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华人女记者袁莉在《纽约时报》上写的一篇文章，批评中国动态清零防疫政策。

文章将矛头对准了西安，聚焦在西安因疫情封城，期间引发的例如孕妇流产、医院收治不及时、民众生活受到影响等事件。这名黑记本人并不在西安城内。

中国上下都看到了西安乱象，也做出批评和处理，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但这些现象被这名黑者“捡到枪”。

袁立个人资料（袁立个人资料简介）

仗着中文母语的优势，袁莉不断爬梳各媒体平台的留言区，专门选择那些负评、抱怨和情绪发泄性话语，极尽捕风捉影之能事，去善扬恶，作为她立论的依据。她最惊世骇俗的结论是，用“平庸之恶”来形容支持防疫工作的大多数中国人。

“平庸之恶”（TheBanalityofEvil）本身是一个哲学术语，是指在意识形态机器下无思想、无责任的犯罪。一种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下达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价值判断权利放弃的恶。

1961年，以色列审判纳粹德国高官阿道夫?艾希曼，最终被判处绞刑。当时，《纽约客》特约撰稿人阿伦特报道了审判，后出版一份报告，提出了“平庸之恶”概念。通俗理解，就是对于显而易见的恶行不加限制，或是直接参与的行为。

这位黑记袁莉把绝大多数中国人对中国防疫政策的支持，比作纳粹德国时期德国人对屠杀犹太人的支持，把国人为了疫情早日结束，社会早日恢复活力而付出的牺牲，称之为是一种“平庸的恶”。

这是典型的把中国抗疫过程中出现的有待改进、也必须改进的技术问题和认识问题，无限度上纲上线，贴标签，用一种西方人能听懂的概念，对中国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抗疫努力进行无端黑化、污名化。

我没少看西方对中国的攻击，袁莉这个绝对可以说登峰造极，矛头对准中国模式、中国制度、中国道路，符合西方胃口。

这个不是善意批判，而是在试图瓦解中国国内的军心，但她做不到。更大的目的，是向西方进行针对中国的反宣传。

这两年来，西方对中国的攻击，很多时候落点在封城、限制人身自由等方面。

确实，动态清零政策的一部分，就是通过封控、管控和防控等方式，以牺牲有限自由，来换取最大多数人、更长期的自由。

在中国成功控制住疫情，并形成抗击模式和社会经济科学增长模式的时候，西方叙事越来越穷途末路，没有市场了。

这名黑记就变换一种叙事，用一种“贴黑标签”的方式，把中国全民抗疫和纳粹暴行挂钩。

纳粹是一个被全世界钉在耻辱柱上的人类污点。在西方人的认知中也是如此，是反文明、反人类的做法。

所以，袁莉直接攻击中国乏力的时候，就借用能更引起西方社会共鸣的概念，在舆论场上围猎中国，目的是唤起更多人对于邪恶、残暴、没有人性、不讲人道等痛苦的回忆，并将这种负面感受投射到中国头上。

公开资料显示，这名叫袁莉的“记者”在中国出生，曾在某社国际部工作，早年在纽约加入《华尔街日报》后移民，2008年担任《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主编，曾常驻北京，2018年加入《纽约时报》。

在西方政界、媒界，还有类似余茂春、袁莉这样的华人在伺候着主子，仗着对中国的偏见和歧见，成为一股貌似“更有说服力”的声音，本质上是一种“以华制华”的打法。

这里面，天大的误区在于这些人多数已经不在中国多年，都是“隔网观火”，和现实严重脱节，再加上主动戴上的有色眼镜，必然导致其建议、评论都是投主子所好，试图在国际舆论场刮起一股妖风。

在中国取得抗击疫情战略性胜利之后，在中国即将举行北京冬奥会，展示中国能力的时候，这个“黑记”给西方舆论输送攻击中国的“炮弹”，这个时机点的定性和出击，仅仅是对西安和整个中国的客观报道评论吗？

将西安抗疫模拟比作“大屠杀”，西安究竟“屠杀”了谁？杀了多少？

她批评道，“对官员们来说，控制病毒是第一位的。人民的生命、福祉和尊严排不上号”。

事实是，西安存在改进的空间，那也是在为了百姓更好活着、为了最大多数人的福祉和尊严。工作中产生的摩擦、疏漏、责任心等问题，无论如何和纳粹、大屠杀之类的概念风马牛不相及。

中国人用纪律性、大局观、牺牲精神筑起抗疫铜墙铁壁，却被袁莉处心积虑定义为“平庸之恶”。

“平庸”这个词，无论如何中国消受不起，这个专利我们就谦让了吧。

就抗疫而言，谁的确诊数最高，谁的死亡数最高，谁的单日新增数最高，谁在躺平？

“三冠王”脱颖而出，一目了然，就该当之无愧获颁“平庸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