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Vol．35HenanInstituteSocialSciencesEdition)Jan．2016文章编号:10062920(2016)0104doi:10．13892cnki．cn412016．01．002从“国学”看“红学”———《红楼梦》研究方法论摘要:中国传统学术关于学术文献的分类，采用经史子集四部法。《红楼梦》研究，深受中国传统学术影响，其文化基因也鲜明可辨。从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角度，略窥《红楼梦》研究的学术取向、研究方法、学科概貌与发展脉络，可以激发我们的问题意识，并有助于红学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关键词:国学;红学;方法论作者简介:纪健生，淮北师范大学退休教授，曾任淮北师大安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主任兼古籍整理研究所所淮北235000)中国传统学术关于学术文献的分类，采用经史子集四部法。经史子集，不仅是文献类型，也是民族学术观念、学科结构与治学方法的标志。《红楼梦》研究，深受中国传统学术影响，其文化基因也鲜明可辨。基于此点，本文试图从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角度，略窥《红楼梦》研究的学术取向、研究方法、学科概貌与发展脉络，以激发我们的问题意识，期望有助于红学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发展。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仅在“中国传统学术”与“《红楼梦》研究”的意义上使用“国学”与“红学”的概念。限于时间与发言场合，仅谈框架，不作展开，想法或者不够成熟，期待就正于方家。一、红学的经学取向在中国的传统学术中，经学源远流长、举足轻重。由于几部儒家经典之于中国文化的重要作用，对“经”的神化和崇拜势所必然。红学将《红楼梦》视为不可否认、不可亵渎的文化经典，作者也几乎被视为圣人，其“征圣”“宗经”之意溢于言表。红学中的尊曹、尊红，已成为两个重要表征;《红楼梦》研究也因此带有鲜明的传统经学史痕迹，甚至无法摆脱其发展与变化的规律。罗志田先生曾经指出《红楼梦》研究的考据化倾向。其实这种考据化倾向，正是《红楼梦》研究经学取向的一种体现。范文澜先生把中国经学史分成今古文之争、郑王之争、南北之争、汉宋之争，其实就是文本话语权之争、学术代表或领军人物之争、地域文化风格之争、学术标准与研究方法之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总叙》总结了自汉迄清近两千年间的经学演变，指出了拘、杂、悍、党、肆、琐六种弊病，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拘谨、杂乱、武断、互相回护、缺乏规范与烦琐考证。范氏与四库馆臣最后都归结到汉宋之争的问题上。

直到今天，汉宋之争依旧存在，正如钱锺书先生论唐宋诗之争时所说，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宋诗不以朝代分，而以体性分。学术亦如此。有两种人，斯有两种学问。汉学宋学，亦是学术方法之争，如史学之重史料与重史观，并无优劣高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得很到位:“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回到《红楼梦》研究上来，不外尊经的态度与治经的方法，很多问题，大家必然多有会心，就不再絮16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说，只举例性地说三个问题。第一，中国传统学术的主干是文献学。从文献学角度研究《红楼梦》已蔚为大观。比如对版本、校勘的研究。段玉裁与顾千里论校书所强调的底本是非与作者是非，一指文本之误，一指作者之误，而《红楼梦》的研究，从版本上追求作者的“是与不是”，校勘上则有“无美不归雪芹”的倾向。前者是突破，后者则是不足。过分讲求版本，会导致“宋版《康熙字典》”之讥;而校勘的异同、是非，都要平心权衡，不可偏失。第二，一部“红学文献学”已呼之欲出，也有不少学者在作尝试与努力。

文献学本体的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都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延续与补充;而文献形态学、文献解释学、文献传播学、工具书学等，更可以说是特色迭出。在这个意义上形成的“红学文献学”，必将为中国文献学做出独特的贡献。第三，红学可以采取尊经的态度，也应该采用治经的方法。但红学不是禁脔，在学术共同体之外，或从阅读兴趣，或从个人经验，或从局部知识，或从文化传播甚至商业求利等角度进行的社会文化消费式的“研究”，也可以和平共处，并行不悖。前者是主流、主导，后者则是土壤、氛围，谁让我们有这么一部伟大而又让人喜爱的小说呢?我曾有“红楼梦是中国人的文化公园”的比喻，从某种意义上说，学术方法有优劣而无对错，错误学与创造学是姐妹。《红楼梦》研究也应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上下齐动，中间和谐，多种研究形式、理论、方法、成果异态纷呈的局面。二、红学的史学取向中国向来有重史传统，又强调文史哲不分家。但文与史还是应该各有侧重。将《红楼梦》当成曹氏家族史或者清史来研究，在红学史上虽已成一个重要的学术平台，但索隐派的研究也不无价值。“史”是史料、历史证据，“诗”是想象，是文学作品，二者有联系，但毕竟不是像照镜子一样可以一一对照，以诗证史与以史解诗之难度均非同一般。

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学家也是小说家，虽为矫枉之论，但现代叙事学认为，叙述不是为了再现，而是为了表现对事件的态度。这就启发我们，不仅不能把历史记载与史实等同，更不能以文学作品比附史料。其实，文学是作家创造的艺术世界，即使把真实发生过的事件，真实出现过的人物，原封不动地放进一部小说，读小说的人也不一定非得了解那真人真事，才能领会作者的创作艺术。何况，既然进入了文学作品，就已经是艺术的组成部分，不必再分析出来牵合史实，强认为是作者创作的决定性条件。《红楼梦》研究的史学倾向，之所以免不了索隐、比附、牵强甚至强史以就我，造史以求新，歪曲史料、捕风捉影、异想天开，就是因为文史二途，不容合一。文史兼能，又绝非易事。红学研究者有的由《红楼梦》文本而考及作者，又由作者推及曹家历史以及清史，再从而反证《红楼梦》之创作取材的依据，恐不无循环论证之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史治文，当有助益，但研究者必须真正地文史兼通，具有坚实的多元化的学术储备，才能尽可能地避免失误，而不能简单地以史学专家的身份介入红学，更不能以“事实胜于雄辩”的霸气傲视文学。三、红学的子部取向“子”为一家之学，偏重于学术的和哲学的。红学研究的子部取向，是指在研究中将《红楼梦》当成曹雪芹思想的文本。

尽管小说作者未必就是思想家，作者的思想也不一定都要在小说文本中反映出来，但从主题学的角度来说，文本主题与作者的思想的确关系密切，或者说，作品中的任何思想都是作者在主题学意义上的表达。哈利泽夫在《文学学导论》中说道:“艺术主题学是复杂而多层次的……其一，这是那些本体论和人类学的共相;其二，这是那些局部的(然而有时却又是相当规模的)文化历史现首先是———作者的)生活现从“国学”看“红学”———《红楼梦》研究方法论17［2］56只有将自然与人类的遗传因素，历史文化的持久积淀，社会变化与个人的经历体验，这三种要素结合起来考察，才能看清楚文本中作者的思想与哲学的蕴涵。《红楼梦》丰富复杂的主题，吸引着我们从多角度考察与思考其中深深浅浅的思想蕴涵。反过来从读者接受来看，不同思想立场、审美能力 的读者对于《红楼梦》又有不同的期待水平，从而也带来不同的接受效果与学术认知。鲁迅先生曾说， “经学家看到易，道学家看到淫，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秘事” ［3］419。正说明 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将作者当作读者思想代言人的倾向。只有我们坚持不用思想或者学科 的符号给《红楼梦》硬贴标签，坚持将其作为主题学意义上的对象来加以研究，《红楼梦》中的学术范 畴、哲学范畴或者思想范畴的东西，才可能被真正地辨析和鉴赏。

四、红学的集部取向 四部分类中小说属史部。《汉书 ［4］1745。其实，小说应入集部。集为一人之著作。我们对《红楼梦》的尊重，与长篇小说在西方文学中的地位有关。现在，把《红楼梦》当小说看待，尤其是视作长篇小说来研究，也已成为共识。 哈利泽夫说: “长篇小说，在近二三百年里理所当然地被公认为是一种主导性的文学体裁。”并引 曼的话:“散文品质、自觉意识和批判态度，以及其手段的丰富，其自由而干练地支配展示和研究、音 乐和知识、神话和科学的能力，其人性的广度，其客观性和反讽，这一切使长篇小说成为它在当今所之 为是的这个样子: 成为一种宏大的和具有领军地位的文学样式。” ［2］397 而按照巴赫金的说法，长篇小说是“唯一尚处于形成过程中的体裁”。“研究其他的体裁，类似于研 究死的语言; 而研究小说则类似于研究活的语言，并且是年轻的语言……小说把问题性、特殊意义的未 完成性与形成中的现代生活生动地联系在一起……各种体裁之被移入塑造艺术形象的新的特殊领 525依此观点，我们可以认为，《红楼梦》众体俱备，可视作曹雪芹“悼红轩文集”。其中汇集了诗词歌赋各种传统文体，叙事、描写、议论、抒情各种写作手法，文、史、哲、艺各种学术分科，官私雅俗各 种语言语体，天南海北、古往今来各种生活体验见闻，宇宙洪荒、天地鬼神各种想象制作。

单从文类学 角度，即可见出曹氏之文学功力。《红楼梦》里的诗词可汇为诗歌集，《芙蓉女儿诔》等可汇为散文集， 有些是思想小品、随笔、故事集、游记、笑话集…… 曹氏的创作思维与结构模式，不是西方的二元对立，也不是格雷马斯的正、反、非、非反的意义方 阵，而是中国传统的对偶思维，加上《周易》的平行、类比思维，甚至不无八股思维的影响。 《红楼梦》是曹雪芹的“发愤之作”，曹氏借那块顽石自喻，未得补天其实是怀才不遇，欲借“立言” 而不朽。远古洪荒的顽石幻化为口含的宝玉，而遍历人间各种遭际，又成为《石头记》文本的载体。如 果说口含的宝玉是贾宝玉的人生见证，《石头记》则是顽石的自叙传。曹雪芹、顽石、口含的宝玉与《石 头记》简直就可以看作一种宿命的多种形态。口含的宝玉是贾宝玉的命根子，《石头记》就是曹雪芹的 命根子。通灵宝玉的得失波折，就是曹氏写作的甘苦写照。而神瑛侍者、贾宝玉、太虚幻境中的贾宝玉 与甄宝玉，又是一组联系密切的形象。神瑛侍者与贾宝玉，一个是前生，一个是今世。太虚幻境中的贾 宝玉，则是一个反讽式的存在。他与现实人生中的贾宝玉相对应，却未卜先知，了解贾宝玉的人生真 相。甄宝玉与贾宝玉则互为镜影，前者是后者的“拨乱反正”。

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唯宝玉呼吸领会 之。曹雪芹的人生体验是由贾宝玉来表达的。曹雪芹写书，书写贾宝玉。这样，曹雪芹 未得补天的顽石 口含的宝玉－《石头记》可以说明作者与人生、写作的隐喻，神瑛侍者 甄宝玉则是主人翁的四个侧面。这八个因素的对立、映照、激射、交融，形成了《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的载体与结构张力。奇与正，真与幻，扑朔迷离，又有迹可循。 当下中国学术在面对西方学术时，常常既有失语的尴尬，又因失范而受到批评。但《红楼梦》作为 长篇小说，既有鲜明的传统性，又涌动着丰富的现代性。我们的《红楼梦》研究，应该也能够建立自己的 18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小说学体系和叙事学体系，有效地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参考文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 中华书局，1965． 哈利泽夫．文学学导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鲁迅．鲁迅全集: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班固．汉书: 北京:中华书局，1962． 巴赫金集［M］．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 Ｒedologyfrom ChineseClass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