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王宁

【导读】日前，由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引发了高新科技热，加上5月全国两会上国家着力推进的新基建建设，让我们看到了数字化时代科技兴国的喜人态势，与此同时，作为民族精神的两翼——人文学科的夯实也迫在眉睫。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王宁，曾在2006年受邀担任英国劳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全球化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编，负责整个人文学科的条目编撰。1998年，他也曾在北京主持了“全球化与人文科学的未来”国际研讨会。近年来，随着中国在世界的国际地位的提升，他提出了 “全球人文”的概念，并倡导中国高校要加强人文学科的建设，增加国际话语权。

人文精神与人文学科

作为人文学者，我们在全球化时代提出“全球人文”这个概念，是要打破狭隘孤立的民族主义的“自我欣赏”和“自满自足”，使得人文学科的研究走出狭隘的学科领域，跨越民族/国家的疆界，探讨一些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话题。

*人文学者的敏锐带来的长处和短处：跨学科但缺乏实证支撑

为什么人文学者，对一些前沿学术理论话题如此敏感并能迅速地作出自己的反应？ 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人文学者主要就是研究人，所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环境，尤其是人的精神生活环境，因此如果外部环境有所变化,容易率先感受到并且出乎本能地作出自己的反应。其二，由于人文学者更加注重人的精神生活，因此特别热爱读书，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有时甚至花上很多时间去读一些与自己的专业并无直接关系但却直接关涉自身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书籍，这样一来，人文学者的知识面就比较宽广，他们很容易敏锐地觉察到整个学界当下所关注的前沿理论话题并及时地作出自己的反应。 其三，人文学者，尤其是文学研究者，大都受过严格的语言文字训练，因而十分擅长用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往往一蹴而就就能在短时间内将自己实际上思考并不太成熟的想法写成一篇文章并见诸报刊，甚至能引起整个学界的理论争鸣。

所以，人文学者的跨学科特征既是其长处，同时也是其短处：容易初浅地涉猎其他学科领域，甚至发表的见解流于浅薄，常常在华丽的理论辞藻背后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的支撑。有鉴于此，人文学科的评价也是最困难的。

*美国视角建立的人文学科：塑造美国文化和学术化的美国性格

前几年在美国出版的《人文学科与美国梦》(The Humanities and the Dream of America, 2011)一书就全面地阐述了人文学科的特征以及它在美国学界和高校的独特地位。作者杰弗里·哈派姆(Geoffrey Galt Harpham)是一位专事文学研究的学者，长期担任美国国家人文研究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主任，因此由他亲自著述阐述人文学科在当今时代的功能和地位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人文学科与美国梦》一书全面地阐述了人文学科的特征以及它在美国学界和高校的独特地位

首先，对于什么是人文学科这个问题，哈派姆指出，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文学科实际上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学术体制发明的一个产物，当时，它被设想为表达美国文化以及美国的民族利益的工具。因此，它作为一个“美国梦”具体体现在这样两个方面：它再现了自美利坚合众国诞生之日起美国人所追求的稳定和繁荣的愿望，以便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欣赏人类的精神文化产品。此外它也以学术的方式表达了一种理想化的美国民族性格的形成。

对于究竟何谓人文学科，学界还一度有着模糊的认识，甚至将其与那些注重实用的社会科学学科相混同。按照哈派姆的定义，“到了20世纪中叶，‘人文学科’这个术语用来指专门研究哲学、文学、艺术，有时也包括历史在内的学科群，并逐步形成一些规律”。“与科学、意识形态、机械、行为、大众社会、对理性的弘扬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现代性这些东西相对，人文学科往往与赋权(empowerment)、解放、培育(cultivation)、公民责任(civic responsibility)以及几乎无一例外地，包括道德行为(ethical behavior)及性格发展相认同”。

*人文学科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漏洞百出并暴露给其他学科”

这样，人文学科研究的目的也就清楚了：它不求在短时期内取得立杆见影的效果，但在大学的各门学科的分布中，又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位置。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经常说的，一所世界一流大学，不仅要有一流的科学大师，同时还要有一个一流的人文环境和一批人文思想家。这一点也许是我们许多以理工为主的一流大学必须发展文科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正是由于上述三个前提的严格规定，当今的人文学科常常无法应对所出现的问题，因此也就常常陷入危机之中。正如哈派姆所中肯地指出的，这种危机具体体现在：“历史无法告诉我们关于过去的全部真实情况，文学研究也无法解释文学，哲学也无法讲述真理。这三个学科的每一个都挑选出人类生存的某些方面提供给我们明确的理解，或者说使我们心领神会，即这些方面仅代表总体中的部分。劳动分工、合作以及共同依赖这些概念告诉所有的人文学科，它们原则上总是漏洞百出(porous)并暴露给其它学科”。

王宁曾任《全球化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编，负责整个人文学科的条目编撰

这当然既是人文学科的不利因素，同时也是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特征。因为“‘危机’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威胁或灾难，倒或许是描述人文学科的一个永久性特征的过于戏剧化的方式。这应该是我们辩证地看待人文学科所处的境遇的正确态度。

全球化时代人文学科的作用

因此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并不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那样，对前人的成果是淘汰制和绝对的超越，而同时体现在对前人成果的继承和发展，即使是某些全新的假想也是建立在对前人的结论的批判性超越或扬弃之基础上的。这就是人文学科与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区别。

*人文学科在大学发展中面临评价问题和值得冒的风险

关于人文学科在大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少中外学者已作过论述，有人认为发展文科面临这样两个问题：

第一，关于文科的评价问题，即人文学科的评价问题。决不能简单地以数量来衡量，也不能以该成果发表在何种刊物上来衡量，更不能绝对地以某项成果在短时间内的被引次数，作为衡量一项学术成果是否有意义和价值的唯一标准。那么文科的评价标准究竟何在？我认为就在于它对已有的人文学术做了多大的发展和推进，更应注重其在后世的持久性影响。而对某些冷僻的学科专业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的评价，则应主要依靠同行的定性评价和客观定量评价相结合的办法，这样才能得出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

叔本华、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等公认的思想家，即使生前受到冷遇（当然，弗洛伊德属于例外，因为他身前就获得了不少荣誉），但其著作的价值也照样会被后人重新发现并得到全新的解释，因而产生持续的生命甚至“来世生命”。这应该是人文学科的特殊性。

（从左到右）著名思想家叔本华（1788-1860）、马克思（1818-1883）、尼采（1844-1900）、弗洛伊德（1859-1939）

第二，就是文科的风险问题，这也是许多大学校长在发展文科时谨小慎微的一个原因。既然人文学科所要探讨的往往是关乎人类生存的一些具有普适意义的问题，那就势必要冒一些风险，这其中既包括对前人研究成果的颠覆性批判和超越，同时又包括一些敏感话题的研究，如果冒犯前者就会受到学界的诛伐，而冒犯后者则有可能遭到查禁。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在哲学界、文学界、史学界的遭遇

德里达这位解构主义哲学大师就曾受到过此类境遇。

德里达的哲学思想又称作“后哲学”，由于它的理论穿透力，实际上消解了哲学与文学的界线，也加速了“哲学的终结”和“文学的解放”，为一种新兴的人文学(human science) 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尽管德里达多次辩解说解构并不是一种理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反理论的策略，它的意义决不在于“摧毁”或“破坏”任何东西，而是起到对结构的消解作用，但结果这种尝试仍充当了曾在美国一度风行的解构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理论基础。甚至可以这么说，德里达就是解构理论乃至整个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的鼻祖和领衔人物。

尽管德里达从来不滥用后现代主义或后殖民主义这些批评术语，但利奥塔、鲍德里亚、哈桑、赛义德、斯皮瓦克、巴巴、巴特勒这些公认的后现代主义或后殖民主义大师却无不受到他的思想的影响。甚至连哈贝马斯、詹姆逊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未能幸免他的影响。因此认为德里达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就不为夸张。

2018年，文汇讲堂推出“24位世界哲学家访谈”系列，后结构主义哲学家、批判理论专家巴特勒为访谈对象之一

正是由于他的这种跨学科性和解构性，正统的经院哲学界可以忽视德里达的存在和影响，甚至诋毁他，但不可否认的是，德里达的理论建树体现在整个人文学科领域中。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考察德里达的贡献，就必须从构成文学文本的重要因素语言入手。这样就同时涉及了语言学和文学研究两个学科，首先体现在，他始终关注语言问题，早年曾对胡塞尔的现象学进行挑战和质疑，并曾一度迷恋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和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批评。但他的解构尝试也正是由此而开始的。他反对结构主义的那种诉诸单一结构的片面语言观，认为语词有着诸多的层面和多重意义，因而对由语言词汇组成的文学文本的解释就应当是多重的。从而为意义的多重解释铺平了道路。今天的语言学家也许并不赞成德里达的观点，但要超越也就不得不从对他的批判出发。

在史学界，解构主义理论的提出无情地消解了历史客观公正的神话，为一种“新历史主义”史学观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历史的重新书写铺平了道路。应该承认，这些具有深刻革命性的观点对今天我们重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因此，在人文学者看来，学术研究不应该有禁区，特别是对一些基本理论的研究更应该做到大胆探索，小心立论，这样我们就能够推进人文学科研究的发展和繁荣。这样看来，冒一下这样的风险仍是值得的。

解构主义哲学大师德里达（1930-2004）

*人文学科的社会作用：“虚”可能会转化为“实”， 直接服务于国家

那么人文学科在当今社会的作用体现在那里呢？首先，人文学科在现代大学体制内是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对于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就更是如此。其二，人文学科除了发展自身的学科外，还可以在所在的大学校园里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和学术氛围，促进各种学术思想的交流和交锋，新的思想和成果才能产生，新的大师才能脱颖而出。其三，设在大学里的人文学科还服务于整个社会，不仅向社会提供先进的思想和新的价值观念，提升人们的伦理道德修养，巩固人们的信仰，从而使人们在各自的工作中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这也正是为什么当今世界的五百强企业如此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的原因，同时也是为什么儒家的管理思想在当今时代如此受到管理者青睐的原因。

由此可见，人文学科的“虚”并非总是如此，它有可能转变为“实”进而直接服务于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建设之目的。当然，人文学者的呼声也许不能改变决策者的错误决定，但至少可以使决策者三思而后行。这一点尤其体现于当代生态文学批评对环境保护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二十年前，当生态批评刚从西方介绍到中国来时，不少人认为中国当时的发展是当务之急，并没有考虑到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但后来的空气中出现雾霾和污染，人们才突然醒悟到，我们既要打造一些“金山银山”，同时也更要“绿水青山”，这二者在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和发展中并不矛盾。因而我们不得不钦佩那些生态主义者的前瞻性。

安吉余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纪念碑（图源：浙江在线）

全球人文以及中国学者的作用

今天，我们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提出“全球人文”(global humanities)这一概念并非出于主观臆想，而是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

*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分别提出过“世界文学”、“世界哲学”等概念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的今天，人文学科已经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和波及，在文学界，世界文学这个话题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并成为新世纪比较文学学者的一个前沿理论话题。在语言学界，针对全球化对全球英语之形成所产生的影响，我本人也提出了复数的“全球汉语”(global Chineses)之概念，并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世界语言体系将得到重新建构。在哲学界，一些有着探讨普适问题并试图建立新的研究范式的抱负的哲学家也效法文学研究者，提出了“世界哲学”(world philosophy)这个话题，并力主中国哲学应在建立这一学科的过程中发挥奠基性作用。而一向在被认为是最为传统的史学界，则早有学者在世界体系分析和全球通史的编撰等领域内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我认为，我们今天提出“全球人文”这个概念是非常及时的，而且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学者们也确实就这个话题有话可说，并能在这个层面上进行卓有成效的对话。

*“全球人文”探讨普遍意义的话题，中国话题也应提升普遍价值

其次，既然“全球人文”这个概念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它所要探讨的主要是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话题，诸如全球文化(global culture)、全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y)、超民族主义(transnationalism)、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全球生态文明(global eco-civilization)、世界图像(world picture)、世界语言体系(world language system)、世界哲学、世界宗教(world religion)、世界艺术(world art)等。作为中国的人文学者，我们不仅要对中国的问题发言，同时也应对全世界、全人类普遍存在并备受关注的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文学者的抱负和使命。

2018年，文汇讲堂出版第5本演讲/访谈精编集《在这里，中国哲学与世界相遇》

具体说来，在过去一百多年来，我们中国的人文学者确实在大量引进国外，主要是西方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理论方面做了大量的翻译工作。相比之下，中国的绝大多数一流人文学者的著作都没有被译介到英语世界，只有极少数可以直接用英文著述的优秀的中国人文学者在经过严格的评审和多次修改之后才勉强地跻身国际学界，但发出的声音却是十分微弱的。这当然在相当程度上是语言的障碍所致，但我们也应该考虑到，我们所提出的话题是否具有普遍的意义和价值？

*培养精干的学术翻译队伍，同时设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院士制

再者，如上所述，全球人文所探讨的既然是全世界的人文学者都普遍关注的基本问题，那么表达的媒介自然是相当重要的。

我们很难在西方非华裔的汉学家中找到其写作能力达到在中国发表水平的学者，但在中国以及海外的华裔人文学者中，能用准确的学术语言著述并达到在英语世界发表的水平的学者已经不是很少了。因此我们在加强中国人文学者的英语写作水平的同时，也要致力于培养一支精干的学术翻译队伍，通过中外合作的方式把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文化理论译介到英语世界，这样才能有效地打破全球人文学界实际上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态势。

当前，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人文学者已经认识到，中国的人文学者不仅要在国际中国研究领域掌握话语权，同时也要在一些具有普适意义的基本理论话题的研究方面争得最起码的话语权。为了更为有效地与国际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我也向有关部门提议，设立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院士制，这也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由此看来，全球人文的实施可谓任重道远。作为中国的人文学者，我们应该不负众望，为全球人文学科的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