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佚诗解读（十六）

张祜诗集的缺月重圆

撰文/陈尚君

最近半个多世纪间，唐代著名诗人别集有过多次重要的发现，比方王绩诗集五卷足本的发现和整理，比方张说集三十卷本足本的发现，比方沈佺期集清抄五卷本的发现等等，但就对作家研究的突破意义来说，都比不过张祜《张承吉文集》十卷足本发现的意义重大。南宋蜀刻本《张承吉文集》十卷，有元翰林国史院官书之藏印，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方为世知。孙望编《全唐诗补逸》寻据以辑出佚诗140多首（有重收），收入中华书局1981年版《全唐诗外编》。以十卷本与明清通行之各本张集对校，不难发现明清通行的张集其实只是十卷本的上半部，即前五卷。卷六前半二十来首五言绝句也得存留，则是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引录的功劳。卷六后半开始的四卷半则皆逸，仅少数诗因曾为《文苑英华》等书收录，得以保存，大多数诗歌并不为世所知。十卷本是分体编录的文集，前半之古体诗及五七言绝句为世所熟稔，后半之五七言律诗及大多排律，并不为世所知，这就大大影响明清以来对张祜诗歌总体成就之认识，后半部诗集中所见张祜对时政重大问题之所见，及他对唐初以来诗歌发展史之见解，则更无人了解。以往人们所见只是他的半边面孔，现在缺月重圆，可以对他有新的认识。

张祜，字承吉，南阳（今属河南）人，寓居姑苏（今江苏苏州）。生卒年大约是792—853，即比杜牧年长十来岁，晚卒一二年。早年浪迹江湖，狂放不羁。长庆三年（823），至杭州谒刺史白居易，与徐凝争为解元，不胜而归。前后屡举进士，皆不第。大和五年（831），天平军节度使令狐楚向朝廷表荐他的诗，为权贵抑退。一说是元稹作梗，其实元稹此年在外，当年去世，恐非。这样张祜只好以处士终其一生，晚年退归江南，潦倒而逝。对张祜的评价，历来分歧很大，喜爱者赞不绝口，杜牧尤甚，批评者则因其诗而及其为人，如疏狂放荡，噪进粗豪，好色狎妓，贪酒迷狂，应该都是事实。杜牧“三年一觉扬州梦”，已经很过分了，张祜居然写出“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的宣言。客观地说，张祜确实写了许多好诗，尤其是他的开天遗事组诗，名山寺院游历诗，描摹乐舞诸诗，以及《宫词》“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的名篇，是晚唐不可多得的佳作。明清人特别推重的，主要还是他的绝句，因为其他诗体流传相对较少。

十卷足本的发现，展现了张祜全面的成就。

宋蜀刻十卷本的编次方式很特别，似乎是既不分类又不分体。前三卷是“五言杂体”和“五言杂诗”，四、五卷是“七言杂题”，六卷是“五言杂题”，七卷又是“七言杂题”，八卷干脆只题“杂题”，九、十卷题“五七言长韵”，除了最后二卷可加区分，前八卷似乎是混编。但混乱间又有大致的秩序。前五卷即明清旧传文本:七言的四五两卷，全部都是七言绝句，首三卷之五言诗，以五言律诗为主，末附十几首七绝。理解这样的编次，我们就可见到明清传本以五七言绝句和五律为主，后半的七言律诗和长篇排律，皆未收入。蜀刻十卷本在北南宋时不是稀见之书，我们今日仍可从《文苑英华》《乐府诗集》《庐山记》（以上北宋书）、《唐诗纪事》《韵语阳秋》《野客丛书》《海录碎事》《舆地纪胜》《古今岁时杂咏》《剡录》《蟹略》《全芳备祖》《记纂渊海》《成都文类》《嘉泰会稽志》《嘉定赤城志》《咸淳临安志》《咸淳毗陵志》《后村诗话新集》等书中见到引录的痕迹，到明初《永乐大典》《诗渊》还曾引及。因此，后五卷所存张祜诗，部分仍为《全唐诗》所收录。以下是我分卷分体对各卷存佚诗的分析：

以上统计没有考虑蜀刻十卷本误收及《全唐诗》曾收残句的因素。据此可以看到，在各体诗写作方面，以往我们读到张祜诗歌，以五律和绝句为主，现在可以了解他各体诗的写作能力。古体、杂言诗虽总体不多，以往仅见两篇，现在可见十篇；五言长韵，后代习称五言排律之作，以往仅见八篇，且篇幅都很短，现在可见四十篇，且有多篇四十韵以上的大篇，就更显珍贵；七律以往得见二十四篇，目前得见多达七十二篇，确实是大大地丰富了。

十卷本的佚诗，不少也可加深对张祜人品的批评，因为其中包含大量游历各地幕府时的投谒诗与陪游诗。按照尹占华先生撰《张祜诗集校注》附录二《张祜系年考》的勾稽，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元和后期先至宣州、魏州、许州，然后在泗州看李常侍李进贤打球，到徐州观李司空李愿行猎，先后投诗陈许节度使马总与李光颜，复游襄樊，参访孟浩然旧居，又到扬州，会心仪的妓女，到长安后再到河北，投诗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西至太原，谒北都留守裴度。这些经历，仅是他这三四年间可以考知，且留下诗篇的记录。这是他三十岁前的行程，一方面在应试求出身，但曾安心温业吗？当然到处在寻机会，希望得到有力者的推荐，语气当然是谦和而恭敬的。杜牧赞许他“千首诗轻万户侯”，我觉若写成“千首诗干万户侯”，可能更为贴切。除了确认令狐楚曾推荐过他（见杜牧诗注）多数时间并不顺利，张祜当然有理由很不爽，在受冷遇后轻薄一下权豪，当然也会有的，那么杜牧的评价也不算错。

张祜以处士终，一生没有做官，照理来说应该心游物外，与世无争，然而读他的存世诗作，无论咏史还是游历，都包含强烈的入世情怀。在蜀本所见逸诗中，可以更强烈地看到他对时政的参与及关切。《元和直言诗》以“东野小臣祜，圣朝垂泪言”开始，以“兢兢小臣祜，万死甘词繁”，似乎曾奏进朝堂，并自知没有进言的资格，但秉持“比干不惮死”的态度，仍想讲“读帝王书”所得之“治乱源”奉献于圣聪。虽然他所讲不过是“陛下复土阶，四方敢高垣？陛下喜雕墙，四方必重藩”的议论，不过要求皇帝节俭，为天下表率，无甚高论。他所作《苦旱》《苦雨二十韵》等诗，关心自然灾害造成民生之困窘，希望皇帝诚心为政，祈祷上苍，以求灵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戊午年所作两首长诗。一篇是《戊午年寓兴二十韵》，他说“大道开王室，辛勤自贾生。白衣逢圣主，青眼赖时英”，即国事兴危、处士有责之意。其中关键是“旧恩移保傅，初论激公卿”二句，应该是国之元勋受到不公正待遇，他要出言。最后说：“帝图殷太甲，人镜魏文贞。”“殷勤在伊吕，为我致升平。”呼唤有贤相出而坐致升平。另一首是《戊午年感事书怀二百韵谨寄献太原裴令公淮南李相公汉南李仆射宣武李尚书》，实际所存为九十八韵，不知存诗有脱漏，还是写了一百韵而计数有误。他所赠四人，分别是河东节度使裴度、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程、宣武节度使李绅，几乎就是他心目中贤相的人选，且坐守几个大镇，他的投诗显然有很强烈的政治目的。自从杜甫写出《夔府咏怀百韵》，诗界公认此体最难写，如白居易、元稹、韩愈、刘禹锡皆有所作，都不算成功。张祜显然也不善此体，分呈四相（李绅任相在其后），显然不是私事，但用典太多，述意晦涩，但也可能有无法明言之内容，只能以如此方式出之。戊午年是开成三年（838），是甘露事变后的第三年，朝政日非，这年又发生庄恪太子不明真相的意外死亡，更引人关切。张祜的诗，应该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来认识。

张祜于会昌间南归，卜居丹阳，但用世之心未泯。李德裕会昌秉政，北逐回鹘，东平泽潞，张祜显然都很关心。他在会昌末专程到河阳，投诗名将石雄：“黠虏构搀抢，将军首出征。万人旗下泣，一马阵前行。对敌枭心死，冲围虎力生。雪霜齐擐甲，风雨骤扬兵。指点看鞭势，喧呼认箭声。狂胡追过碛，贵主夺还京。黑夜星华朗，黄昏火号明。无非刀笔吏，独传说时英。”（《投河阳石仆射》）对石雄率军击退回鹘对振武军之侵掠，并迎回太和公主，给以积极赞颂。在河阳的游历，也写到：“中国最推鼙鼓地，大臣先选栋梁材。”“从此圣朝思将帅，上衣须脱食须推。”（《题河阳新鼓角楼》）这些都赞美石雄，也是肯定会昌新政。联系他在开成间给李德裕的进言，可以看到他的好恶。通读这些作品，再来重读他大中三年（849）听闻武宗才人孟氏在武宗病笃时以身相殉之事后，作《孟才人叹》：“偶因歌态咏娇嚬，传唱宫中十二春。却为一声河满子，下泉须吊旧才人。”以及最有名的《宫词》：“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河满子，双泪落君前。”“自倚能歌日，先皇掌上怜。新声何处唱？肠断李延年。”在对重情义的内宫才人歌颂哀挽中，所包含的对一个时代、一段君臣遇合故事的伤痛，是不难体会的。

《叙诗》一篇，是张祜表达他的诗学主张的长篇。首先他认为“二雅泄诗源，滂滂接涟漪”，即认为《诗经》中的大小雅诗是后世诗的正脉，也看到历代诗各有成就，但因“去圣远”，立旨各有偏差。他说：“五言起李陵，其什伤远离。雄材耻小用，属咏偶成规。”认为李陵、苏武诗是五言诗之起源，“伤远离”的基调为后世所追随。他高度赞赏魏晋风骨，认为曹植诗体现了“龙变”，即根本的变化，而“刘桢骨气真，王粲文质奇。阮公先兴亡，陆氏以才推。雅怨止潘子，高标存左思。延年得殊致，灵运拔英姿。沈侯美玉蕴，谢守文锦摛。江词骋奇妙，鲍趣岀孤危。飘飘彭泽翁，于在务脱遗”一节，则对六朝诸名家作了逐次的点评，仔细咀嚼，大体还算到位。特别是他对唐初以来各家之认识，尤其值得品味：“拾遗昔陈公，强立制颓萎。英华自沈宋，律唱互相维。其间岂无长，声病为深宜。江宁王昌龄，名贵人可垂。波澜到李杜，碧海东猕猕。曲江兼在才，善奏珠累累。四面近刘复，远与何相追。趁来韦苏州，气韵甚怡怡。伶伦管尚在，此律谁能吹？”讲了九个人，画出两百年的诗史。一是陈子昂，“强立制颓萎”用语很强烈，对陈氏力挽狂澜、扭转风气的作为，充分肯定。对完成近体诗声律的沈、宋二人，独用四句来称扬，夸他们是“英华”，认为“律唱”为四维，声病最相宜，他平生以近体诗写作为主，因有此体会。赞美王昌龄“名贵人可垂”，也因他用力写绝句，最能体会王氏唐音正宗之开创。到李杜如百流入海，这是一般认识，因此没展开。“曲江”指张九龄，张祜认为他诗文皆好，尤善奏事。“四面近刘复，远与何相追”二句，最出人意料。何指何逊，六朝今体诗仅次于庾信的大家，但刘复好像并不相称。《全唐诗》存刘诗十来首，不足以名家。近年出土刘复自撰墓志，可以部分解释这一困惑。刘复自述早年博通经史，转而攻诗，曾得李白、王昌龄器异，王昌龄更有“后来主文者，子矣”的期许，他“长好山水，游无远近”，有不凡的胸襟。平生“有文集三十卷，凡五百馀篇”，可惜没有传存（见《河洛墓刻拾零》，466页）。因张祜诗，可以追想刘复当年的影响。最后以韦应物为结，很可能是张祜早年的作品，中唐诸大家已经登场，尚未入他的法眼。

此外，还有几首佚诗可见张祜对李白、韩愈之评价。张祜曾拜谒韩愈，有《投韩员外六韵》：“见说韩员外，声华溢九垓。大川舟欲济，荒草路初开。耸地千寻（蜀本作浔，据尹占华说改）壁，森云百丈材。狂波心上涌，骤雨笔前来。后学无人誉，先贤亦自媒。还闻孔融表，曾荐祢衡才。”作于元和六年（811）韩任职方员外郎后不久。这时张祜年方初冠，他恭维韩声名远播，正是开拓大路、扬帆远航的时机，也坦率自述希望得到韩的推荐。韩提携后进不遗馀力，似乎一般不会拒绝，但结果则不甚明白。张祜又有《读韩文公集十韵》，作于韩身后，赞誉韩“别得春王旨，深沿大雅情”，是最早看到韩愈儒学接传正学意义的作品。张祜又感叹自己没有接续韩文学之能力，期待有后继者传续薪火。他作《梦李白》，是唯一的歌行杂言诗，刻意模仿痕迹明显。他说久寻李白不见，梦中知李白方赴王母宴，得见而蒙李白一大段教诲。他设想李白说：“生时值明圣，发迹恃文雄。一言可否由贺老，即知此老心还公。”即感叹李白生在盛世，有雄文，又得到贺知章秉公的揄扬，他自己则感叹“贺老不得见，百篇徒尔为”，没有遇到真正的伯乐。梦醒了，李白不见了，他更感到孤独，“兀兀此身天地间”。可以批评张祜没有学到李白的傲兀，过于在意名家之推荐与自己之成名，但除此，他又有何办法呢！

杜牧是张祜最好的朋友。这位小老弟才气横溢，可惜手中资源有限，只能在诗中积极为前辈鼓吹。《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云：“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酬张祜处士见寄长句四韵》云：“七子论诗谁似公？曹刘须在指挥中。”“可怜故国三千里，虚唱歌辞满六宫。”都曾盛传一时。在佚诗中，可以见到两人交往的新篇什。《江上旅泊呈池州杜员外》云：“牛渚南来沙岸长，远吟佳句望池阳。野人未必非毛遂，太守还须是孟尝。江郡风流今绝世，杜陵才子旧为郎。不妨酒夜因闲语，别指东山是醉乡。”《万首唐人绝句》卷六九引前四句作绝句，据此可以补全。张祜赞杜牧为“杜陵才子”，更写两人酒夜之长谈。从末句看，张祜认为杜牧有宰相之才，但不得机缘，不妨将醉乡视为东山。《奉和池州杜员外南亭惜春》：“草雾辉辉柳色新，前山差掩黛眉频。碧溪潮涨棋侵夜，红树花深醉度春。几恨今年时已过，翻悲昨日事成尘。可知屈转江南郡，还就封州咏白苹。”是对杜牧《残春独来南亭因寄张祜》诗的答复，是他到池州探望杜牧离开后，二人更进一步的关切。《题池州杜员外弄水新亭》：“广厦光奇辈，恢材卓不群。夏天平岸水，春雨近山云。婉衍榱甍揭，端完柱石分。孤帆惊乍驻，一叶动初闻。晚槛馀清景，凉轩启碧氛。宾筵习主簿，诗版鲍参军。露洒新篁滴，风含秀草薰。何劳思岘岭，虚望汉江滨。”杜牧有《题池州弄水亭》，又有《春末题池州弄水亭》，估计张诗是和后一首的。此亭北宋尚在，张舜民《画墁录》载：“次池州弄水亭，杜牧之所创。俯溪流，望齐山，景致清绝，人皆采为图画。亭上石刻，尽载小杜诗篇。”佳景可以凭想。

对张祜的评价，还是陆龟蒙讲得最好：“张祜，字承吉，元和中作宫体小诗，辞曲艳发，当时轻薄之流能其才，合噪得誉。及老大稍窥建安风格，诵乐府录，知作者本意，短章大篇，往往间出，谏讽怨谲，时与六义相左右。善题目佳境，言不可刊置别处，此为才子之最也。由是贤俊之士及高位重名者，多与之游，谓有鹄鹭之野，孔翠之鲜，竹柏之贞，琴磬之韵。或荐之于天子，书奏不下，亦受辟诸侯府，性狷介不容物，辄自劾去。”（《松陵集》卷九《和张处士诗序》）他自己有成长的过程，创作也在不断变化。才分确实很高，但秉性狷介，不容俗物，仕途自然无望，评价也不免分歧，才子大体如是吧。

十卷足本对张祜交游，他的诗歌文本考订，线索都极其丰富。如杜牧曾为李戡写墓志，借李戡之言痛骂元白的诗风，张祜逸诗有《题李戡山居》，即可见到他与李戡之密切交往。《全唐诗》卷五一一收张祜逸句如“夏雨莲苞破，秋风桂子雕”“杜鹃花发杜鹃叫，乌臼花生乌臼啼”“一身扶杖二儿随”，现在都能见到全篇。《忆游天台寄道流》，《全唐诗》是收了，但同书卷二八一又据《众妙集》作张佐诗，也可据蜀本确定是张祜作。《全唐诗》卷三六一刘禹锡下收《白鹰》一首，刘集不收，来源可能是南宋类书《事文类聚后集》卷四三和《合璧事类别集》卷六五。《张承吉文集》卷七录此诗，题目是《鹰》，可确定作刘诗有误。这些都是末事，但善本价值也据此可知。

不必讳言，十卷宋本误收、残讹也都很严重。与温庭筠互见的几首诗，大约都不是张祜所作。《忆江东旧游四十韵寄宣武李尚书》所存实际是三十八韵，《庚子岁寓游扬州赠崔荆四十韵》则包括四十二韵，似乎有所误植了。《游天台山》一篇，与《嘉定赤城志》卷二一所录诗比较，宋本误字有十多处。这些，都需要学者认真地加以校订改正。十卷宋本影印后，先由严寿澄先生校点，1983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作《张祜诗集》。尹占华先生《张祜诗集校注》（巴蜀书社，2007），是目前张祜诗集唯一的校注本，校订文本的同异和讹误，指示张祜诗中用典遣词之来源，并尽力汇聚张祜研究的文献，用力甚勤，多可参考，值得推荐。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8年第4期“诗文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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