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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刘建国
引言
清水河县北堡乡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小村庄——老牛坡村。这里早在1937年10月就建立了晋绥边区最早的农村中共党支部,开展宣传抗日救国,秘密发展党员,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武装斗争。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相继建立。成为晋绥边区、抗日前哨的一个坚强的红色堡垒。
一份无果而终的申诉
口子上村李明,人称李四,生于1916年。原本老牛坡村人。1938年(民国二十七年)经老牛坡村支部成员潘皋介绍加入党组织。1943年经组织同意以长工身份搬到了口子上居住,开展地下活动。1947年在担任口子上村民兵队长时发生“两妯娌事件”中受蒙冤,不仅被打残,而且被抓进平鲁县大泉沟监号随后又转到陶卜洼军区煤矿下窑背炭。后释放时只有一句“没问题,回去再参加农会吧”。回来后仍得不到一个说法因此而寒心不再与组织联系。
1984年李明六十九岁,便写了一份申诉书,要求上级党委调查他的事情并恢复党组织关系。
申诉信内容:(略有删改)1938年我二十三岁,住在老牛坡村,春天耕地时潘皋介绍我加入共产党组织。他在一张白麻纸上写了我家有几口人,种几亩地,几间窑,养多少牲口,以及受压迫想入党等话句。当时潘皋说还要发党证,“只要有共产党的地方都没拦堵”。但一直未发。以后潘密、潘皋、郭存元、王喜玉等我们一块过组织生活,开过会,发了一个小本子让我保存,皮上写着几句话:每组一本,共同研读。不足之书,不可遗失。遗失不报,严重处罚。
潘密是老牛坡村长,可长久住阴窝沟,村公所实际上也在阴窝沟。有时便派我三天两头往老营送信。
潘密看我办事上进牢靠,告诉我村里打算训练自卫队,让我先参加训练。1939年正月老牛坡村开始训练自卫队,让我当了一个分队长。在学习手榴弹构造时发生意外被炸掉两节手指,成了残疾人。
1942年我和潘皋说出口子上村揽长工,潘皋说“行。出前头(指口子上)有啥情况进来报告,能联系的话联系一两个对象,不能联系也不要露了自个儿”。
1947年夏天,本村顽固张花的女人从敌占区跑回村,婆婆也不稀罕,所以张花的女人整天背着孩子要饭,所以政府也没过问他。听到这个消息,住敌占区顽固刘万恒的女人谢培仁、刘喜恒女人郭改存妯娌俩,也从大韭菜庄窝跑回来。本村李富元找住村的县委宣传部长藏剑秋报告,说她们是顽固派回接头的,要勾挂民兵反叛。奇怪的是藏部长也听他的,指派绥南五大队领导煽烤两个女人,实打虚招,胡乱咬出十八个人,还瞎说八道交给了李队长一封信。于是藏部长审问我,我说我连字都不认识,给信有甚用?两个女人说是红头李三给念的,于是又五花大绑煽烤李三,李三承认了。拉来和我对质,我不承认,就吊起来打我,一磨棍把我胳膊打残。十八个人中还有五大队班长刘迪厚,受不了自杀了,那两个女人胡乱咬,李三胡乱说,藏部长也胡乱信,我心败的不行。所以在姚震基队长、康昌指导员问我还要不要再找证人时,我说“罢罢罢,不用再找了,你们爱怎闹就怎闹哇。于是把我、李三、张二元和、郭三仁、张五等五个人送到平鲁大泉沟监号,又转到陶卜洼军区煤矿,整天下窑背炭。前后一百多天才放出来,放的时候只说调查清楚了,都是贫雇农,没问题,回去再参加农会哇。”
我回口子上找藏部长问他这事完了没,我还能不能再过生活。他说开个会定吧。可是一直没开。以后他走了,这事也就搁转了。
战争年代我为党不说出生入死,脑袋别在裤带上,也是担惊受怕,尽心尽力追随了十年,现在我要求把这件事搞清楚,恢复我的组织关系。
口子上村 李明 1984年6月
1987年李明去世,七十二岁。
最后的妇救会员
2011年,最后一位在抗战时期加入妇救会的李金娥去世了。
有关抗战时期老牛坡,口子上还有谁加入过妇救会,始终找不到第二个人。李金娥是我于2006年采访过唯一健在的妇救会员。
李金娥是山西老营人,十五岁时嫁了口子上村长工张润挠。不久秘密被发展成妇救会员。她是联络员,跑腿递消息。起初是由潘安生负责的。
当年的妇救会开展的主要工作便是为八路军做军衣军鞋,或缝子弹袋,做绑腿袋,同时还要护理送来的伤员。给八路军做军衣军鞋,物资是由一名叫“小叶杨”的八路军交通员提供。李金娥嘴里的“小叶杨”其实是八路军偏清支队的侦察排长肖冠阳。
1947年,县妇救会的李月清到口子上做妇女工作,对李金娥说,“你是军属,应该参加妇救会”。其实李金娥早几年参加的抗日妇救会多数人不知道,这次只是水到渠成。然而村里的顽固分子贴纸条威胁她“小心抖了你的肠子”。李金娥没被吓住。继续为当地区政府服务。
1948年丈夫张润挠在打清水河县城时战死,因见不到尸首,区上县上不按烈士对待。她就一趟一趟的往县上跑,惹得县上一位领导烦了,骂她“这个灰老婆,咋就打发不起呢”。她不敢吱声就是哭。后来终于拿到了盖着华北人民政府大印的光荣证,还有120斤小米票,回村领。1950年入党,入党后当过村妇联主任,高级农业社副社长。享受烈属定期补助。
从小抽烟,一生喜酒。八十一岁时成功戒掉烟酒。
老牛坡第一次上报纸
《绥蒙日报》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五月十八日在第三版刊登一篇短文:《清河老牛坡民兵,自动报告参战剿匪》
原文报道:“6月13日,三区老牛坡村召开民兵会议,区长号召民兵参战剿匪。除告诉出去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外,并给大家保证,家里劳力困难,一定帮工解决。口子上梁三首先自动报名参加,接着郭黑小、大彩元、石九成、何三、郭长命、孙老虎、康二来成等8人也相继报名参战。都说,‘我们一定要勇敢剿匪杀敌人’。刘村长又讲到,凡参战民兵家中劳力困难,我负责调剂人工帮助,我先帮助梁三牛工耕荞麦。你们一定完成任务再回家”。
儿童团员韩根成
八十六岁的韩根成,是老牛坡唯一健在的儿童团员。韩家原来不是当地人,老家是山西偏关县教儿也村。韩根成八岁那年丧父,无依为计的母亲只好带着他投靠姥爷潘艮亮。虽然潘艮亮已成破产地主,但儿子潘密当着老牛坡编村的村长,所以韩根成母子在老牛坡住下后,日子还算过得去。
(儿童团员韩根成)
1939年,老牛坡编村的各种抗日组织建立并开始活动。此时韩根成八、九岁,舅舅潘密一边让他在村抗日小学读书,一边让他进了当时由李照星(又名李存厚)负责的村儿童团组织。
韩根成念私塾,先生便是他姥爷。学堂就设在他姥爷的四合院子里,冬天上学念书就在姥爷姥娘的炕上,七八个孩子围成一圈,每人面前还放一张小书桌。夏天时便搬到东面窑洞里。学习内容有《三字经》、《百家姓》、《四言五言》、《名贤集》等。
八十年后,韩根成仍能背下当年姥爷教他的课文。
比如:“旦斗升格折;胡麻菜籽茄”。
这大概是让学生熟练掌握的计量单位和五谷杂粮的口诀。
然而1940年的夏天,驻北堡据点的王凯伪军带着日本鬼子却把老牛坡村烧的精光。学生课桌书本全部烧光,学堂被迫关门。
辍学后的韩根成一心一意干起了儿童团,白天他们几个孩子在村口路旁盘查过往行人,检查有无路条;夜晚协助村民兵自卫队站岗、放哨,有时民兵们埋地雷,他们就站在山顶、边墙上观察动静。
李存厚当兵走后,韩根成当了儿童团负责人。他们在所辖的几个村子经常开展查户口、查路条、站岗、放哨送纸条(送信)。
(儿童团查验路条)
查户口,就是查家家户户的情况。实际上是专门针对那些不务正业,偷鸡摸狗的二流子。还查那些抽洋烟的人,他们叫做“打灯”。只要查住这些人,就给他们戴上用纸糊成的纸帽子满村游行。口子上村有个鞋匠叫二彩子,俩口子抽洋烟,还有一副好烟枪,被儿童团晚上查住后,没收了烟枪,第二天在村子里游斗。凡是被儿童团查住的人,都受到潘密村长的处罚。罚什么?是白布。或一丈或五尺。罚回交给舅舅潘密。潘密又将白布分给村妇救会的妇女们,给部队做军鞋,缝手榴弹袋。
查路条,就是儿童团员们在村庄的各路口盘查过往行人。一旦查住没路条的人,先押回村公所,让其找保人,保人能证明你的原委,便放人。一时证明不了便关在山药窖子里。
韩根成仍能记得他们当年查路条的歌谣:
早上五点钟,太阳从东升,
儿童团放哨在村口。
远看山梁顶,近瞅村四周,
小心汉奸特务钻进咱们村。
山西闸沟村的张三和是王凯的敌探,一天到老牛坡刺探情报,便让儿童团和民兵自卫队发现报告了游击队将他活捉。
儿童团不仅担负着站岗放哨的任务,有时他们还要送情报。有一段时间,由于斗争的残酷,老牛坡地下党组织为了保存革命力量,转移到阴洼沟一带继续开展工作,韩根成和他的儿童团员们便成为联络老牛坡与阴洼沟之间的情报交通线。
1945年日本人投降前夕,韩根成参加了偏清三区游击队,给区长刘三明当通信员。
1949年的腊月,寡母去世,韩根成回村葬母脱队,务农至今。
(今日老牛坡)
后记:这篇与我十年前采写并公开发变的《红色支部》(后更名《晋绥南地区最早的农村地下支部》)堪称姊妹篇。在老牛坡支部成立七十周年前夕,我曾数十次到偏关、平鲁以及口子上、老洼沟、新村、老牛坡、北堡等村,采访了十几位知情人。通过他们的讲述,基本上可以还原当年的发展脉络和斗争经历。《红色支部》发表后,被网络传媒转载,2010年被收入《内蒙古民族文化丛书》,2015年收入《清水河文史》第三辑。
(八路军偏清支队和警备六团活跃在长城内外)
(骑兵营李林队长和王零余教导员)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当年我曾采访过的人其中有几位已去世:潘存女、李金娥、刘迪才、王二宽。十年后《风云老牛坡》完稿,这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完)
本文为首次发表。
(根据韩根成、邱连根、杨荷女、土二蛋、郭五厚、张有明、牛宽、张志英、杨文、王二宽、梁守信、梁枝俊、张重才、武二占、张芝华、木振华、吴良汉回忆整理。个别根据史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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