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风范 泽被学林

——缅怀傅璇琮先生

岁月如流水，傅璇琮先生驾鹤仙逝已经一年了。但我的眼前仍不时闪过他和蔼亲切的笑容，听见他真率爽朗的笑声。于是，往昔同他交往的一桩桩情事、一幕幕场景，就从记忆深处涌现出来。

我与傅公相识于1988年下半年。那时，我刚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室调任《文学遗产》编辑部副主任；傅公是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又是《文学遗产》的编委，他的《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李德裕年谱》三部大著，在古典文学界广受赞誉。作为唐宋文学研究的一个新兵，我十分渴望向傅公请教。一天，我骑上自行车到中华书局，登门拜访。傅公很高兴、很热情地接待我这个北大中文系的小学弟，对于我的提问，都认真耐心地一一解答。他也微笑着向我提出要求，那就是欢迎常来聊天，多向他介绍全国各地古典文学研究的新人、新成果、新问题与新态势。我高兴地说：“那太好了！”就这样，我成了傅公办公室的常客。每次交谈，都有如沐春风之快，如获珠贝之喜。

傅璇琮先生在天一阁

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在首次与傅公促膝交谈中，他说：“我收到一位并不认识的博士研究生寄来的一篇书评，题目是《传统的突破——傅璇琮三部学术著作述评》。已经见诸报刊的书评，都是各评一本书的，这篇却是三本书综合起来评，有理论深度，文笔也生动流畅。你看看如何处理？”我接过傅公递过来的文稿看，作者署名王兆鹏，全文从“群体研究”“文体研究”“立体交叉研究”以及“文学的历史研究与文学历史的研究”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确是一篇有创见的好书评。我说：“让我带回去，估计可以在《文学遗产》上发表。”傅公道：“好，那我来写一封推荐信给你，你连同书评送给徐公持、吕薇芬两位主编审阅、定夺。”不久，《文学遗产》就发表了这篇文章。

我又清晰地记得，我第二次去与傅公叙谈时，特别介绍苏州大学钱仲联先生的博士研究生王钟陵，他撰著了一部《中国中古诗歌史》，书前就有一篇长达二万六千字的长序，直言不讳地提出：“截至目前为止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还仅仅处于前科学的状态之中。”傅公很感兴趣，说：“我一定读读这部新著。”不久，他就寄来了他和钟元凯先生合作的《古代文学的整体研究评议——从〈中国中古诗歌史〉说起》这篇长文，发表在《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开辟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专栏上。文章肯定了王著在阐发中国民族文化—心理建构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联系古典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存在问题，着力论述了古典文学宏观研究的必要性——其实质在于提倡理论探索的勇气和理论建设的风气。这篇文章在学术界引起热烈反响。以上这几件事，使我真切地感受到：傅公既擅长古典文学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又十分重视宏观的理论研究，提倡对文学史作总体的把握，深入探索中国古典文学的民族特色和文学史的发展规律；而他对勇于在求实中突破创新的中青年学者的热情鼓励和大力扶持，更令我深受感动。在那些年月里，我还听说傅公对陶敏、董乃斌、贾晋华、吴在庆、戴伟华、蒋寅、罗时进、刘石等许多中青年学者亲切关怀与提携的事迹。在我的心目中，傅公已是一位学识渊博又古道热肠的学术前辈。在他的身上，充满了谦谦君子的人格魅力和大家风范。

傅公对我的编辑工作和学术研究也给予了很多鼓励、指导与帮助。他对我说，一个好编辑必须是善识千里马的伯乐，要乐于“为人作嫁衣裳”。多年来，我把这些话铭刻在心，付诸行动，以助人为乐。傅公还要我发挥在《文学遗产》做编辑的优势，从来稿中了解、分析古典文学研究的情况与发展态势，并安排我在唐代文学研究年会上作专题发言。我在《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论宋代山水诗的绘画意趣》，很想聆听傅公的批评指教，就复印了一份寄给他。过了几天，收到他的回信，赞扬我的文章不错，提了几点意见，鼓励我继续努力，写出更多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傅公这封信是他在北京肿瘤医院住院时写的。信的末尾说，不要为他担心，他并无大病，过两天就出院，不必去看望他。

1999年，我应北京出版社之约，与两位学友合编了一本《宋词三百首新译》。出版社要求我请一位著名学者作序。我一再婉拒，但对方不允，我只好请傅公写，心里却忐忑不安，感到这种学术普及的书请傅公作序是浪费他的宝贵时间和精力。没想到傅公满脸笑容，欣然命笔。傅公这篇序文仅两千多字，却谈论了古籍今译的必要性、目的性，尤其是诗词今译的特殊性和难度等问题。他说，正因为难度很大，他过去一直是不大赞成对诗词进行今译的，总觉得古诗词一经现代语体的翻译，其原有的诗意、诗味也就淡却、消失了。“但现在读到陶文鹏等三位先生的这部宋词选译，却使我原来的看法有所改变。一方面我觉得译者的文字功底不错，全书从总体上说，辞藻是很美的；另一方面，这部书确有如书名所标出的有创新之意。著者在翻译时很注意韵、律，有不少是特地安排押韵的。有些篇的翻译，还专意追求一种格律体，如过去闻一多先生的诗那样的九字体、十一字体，极为整齐。著者从诗的艺术特质出发，在信、达的基础上，不拘束于直译，而追求诗情的传递、抒发。”傅公在评析了几首译作后提出，可以把今译当作独立的新诗来赏析。文章最后写道：

古籍今译，古诗今译，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课题，它不但是一种理论研究，还是一种现代创作技巧、手法的探索；再提高一步，是否还涉及到：通过今译，是否可把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与当代诗歌创作的发展前景联系起来。这也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如何与当代文学沟通，当代文学创作如何吸取、融化传统经验——这已是我们面向新世纪文学研究与创作的大课题了。我学识浅陋，不能也不敢多谈，谨借此向读者与学界请教。

傅公自谦“学识浅陋”，但他把古代诗词的今译看作理论研究课题，看作是对诗词创作技巧、手法的探索，进而提高到古典文学研究如何与当代文学沟通，当代文学创作如何吸取、融化传统经验来认识，这是融通古今，使研究、创作与欣赏密切结合的真知灼见，表露出他的渊博学问与超卓见识。显然，一向做事和行文都思考周密、一丝不苟的傅公，为了写这篇短序，一定经过深思熟虑，倾注了心血。每当我追忆起这些往事时，内心就充溢着对傅公的无限感激与歉疚之情。

还有一件事，使我深深佩服傅璇琮先生巧妙运用文献资料、从中找出有学术价值问题的独到本领。大概是20世纪90年代末，孔凡礼先生投寄了一篇考证陆游南郑从军生活经历的文章给《文学遗产》。我和两位主编读后，共同感觉是文章论证驻守南郑的统帅王炎的笔墨多，而谈到陆游的从军生活少，于是请孔先生修改补充后再寄来刊发，但我们一直没收到他的修改稿。过了一年多，我忽然收到傅先生寄来的他与孔先生联名的文章，材料基本上还是孔文中的，但文章题目已改为《陆游南郑从军诗失传探秘——兼论南宋抗金大将王炎的悲剧命运》，文中论述了陆游在南郑抗金前线的意气风发，论述陆游在南郑写了一百多首诗，绝大多数是写他在王炎幕下的军旅生活的；继而论证王炎积极北伐中原的战略与宋孝宗对金人静观其变的新方针不合，王炎被调离南郑还朝，旋即又被加以“欺君”之罪罢官；最后论证陆游因恐怕犯讳、授人以柄，而有意在编诗集时遗弃、隐蔽了这一百多首南郑军旅诗，致使今存陆游集中，写于南郑的诗仅十几首，而且没有一首是表现军旅生活的。经过傅公的改写，解决了陆游从军诗失传的千古之谜，大大提高了论文的学术价值。傅公善于发现问题的慧眼和对材料的灵活运用，使我不禁拍案叫绝！

几十年来，傅璇琮先生为推进唐代文学研究笔耕不辍，取得了极丰硕的成果。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他就与张忱石、许逸民先生共同编成《唐五代人物传记资料综合索引》，书中载有唐五代近三万人的传记资料，为唐五代人物现存资料的检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可谓功德无量。傅先生在被推选为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之后，更是以自觉的学术使命感和巨大热忱，策划、主持了一系列唐代文学研究的基础建设工程项目：他主编了《唐诗研究集成丛书》，其中有他本人编撰的《〈唐人选唐诗〉新编》、佟培基的《唐诗重出误收考》、陶敏的《全唐诗人名考证》、张伯伟的《全唐五代诗格校考》等。其后，傅公又组织二十多位专家，历时十年，完成了《唐才子传校笺》，使几百位唐五代诗人的生平事迹获得了空前细密准确的清理，大有助于唐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而傅公与陶敏、李一飞、吴在庆、贾晋华共同撰写的二百馀万字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也是经过十年努力才得以完成。这部巨著把唐代众多的作家活动，包括其仕历、创作、交游等等，一年一年地加以排列，使人看到当时文学活动的原貌和实景，了解文学发展的具体历程。程千帆先生在《序》中评论说，傅先生“为文献学与文艺学的有机结合，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载体”。

在完成了这些规模宏大的基础建设工程之后，年逾古稀的傅公仍然没有停下他在学术上的脚步。他不愿重复自己，又开拓出新的研究课题。2005年底，傅公推出了五十万字的《唐翰林学士传论》。我为此书撰写的一段评语说：

本书开拓了一个新的学术空间。上编重点考察翰林学士任职期间的表现……不仅提供了有关唐代翰林学士的丰富史料，而且对翰林学士的政治职能、文学活动等整体状况作了深入的考察与中肯的阐述。下编为自玄宗朝至敬宗朝七十多位翰林学士的传记，注意不与两《唐书》传记重复，对史料较详者拾遗补阙，对史料较少者详为之论，纠正了两《唐书》传记重复、多误载，弥补了史料的缺失，更注意从具体史料中提炼出值得思考的历史文化研究课题。总之，本书资料翔实，考订精审，视野宏阔，识见超卓，是一部求实中创新的富有学术价值的优秀专著。

很可惜，由于我的研究重点从唐代文学转向宋代文学，后来我与傅璇琮先生见面的机会少了一些。但在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古典文学组的评审会和一些博士生毕业论文答辩会上，我仍得以亲承謦欬。他的每次见解精辟的讲话，都使我有醍醐灌顶之感。傅公对于宋代文学研究的迅速发展也居功至伟。1978年，中华书局就出版了他编集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卷》；煌煌七十二册的《全宋诗》，是傅公领衔主编的；二百七十万字的《宋才子传笺证》，还是傅公主持编纂的。这三部大书，为国内外的宋代文学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也提供了新的研究基础和文献依据。我每一次查找资料翻阅这几种书，都会触发出对傅公的感谢与敬仰之情。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7年第7期“学林漫话”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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