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丽 | 博士论文《穆儒丐论》摘要与后记-米儿火

6月是毕业季，又一批学子即将毕业，本期推出华东师范大学博士李丽同学的博士论文《穆儒丐论》摘要及论文后记。

一

穆儒丐生平及主要创作

穆儒丐（1884/1885—1961），文学家、戏曲评论家、翻译家、历史学家、报人。满族，祖籍吉林。原名穆都哩，也写作穆笃里，“都哩”是满语“辰”的音译，别署辰公，号六田，以儒丐、丐为主要笔名进行创作。

穆儒丐

穆儒丐出生于北京西郊香山健锐营正蓝旗宗室旗人家庭，少年时食清八旗前锋饷。家庭兄弟姐妹众多，家庭关系和谐融洽。幼年入旗人的虎神学堂、方知学社学习。1900年3月考入北京西郊设立的武备学堂。1900年4月起，义和团进入北京，武备学堂因遭义和团破坏停课。穆儒丐回家避乱，目睹了义和团荒谬、残暴的行为。亲历庚子之乱是穆儒丐人生的一段重要经历。穆儒丐一生都在不断反思庚子之乱产生的原因，以及庚子之乱中暴露的国民性。1903年入北京宗室觉罗八旗学堂读书。

1905年穆儒丐考取清政府选派留学生资格，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05年农历八月初九，穆儒丐一行20余人在三名司事带领下，启程赴日本留学。由北京乘火车到天津，在天津停留期间，受到了旗人英实夫的接待，并拜访了英实夫的哥哥、《大公报》馆主英敛之。然后由天津乘小火船到大沽，在大沽换乘大船经烟台到达日本，经停日本长崎、下关、到达神户，然后由神户乘火车到达东京。

穆儒丐在其自传小说《徐生自传》中，详细描写了从中国到日本旅程中经停各地的社会风貌，表达了对当时中国社会落后状况的痛心，“我不了解塘沽一带，是国家第一门户，为什么这样闭塞，一点文明气象也没有，此处不过离天津一百（里）地，俨然到了化外一般，假如此地有人经营，大沽的要塞，万不至失守的。可见国家维新这几十年，都把钱花在无用的地方了。国家的要塞，反倒委弃不顾。”也流露出目睹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成为现代强国的复杂心理。穆儒丐一行到达日本的第一站是长崎，穆儒丐所乘船需接受日本海上警察检查，“这种举动，虽然于旅客稍有不便，但是我看见日本人能够自由发挥他们国家的权力，我非常羡慕的。”穆儒丐对日本警察在自己国家海关有序地行使国家权力，十分羡慕，并感慨中国的良港都被外国占去了。下关经停期间，穆儒丐想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就是在下关签订的条约，“次日到了下关，是甲午之役，李文忠和日本伊藤博文结割让条约地方，我们中国人到了这里，不知不觉便萌一种不快的感想。”尤其在神户停留期间，正值日本国民庆祝日俄战争胜利，“这时正是日俄战争闭幕的时候，日军方由满洲撤归，战胜的国民正是举国若狂，举办欢迎大会，那临时设立的凯旋门，也不知搭了多少，街上电车，也都饰着松枝鲜花，日本白地红心的国旗，无论大街小巷，都插满了，差不多把天都要蔽住。那日本国民，无男无女，无老无幼，都出来逛凯旋门。……便是我们从旁参观，也是很羡慕的。可是羡慕之中，又夹杂许多惭愧，想起我们中国的事情，多怎（什么时候，笔者注）才有这样一天。”穆儒丐羡慕强国与“中国何时成为强国”交织的心理一直成为他思想的重要部分。

穆儒丐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六年，最初三年学习历史地理，三年后转学政治经济学。对于延长留学时间，转学政治经济学，穆儒丐这样解释，“从前我在日本留学，本是奉命去研究教育的，所以关于教育事项，也有正三年的研究，后来我不愿当教员，所以又延长三年，改行研究起政治经济学，志向本来想着大用。”留日期间的穆儒丐与旗人在日留学生恒钧、佩华、隆福、荣升、乌泽生、裕端，在东京创办《大同报》。作为旗人立宪派，加入当时在日本发生的“立宪派”与“革命派”关于“中国何处去”的大论战。穆儒丐在《大同报》上，翻译了鸟居龙藏在日本《太平洋报》上发表的《经济与蒙古》、浅龙虎夫的《中国纸币起源考》，创作了《世界列国现今之状势》《蒙回藏与国会问题》两篇论说文。值得一提的是穆儒丐留日时期是日本明治末年，日本图书事业发达，西方文化翻译成日文书籍的数量很多。穆儒丐阅读了大量翻译成日文的世界文学，如《莎士比亚全集》《玩偶之家》以及俄国的托尔斯泰等作家作品。同时他也十分熟悉日本文学，偏爱尾崎红叶、夏目漱石、森鸥外等人的著作。

←

留日宗室留学生创办的《大同报》

→

穆儒丐在《大同报》上发表的文章

1911年前半年穆儒丐毕业回国，通过清政府考验游学毕业生考试，于1911年农历九月十五日被授予法政举人。但因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结束，他失去入仕机会，到禁卫军做书记长，不久便辞职回北京西郊家中隐居。

民初穆儒丐到留日期间的同学乌泽生创办的《国华报》做文艺版编辑，同时也在《大同日报》《群强报》《京师教育报》等报刊发表文章。1914年他参加北洋政府举办的第一届“知事试验考试”，考中后没有赴任。这一时期北京诸多报纸上刊载戏曲类消息，常有对戏曲及戏曲演员进行品评的文章，这些文章是现代戏评文体的雏型。穆儒丐此时也创作了许多戏评文章，为戏评成为一种现代文学批评样式作出了贡献。他模仿司马迁《史记》笔法，创作了《伶史》，为京剧形成以来的重要戏曲家作传，为京剧历史研究留下了珍贵的史料。因在北京《国华报》《群强报》上连载小说《梅兰芳》，遭到“梅党”攻击。1916年《国华报》停刊后，穆儒丐到奉天法政学校任职，后因法政学校停课和父亲病危返京，继续在报界谋生。1916年与1917年之交穆儒丐父亲去世。

←

民初穆儒丐在北京负责编辑的《京师教育报》，在其自传小说《北京》中提及。

→

穆儒丐在《京师教育报》上发表的文章

1917年夏，由野满先生和辻听花先生介绍，穆儒丐接受奉天《盛京时报》之聘，到沈阳出任该报编辑。1918年1月15日在沈阳《盛京时报》创办副刊《神皋杂俎》，该副刊为东北报纸第一个文艺副刊，直到该报1944年终刊。在《盛京时报》工作期间，穆儒丐使用儒丐、丐为笔名创作。根据穆儒丐自述，“在北京的时候，也是以文艺为主要职务，那时我的笔名是辰公二字。只因为老大无成的关系，我便改用儒丐二字。杜工部的诗有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这不活画出一个讨饭吃的儒者吗。本来乱国的读书人，应当想一想杜工部当时的情况，便是不见怎样得意，然而还没挨饿，也就大可自慰了。又元时把社会阶级，分得很奇怪，什么一官二吏……九儒十丐。儒的阶级，仅高于丐一等。我有概于杜工之诗，又惩于元人笔记，不敢自高身价，所以才使用儒丐二字。”从北京时期以辰公为笔名，到东北时期以儒丐为笔名，穆儒丐对社会、自我认识发生的转变可以体察。

1919—1931年穆儒丐在沈阳期间，是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盛京时报》是穆儒丐发表文章的主要阵地，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发表在这份报纸上。穆儒丐创作了论说、小说、戏评、文论、翻译、戏剧等多种体裁的文章，被称为“东北新文学的拓荒者”。在这一时期，穆儒丐在《神皋杂俎》发表的小说有：《女优》《梅兰芳》《香粉夜叉》《笑里啼痕录》《同命鸳鸯》《徐生自传》《北京》《海外掘金记》《五色旗下的死人》《难女的经历》《落溷记》《宜春里》《战争之背景》《锄与枪》《猪八戒上任》《四皓》《财政次长的兄弟》等等。翻译了德国小说《情魔地狱》；波兰小说家显克微支的长篇小说《你往何处去》，穆译本以《俪西亚郡主传》为名；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的小说《麒麟》和《艺妒》；翻译法国作家雨果小说《克洛得》；意译英国诗人洛格斯《述怀》；译述美国 SAMUEL 的Character《品性论》；意译苏格兰诗人米尔克的诗《赠杜鹃》。并创作了新剧《马保罗将军》和《两个公理》。在文学理论方面创作了《新剧与旧剧》《文学之我见》等。此外还有大量的书评、戏评文章。

穆儒丐的小说《北京》（东园为当时东北文化名人李东园）

除文学创作外，穆儒丐在这一时期尤其在1926年之前，创作了大量的论说文章，基本都刊登在《盛京时报》第一版。笔者根据线装书局《盛京时报》影印本统计，穆儒丐在1918—1926年在《盛京时报》头版发表的论说375篇。内容涉及社会、思想、教育、市政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对当时社会发生的热点事件都做出了及时的反应。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穆儒丐，积极参与社会现实的心态。

虽然自称“稳健派”的穆儒丐并不完全认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诸多主张，但他率先将“五四”新文化的文学成果引入东北。在《神皋杂俎》上转载过鲁迅、郭沫若、胡适、郁达夫等新文化健将的作品，并学习新文学的优秀成果。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这一时期他创作了《宜春里》《战争之背景》《锄与枪》等高水平的现代短篇小说。

作为文艺副刊的编辑，这一时期穆儒丐还参与《盛京时报》举办的征文评选活动。《盛京时报》从1919年开始每年举行新年征文活动，一直持续到1931年。这个被称为“新年号”的征文活动，其中的“小说评选”从出题到评选基本都出自穆儒丐一人之手。这种评选活动对繁荣东北地区现代文学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根据与穆儒丐共事过的金小天和王秋萤回忆，穆儒丐还积极培养后辈，后来东北许多报纸的编辑，都曾经得到过穆儒丐的指导。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全国为之愤怒。消息传到东北地区，东北地区掀起了反日爱国运动，穆儒丐因不赞同激烈的抗议运动，主张“实力救国”，与曾经的同事《东三省民报》记者安怀音，展开了长达两个月的论战。穆儒丐被安怀音等《东三省民报》记者称为“汉奸”。这次论战对穆儒丐的影响很大，这场论战后，穆儒丐的论说文章急遽减少。论战前穆儒丐在《神皋杂俎》上连载自己编述的《美学史纲要》，在论战期间未完停刊。经历了与新文学不断接触，穆儒丐在1926年《盛京时报》副刊《紫陌》的创刊号上发表《发刊词》，提出“旧不腐，新不浮”的新文化理想。

1930年东北政府筹备奉天通志馆，编纂《奉天通史》，穆儒丐与伦明负责合编《交涉志》。这一时期穆儒丐对东北地区的历史、金石学、碑帖、绘画等方面增加了关注。《神皋杂俎》上刊载相关的文章明显增多。

1931年东北中日关系紧张，周大文赴北平任北平市长，经周大文多次登门拜访，1931年6、7月间，穆儒丐由沈阳返回故乡北平，在北平市政府做秘书工作。1933年6月左右穆儒丐离开北平重回《盛京时报》。穆儒丐离开《盛京时报》期间，副刊《神皋杂俎》编辑工作由金小天负责，穆儒丐重返《盛京时报》后，《神皋杂俎》仍然由金小天负责，穆儒丐不再担任编辑，也很少发表政论文章，主要精力致力于学术及文学创作。

伪满时期穆儒丐主要文学创作，包括小说《财色婚姻》《栗子》《福昭创业记》《如梦令》《新婚别》《玄奖法师》；翻译小说《古城情魔记》、谷崎润一郎《春琴抄》。其中《福昭创业记》1938年获得《盛京时报》“文艺盛京赏”，1939年获伪满洲国第一届“民生部大臣文艺赏”。1942年1月22日，伪满成立康德新闻社，穆儒丐任理事。

穆儒丐伪满时期创作的历史小说《福昭创业记》

1945年东北光复后，穆儒丐离开东北返回北平，更名为宁裕之。1953年经张伯驹介绍，被北京文史馆聘为馆员。根据北京文史馆工作人员介绍，建国初期北京文史馆馆员，不需坐班且没有工资。穆儒丐晚年以编曲唱曲为生，1961年2月15日逝世于北京。穆儒丐之子宁汝霈，于1976年整理了穆儒丐建国后的戏曲创作作品，包括单弦《屈原》《荆轲刺秦王》《汉文帝夜梦黄头郎》《雪艳娘》《三笑》；岔曲《酒色财气》《鲁智深赞》《李逵赞》《武松赞》《讽世》《自况》《自嘲》《八恨》《八怕》《八乐》。穆儒丐建国后创作的七律《自遣》“苦茶一盏代白干，饭后能拧一袋烟。老眼不花书细字，闲情有寄校芸篇。文章西汉难追企，乐府东篱尚可攀。高歌一曲调元气，今日才知乐尧天。”可以窥见他晚年的生活状态。

二

论文章节结构

主体部分分为四个章节，以穆儒丐清末留日时期、民初北京时期、东北军阀统治时期、伪满时期四个时代的创作为线索，以满汉、中外、新旧三对矛盾为主要关注点结构章节。绪论部分主要介绍穆儒丐的生平经历和主要创作情况，梳理穆儒丐研究的现状，阐释论文的研究方法和章节结构。

第一章考察不同时期，尤其是清末与民初和东北军阀统治时期，穆儒丐对民族国家的构想，梳理其中的一致性与差异性。依据新挖掘的穆儒丐留日期间的经历，他参与创办东京《大同报》和在《大同报》上创作和翻译的文章，考察清末穆儒丐作为统治阶层后备军的宗室旗人留学生，在中国从封建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中，关于“满汉蒙回藏为以一大国民”的构想方式，以及他处理各种族间历史冲突和伤痛的方法。民初穆儒丐面临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失败，给予其庇护的王朝消亡，所处旗人群体坠入社会底层的现实处境。而在民初的语境中，清朝结束统治既是满清统治的结束，也是封建皇权专制统治的结束。旗人的族群伤痛，无论在以汉文化为主的中国传统中，还是在现代文明中都缺乏充分表达的空间。旗人的悲惨处境被社会结构性地忽视和遮蔽。这使得穆儒丐开始言说自己族群的历史和伤痛，且带着浓郁的悲愤感情，因此穆儒丐形成了构想民族国家与守护族群历史、言说族群伤痛交织的复调叙述，这种复调叙述成为穆儒丐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根据穆儒丐以自己的真实经历为原型创作的自传小说《北京》及其他作品，分析他遗民心态与新民立场交织的创作特点。同时引证穆儒丐在东北军阀时代的政论文章来分析他在现代民族国家构想及超越民族国家的大同世界想象之间的关系。

第二章主要以穆儒丐在东北军阀时代的文学活动为研究重点。勾勒出穆儒丐在前五四时期，对东北现代文学的开拓性贡献。五四新文化开始后，穆儒丐与新文化积极对话，他主持的《神皋杂俎》积极介绍新文化的成果，同时穆儒丐也开始创作带有明显新文化色彩的现代短篇小说，以此来考察五四新文学对穆儒丐创作的影响。梳理穆儒丐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诸如文学、政治一体化，中西、新旧断裂，科学意识形态化地反思。将穆儒丐关于个性解放尤其是女性解放的观点，放置在清末由日本引进的“贤妻良母”式现代女性想象与五四男女平等、个人独立基础上的现代女性想象之间的区别中考察。分析穆儒丐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文学观、现代个人观念间的诸多不同，以穆儒丐的视角反思五四新文化的盲点，同时厘清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产生现代独立个体、现代独立女性等方面无法取代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章主要考察穆儒丐在现代戏曲、戏剧理论方面的成就。现代戏评萌芽于清末民初北京小报，最初报纸上的戏评文类一般是戏单式的“菊讯”，或与狎妓类文章“品花”相似的“品菊”文章。民国时期戏评由菊讯、品菊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学批评种类。穆儒丐对戏曲抱有极高的热情，是一位有很深造诣的戏评家。他参与过民初北京小报的创办，即是现代戏评文体的最初建构者之一，也是戏评发展的引领者。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新剧旧曲及旧剧改良成为五四“剧战”重要话题。穆儒丐在新剧旧戏及旧曲改革方面的理论探讨，及对未来戏剧国家化的诸多思考，都在建国后戏曲、戏剧发展制度上得到印证，从中也可以看到被文学史所遮蔽的文化力量，在塑造文化中的作用。《神皋杂俎》上刊登的诸多戏评文章，展现了包括穆儒丐在内的沈阳戏评同人群，他们经常一起观赏戏曲演出，发表戏评文章，对这个同人性质作家群及文章地呈现，可以还原当时沈阳地区的戏曲特殊性，并且发掘穆儒丐参与组建票房性质的俱乐部、办游艺园等文化活动，丰富穆儒丐及东北地区文学文化研究。

第四章主要考察穆儒丐在伪满时期的经历和文学创作。族群与民族国家是两个层面的概念，但是由于近代以来满汉族群间的矛盾和势力转化，在抗战背景下，旗人族群言说既容易被伪满傀儡政权借用，又容易被抗战军民将两者混为一谈。本章挖掘出穆儒丐在“九一八”事变前后被淹没的经历。1931年中日关系紧张的形势下，他离开东北，跟随时任北平市长周大文，返回故乡北平。1933年周大文卸任北平市长，穆儒丐返回《盛京时报》，但是不再担任编辑。通过对《财色婚姻》《新京七日记》《福昭创业记》等穆儒丐在伪满时期的作品分析，呈现穆儒丐“潜话语”的表达方式：优秀的年轻旗人金珠（《财色婚姻》的主角）在伪满首都“新京”染病死去；《福昭创业记》一面歌颂旗人辉煌的历史，一面流露愧对祖先的现实屈辱感；《新京七日记》一面说“新京”建设成就，一面抱怨这是一次苦差。利用诸多潜话语形成了曲折而真实的文化抵抗。同时利用史料地挖掘和文本互文性来梳理伪满时期，穆儒丐继续言说族群历史，仍以伤痛的方式哀悼自己族群文化日渐消亡，其中蕴含的多层意味。这种源自民族与地方的“本真性”、有着不可化约、不可被伪满政权收编的性质。穆儒丐守护旗人历史、赞美东北是自己先祖之地，是其民族自豪的体现，但是即使在这种情感上，穆儒丐仍可以在旗人历史中寻找资源，以“潜话语”方式抵抗伪满政权。

三

后记

在华东师范大学读博的四年于我有特殊的意义。我自2009年硕士毕业离开校园，从事与专业完全无关的工作，期间结婚生子，远离学术。在自己渐渐步入“油腻”中年的时刻，我内心深藏着对专业的热爱和对校园生活的向往，让我从日常的琐事中挣脱出来备考博士。还记得那些备考的日子，下班后要陪伴幼子，待他熟睡后才能坐到书桌旁，复习到凌晨3点多才去睡觉，然后早上起来接着去上班，然而这样的日子却让我内心倍感充实。

在选择学校和导师时，刘晓丽老师独特的研究方向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吸引了我。但是我深知自己的不足，对自己能否考上并未抱太多期望，只是希望不要被日常琐事消耗掉，给自己的梦想一个交待。所以2015年接到华东师大博士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内心充满了感激。

入学不久，我就深深感到自己的不足，因为缺乏做史料研究的基础，无法进入研究状态，我极为焦虑，但是刘老师并未有一句责备。她从最基本的史料工作入手，一点一滴地教我，甚至亲自把我带到思勉图书馆，告诉我研究书籍的分布，如何分析史料，让师门同学帮助我。当我有一点点进步，她都会鼓励我。在确定论文选题后，几乎每周刘老师都会约我见面，完善论文大纲、提出修改意见。

得益于刘老师的学术影响力，我能够频繁地参与相关国际学术会议、学术沙龙，让我近距离地接触东亚殖民文学研究界的学者。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穆儒丐”，就是旁听刘老师与日本学者大久保明男教授谈论时得到的启发。在刘老师的引领下，我结识了诸多东亚殖民文学文化研究的学者，北京社科院张泉老师、东京都立大学大久保明男老师、台湾清华大学柳书琴老师、中国社科院陈言老师，他们在我撰写论文时给予我诸多帮助和启发。还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郭劲赤老师，博一下学期我旁听了郭老师一个学期关于文献检索的课程，极大地提升了我文献查询的能力。

还要感谢我的同门李冉、陈实、谢朝坤，他们都是我的师兄师姐，我倚老卖老这么多年总是直呼其名，从未叫过他们师兄师姐，但是内心真是感谢他们对我的帮助。撰写论文期间，他们是我资料的重要来源，经常是急缺一份材料，一条微信发过去，马上原刊发送过来。那种支持是亲兄弟上战场般的情谊。还有师妹李莹认真地校对我的论文，让我能够在规定时间完成论文。已经毕业的师妹庄培蓉、徐隽文、吴璇，她们在我博一的时候已经研三。在相处的一年中，得到她们很多帮助，在她们身上我get到新一代优秀学子的诸多品质，我时常感慨师门的团结和友爱。

这四年中，因共同的研究兴趣认识了很多同路人，日本立命馆大学博士邓丽霞，帮助我翻译日文资料。在她的鼓励下，我鼓起了学习日文的勇气。台湾政治大学的邹仲苏博士、澳门大学的赵崧杰博士，他们以扎实专业的历史知识和视角，为我提供强大的历史学支持。还要感谢黑龙江大学历史系高龙彬老师和黑龙江省档案局闫金立老师，我与他们仅仅是在哈尔滨图书馆查资料时的一面之缘，在之后的几年中通过微信和邮件，分享研究成果，为我邮寄急需的资料。在漫长枯燥的资料整理中，这些情谊弥足珍贵。

这四年的学习，虽然辛苦，但是那种一扇扇新世界大门打开的激动和喜悦也一直伴随着我。

今天是母亲节，我要感谢我的妈妈，她尽她最大的力量支持我，帮助我带孩子，让我能够安心在外学习，没有妈妈的鼎力支持，也许我连触碰一下梦想的勇气都没有。也要感谢我爱人狄东臣，他支持我追求梦想，在家里照顾双方父母和我们的孩子。当然还要感谢我的儿子狄行健小朋友，他因为想念自己的妈妈在被子里哭过，常常举着小手，掰指算妈妈还有多久回家，但是当我告诉他，妈妈论文完成了，可以毕业的时候，他崇拜地说，“妈妈，你真棒！”我觉得这是我得到地最大的褒奖。

学校今年的毕业花——彩绣球已经美丽绽放，它们都是去年初冬学校后勤部门栽种的。为了完成论文，我整整一个冬天都在学校，过年前后，上海天气最冷。对于一个生活在北方供暖房子里的人，上海的冬天尤为难捱。寒假最冷、论文最难写的时候，我每天早上都会和宿舍楼前的白玉兰还有图书馆边的彩绣球说话，问它们昨晚是否觉得冷，和它们相约，在春天里它们开花，我完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