的内容都非常窄，主要是以文学为主，这些国家的历史是在别的系里学的。而学习汉学可以同时学到中国的历史、政治、社会、文学、哲学、经济等等，是一个整体，不能被分开来。”（中国青年报2005.1.12《冰点周刊》）在中国，这就是语文的社会文化综合、意识形态整合功能。

对于个人而言，语文为人生的一面同样重要。语文的好处，是冰冷的世界经过语文描述而变得温馨。比如语文笔下的死亡，是这样在说：

每个人都是一本书，出生是封面，死亡是封底。我们虽无法改变封面前和封底后的事情，但书里的故事，我们却可以自由书写。

如果说死亡是一个虚无的黑洞，语文的上述描述而使得死亡变得有实体和意义起来。这是一段讨论死亡的语文，由于语文叙述的功能，是让陌生世界可以解释而揭示，变成可控的温馨家园！这告诉我们关于语文的一个道理：语文不是科学，无论真假；语文属于文化，提供善恶，眷顾生命！科学的世界是冰冷的，语文在冰冷的世界之上善意地搭建温馨的世界。学好语文，就能够把单调的生活开出一朵花来。这是语文的真谛：人生活在语文的世界，便隔离着世界的冰冷。

另外，语文不是改变对象，而是拥有对象。这也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给予人的区别。物质文化把人对完美的追求放在把自己变成什么上，而不是拥有什么上；而精神文化把人对完美的追求放在思想和精神的内在状况上，而不是外在的环境上。语文涵咏了中国人的智慧和人文境界，语文构建强大的精神，使你把追求的对象有别于兽性，放在人性本身的发展和优势上。中国语文的思辨特质，使你不是去盲目扩大那些使得人性成为特殊的尊严、财富和幸福的思想和感情上。

语文是文化不是科学，与绝对真理无关。语文的阅读和写作，面对的不是科学世界，而是生活世界。语文的生命力得益于跳出二元对立。当传统哲学掉进极端主观主义和极端客观主义的陷阱而无法出头之时，当形而上学受制于物我两分的二元论泥潭而不能自拔之时，以“生活世界”为依托的语文世界不失为人生的一个自我救赎之道。所以，语文关注的并不是有关绝对真理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有关人类生活如何才能改善的问题。

对于社会而言，语文是“组织”工具；对于个人而言，语文是存在之途。人的生命力得益于其先于本质规定；得益于不是表达绝对，而是表达当下个人。所以，语文是进行时，是生长中，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语文不是礼教语文，不是机械语文。语文的力量在于，可以扶正一直以来被歪曲了的“自我”；可以还原世界原初知识，安顿人生生命尊严；因为语文是活的，当下的。僵死的是僵死的世界观，只顾及真假；活跃的是活跃的人生观，探索善恶。

大学语文与专业语文的不同。大学语文是通识语文，不是专业语文。大学语文有用，有价值伦理之用。大学语文提供价值伦理，规范了应用语文的日常伦理。比如，大学语文可以统领商业语文、科技语文，相反则不行。商业语文的规范是“信”，科技语文的规范是“真”，文学语文的规范是“美”，日常语文的规范是“善”......而大学语文的规范是“道”。

总之，大学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区别，就在于工具性关乎世界观，人文性关乎人生观。说大学语文是关乎人生观的一门学问，是因其回答有一种生活方式是高贵的，而另一种是卑贱的；也是因其回答什么是高贵生活的内容（善）和实现它的途径。反之，说大学语文是关乎世界观的学问，是因其回答宇宙的统一性和目的性，且是有规律的。前者，是宗教与伦理问题，后者是“科学的”问题。

知道了语文的人文性，我们就知道如何学习语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