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税收起源可以上溯到夏、商、周时实行的贡、助、彻制，古代赋税，最早是以包括田赋在内的“贡”为其基本形式。进入封建社会后，赋税与徭役被视为基本征课方式，贡退居次要地位。从秦汉开始，力役部分也逐渐改用赋税形式来代替。与贡和徭役相反，赋税的征课形式却日益受到重视，到封建后期终于构成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

春秋战国时期

先秦时期役重于赋。《诗经》中不少篇章反映人民被迫服役的怨忿；《春秋》中有许多关于役民筑城的记载，特别是各国互相攻伐，军役更为频繁。春秋时期，土地私有制逐渐形成，国家开始针对土地征税。有历史典籍可查的对土地产物的直接征税，始于春秋时，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实行的“初税亩”。鲁国率先不分公田与私田，一律实行履亩征税，十取其一，被称为“初税亩”。它标志着建立在井田制公田基础上的“贡助彻”税收制度改变为按照土地面积征收赋税，成为以收益为基础的田赋制度。

建中元年（建中元年是哪一年）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令地主和有地农民自报占有土地数，按定制缴纳赋税。

汉承秦制，赋税制度基本沿袭秦朝。但汉与秦不同的是，汉初的统治者吸取了秦亡的教训，被迫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从汉高祖时期的“十五税一”到文帝时期的“三十税一”，农民赋税负担减轻，使得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但徭役仍沿秦制，男丁每年在郡县服役一月（更役）之外，尚有正卒（到国都服役）和戍卒（往边境屯戍）的服役，不服役的纳钱代役，称为更赋。此外还课人头税。

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赋税制度为北魏实行的均田制。北魏太和九年(485)颁布《均田令》，主要内容是按人口老分配土地的制度。但仅分配国家掌握的土地，不触动地主的原有土地，屯田客向国家交纳很重的屯租。至于役，则豪族拥有佃客，国家无从向之征调；反之，平民被强征兵役和其他服役，无一定制度可言。

与此同时还有租调制，即在均田令在受田的农民，每年必须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量的的租掉。除屯田外，一般编户则交纳田租、户调，田租每亩四升，户调每户绢二匹、绵二斤。

南北朝时期，战争连绵，田租、户调甚为混乱，兵役杂役尤极苛重。为制止户口大量逃亡，南方实行“土断”，限定流民于所在地区落籍；北方实行“括户”，从大户荫庇之下夺回一部分编户。但都不能改变民户因重役而逃亡的严重危机。

隋唐时期

唐代前期，采用北魏至隋代已试行的均田制，在每丁受田百亩的基础上，实行租庸调法。租庸调制规定：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缴纳一定量的谷物，叫做“租。缴纳一定量的绢和布，叫“调”。服徭役期间内，不去服役的可以缴纳绢或布代替，叫做“庸”。同时，实行府兵制，减除了征调兵役的威胁。但均田制亦如西晋占田制，规定王公以下各品官的永业田比平民的永业田多至十倍数十倍；加以豪强兼并，后来农民得不到授田，均田制名存实亡，从而租庸调法也不能继续下去。

至唐代中期德宗建中元年（780）改行两税法。两税为地税按亩征粮，户税按每户财产征钱，各于夏秋两季征收，较能适应纳税能力。在唐朝后期，均田制遭到破坏，国家颁布两税法。每户按资产缴纳户税，按田亩缴纳地税，取消租庸调和一切杂税、杂役；一年分夏季和秋季两次纳税。

宋元时期

这一时期重要的赋税制度是王安石变法当中的方田均税法和募役法。方田均税法是指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照每户占有土地的多少和肥瘠收取赋税，官僚地主不得例外。募役法是指应服役而不愿服役的人户，收取免役钱，雇人服役。不服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钱。这就减轻了农民的差异负担，保证了生产时间。

宋代田赋的征课只以田亩为对象，取消了唐代两税中以家资为依据的户税，加重了亩税的负荷。此时所谓两税仅指夏税（钱）、秋粮（米）的征收而言了。但除此之外，有些地区另按人丁收纳“身丁钱米”，回到了人头税的性质。

元代赋役更为复杂。在中原地区，属于赋系统的为“税粮”，属于役系统的为“科差”。税粮既有亩税（每亩三至五升），又有丁税（每丁一石）。科差既按户纳丝料（二户出丝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丝一斤以给领主），又按户征包银（每户四两）和俸钞（每户一两）。在江南地区，则大体上仍沿宋代两税之制，夏税输棉、丝等物，秋税输粟及一部分折钞。此外，仍有各种杂役苛派。总的来说，元代的赋役负担较宋代更为沉重。

明清时期

明代自万历年间普遍实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的原则是赋役合并为征银两。田赋除漕粮仍征实物外，一律征银，这就简化了赋役制度。征收货币地租，既促进了农产品商品化，商业发展冲击了农业，佃户人身依附关系弱化，又为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提供了劳动力，清代继续施行，部分丁银摊入田亩征收，部分丁银按人丁征收。到乾隆时通行全国，摊丁入亩后，地丁合一，丁银和田赋统一以田亩为征税对象，简化了税收和稽征手续。

清朝政府又进一步采取了“地丁合一”、“摊丁入亩”的办法，宣布以康熙五十年（1711）的人丁数（2462万余丁）作为以后征收丁银的依据，把各省丁银329万余两固定下来，嗣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同时，政府也放松了对户籍的控制，农民和手工业者从而可以自由迁徙，出卖劳动力。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社会生产的进步。

综观历代制度，赋是王朝财政的主要来源，而人民最感痛苦的则是重役的征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赋役的演进自应以减轻役和加重赋为主流。汉代口赋、算赋和更役、正卒、戍卒的征调，是一种人头税与重役并征的典型。以后西晋的户调以占田为依据，唐代的租庸调以授田为条件，至两税法而赋役集中于对户资、田亩的财产征课，只是额外的役无法制止。宋代两税专以田亩为征课对象，比唐代两税又进了一步；当时各种徭役虽极繁重，然以家资列户等为派役根据，实亦向财产税转化。至明代实行一条鞭法，清代摊丁入地，这一历时长久、艰难曲折的赋役改革才得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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