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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

承

家兄牟润孙于1988年11月19日辞世，距今已有三年多了，他那侃侃而谈的论学神态，依然萦绕于耳际脑海，只是人天永隔，一去不返，面对遗像，不禁为之怆然。今年5月20日，为家兄诞辰84周年，借此机会撰文介绍家兄史学师承关系，以申怀念之忱。

史学根柢出于自学

家兄原名传楷，字润孙，号海遗，后以字行。我家祖籍山东福山县（今烟台市），他生于北京，一直没有回过老家。

他小时读家塾，从《朱子小学》开蒙。在家里读过《四书》、《诗》、《书》、《左传》以及唐诗、古文等。他没有进过初小，高小仅读了一年。考入中学后从河北容城石香岩先生学古文。石先生肄业于保定莲池书院，深识桐城派古文义法，教他读张裕钊、薛福成的文章，也给他讲崔述的辨伪之学。石老师教他先从清代古文入手，由近及远容易学，同时也就把桐城派的义法传授给他了。家兄十二岁开始作文章，他自己说：“文章不见得好，当然能作通了”。当时他的偏好在文史方面。

引起家兄读书的兴趣，是从看中国古典小说开始的。家里所藏以及外祖家的一大柜旧小说，他埋首其中，很快便看完了，于是更促进了他读书的欲望。在此之前，他由看童话书起，到阅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少年杂志》、《学生杂志》、《小说世界》、《青年丛书》等，已有读书的习惯。其后他随着先父看《东方杂志》和报纸，才逐渐崇拜梁启超。

1923年，家兄十五岁时在北京《晨报》副刊上，看到梁启超的《国学入门书目》，从此引起他研读我国文史书籍的兴趣。他找到家中旧藏的《书目答问》，并买了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阅读。在读完梁氏的《清代学术概论》后，改变了两个观念：一是了解到宋儒理学之外尚有其他学说。他的启蒙老师是一位循规蹈矩的理学先生，整天所听到的惟有程朱理学，从未接触过顾炎武、颜元、惠栋、戴震诸家之说。读了梁任公的书，他才明白宋儒之外还有许多反理学的学者。再是认识到古文义法与学问是两件事，会作文章未必就有学问，为了写好文章，更需要多读书。

此后，他又读了《顾亭林诗文集》、《孟子字义疏证》、《日知录》等书。然而他对思想史兴趣不大，而喜欢读历史，于是又寻到了清末民初印行的南明史书，加上家中旧存的《南疆绎史》与商务印书馆所印的《痛史》，就从南明史书研究入手。随后梁任公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清代学者整理旧学总成绩》，这篇文章就成了指导他读书的索引。

1923年冬，先君见背，家兄失怙，没有人过问他的学业，他就随心所欲地去念中国古籍，深入钻研。他中学毕业后，先后考入中法大学和北京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念了不久，不感兴趣也就不念了，专门按照梁启超指引的方向去学。梁先生提到谈迁的《国榷》、张岱的《石匮书》，于是他就循此而探讨。他写过《谈迁著述考》、《张岱著述考》，此外还写了其他一些文章，有的刊登在燕京大学学生办的《国学专号》上。

1973年，家兄曾撰文《从癸丑修禊说到纪念梁启超——王羲之梁启超修禊时的心情》借以纪念少时所崇拜的梁启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拜识陈垣先生

1929年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招正式大学生，若有论文和著述，审查合格者也可以录取为特别研究生。是年家兄二十一岁，他在同学的鼓励下，把自己的著作寄到燕京大学，毅然去应试。面试的教授就是陈垣先生，首先问他：“从谁学的？”他答：“没有师承。”陈先生又问：“那你怎么作起这些东西？”回答：“我念了梁任公的书，就跟着他的路子走。”“有人指导你吗？”回答：“没有。”又问：“你们家里有谁可以指导你呢？”他说：“修《新元史》的柯劭忞先生是我的长亲，有时候我可以向他请教。”由于得到援庵先生的青睐，他被录取了。

燕大国学研究所所长就是陈垣先生，几位导师中，有顾颉刚先生。当时把他分到了顾先生的手下，顾先生也很赏识他，但他对于《古史辨》却不太感兴趣，研究的题目也不是上古史。家兄曾对我说：“后来我时常从援庵先生问学，对于顾先生日渐疏远，从来也未请顾先生介绍我去见胡适先生。足见我少年任性，不会处世。颉刚先生提携的同辈都早已蜚声中外，只有我这个不肖的门生辜负了顾先生的另眼相看。”其实，他们师生情谊还是很深厚的。1975年家兄自香港返里探亲，特地去干面胡同顾先生寓所看望阔别近三十年的业师，师生把臂叙旧，亟感亲切。1980年冬，颉刚先生遽归道山，家兄立即撰写《敬悼顾颉刚先生——兼谈顾先生的疑古辨伪与提携后进》一文，以申悼念之情。

在援庵先生的指导下，家兄的研究论文题是《历代蕃姓考》，就是研究入居中国的外国人的蕃姓。比如诗人白居易是西域龟兹国人，李光弼是契丹人，等等，他搜集了这些资料加以分析研究，作为毕业论文。

1932年，家兄硕士论文顺利通过，离开燕大。援庵先生以为他年纪还轻，不可以去教大学，就推荐到辅仁附中教国文，四年后才到辅仁大学去教书。

励耘书屋问学

家兄到中学授课伊始，援庵先生对他说：“不能教国文，如何能教历史？国文不通的人，如何能读史书？”援庵先生又时时以教学相长勉励他，要他认真备课，并说：“讲国文要好好去研究训诂，更要紧的是读音，读错了字则无从追改。”经过四年的时间，在陈先生不时教诲之下，家兄对于要讲的文章，每个字的读音、训诂，以及文章的结构组织，都仔细用功追求，收效很大。当时对于学生起了什么作用，他无从知道；他自己则因此改变了囫囵吞枣、匆忙翻书的积习。以后遇到需要精读的书，就能细心体会，养成一字一句读书的好习惯。援庵先生对他培养教导之苦心，他终身难忘。

对于细心读书一节，家兄有这样的体会：“一字一句细心读一部书，说来很平常，作考据而急功近利，希望速成的人，多数办不到。只是翻书查找材料，赶快写论文以图发表成名，谁耐心去做笨功夫？此风‘五四’以后为最甚，我就是这样写了几篇文章考进燕大国学研究所的。先师深知当时风气之恶劣，也了解当时我的学问不够坚实，所以用这样方法来纠正我、引导我。教人用极平常的方法，而其影响极为巨大。不鼓励年青人乱写论文，而要他们用功打好治学的根基，这是先师与‘五四’以后在高等学府执教文史的时髦人物不相同之处。”他现身说法的深切体会，在今天看来仍有很大的意义。

援庵先生命家兄做学术研究，但一再告诫他不可乱发表文章。陈先生说：“写学术文章，不可不力求慎重，对一个问题没有研究成熟，就拿出去发表，将来极可能有悔其少作之感。”家兄认为陈先生的教导确实是至理名言，尤其‘五四’以后，许多人凭着一时的灵感，或抓着少许罕见的史料，讨论一些狭窄而琐细的问题。这样的人竟凭一篇文章一跃而为学者。陈先生对这个风气很不以为然，不过口头则很少表示而已。家兄说：只看陈先生将一位不求闻达于社会、苦读《四库提要》、终日伏案一丝不苟地给《提要》作辨证的余嘉锡先生，请到辅仁大学做国文系主任，就可以明白其治学的态度多么认真了。

自列入陈垣先生门墙之后，家兄的目录之学日益深入，涉猎史籍也更加广泛。他说：援庵先生在辅仁大学开的《中国史学名著评论》、《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课，都是教学生要从目录开始。陈先生自己研究任何题目，必先罗列要读的书目。他的治学就是从目录入手，从而走上成功之路，所以教学生也要由目录入手，希望每个人都掌握一把打开史学门径的钥匙。援庵先生要求家兄不但要知古，还更要知今，要时时留心国际学术动态，甚以闲门造车为大忌。

家兄极为推祟援庵先生的史源学，他说：陈先生教学生作研究工作，最重要的是寻求史源，如果研究唐以前的历史，学生引了《资治通鉴》，陈先生一定要问为什么不引正史，是否见于《通鉴》而正史中没有？或者研究南北朝时期的历史，引用《南史》《北史》而不检对“八书”，则肯定不放过。即使研究唐史，引《通鉴》而不检寻两《唐书》，亦不能通过。陈先生盛赞冯桂芬的《说文段注考证》，认为冯氏能追根寻源核对原书找出段玉裁引书无心之误，以及段氏的有意改古书以就己说之谬，认为冯氏之作，大可为考证史源的人作示范之用。家兄说：陈先生曾多次讲《甘二史札记》，要学生们用正史去核对，结果找出不少引书之误。

家兄指出：援庵先生从不空谈史学方法，只教人追寻史源，比对史书，其用意即在于使学生通过实践去了解治史途径的各种方法。陈先生经常鼓励学生以《史记》与《汉书》相对勘，主张用墨笔抄录《史记》中与《汉书》相同的几篇《纪》、《传》，然后用红笔依照《汉书》去改，这样就可以看出两位大史学家剪裁字句、安排材料的异同来了。陈先生更主张将《三国志》与《后汉书》相同的《传》，也这样比对一番。前人有《史汉方驾》、《班马异同》，我们也可以动手作一部，更可以作一部《陈范异同》。

学了陈先生的史学方法，家兄以正史与《通鉴》相比对，不仅了解了《通鉴》的史源，而且更进一步认识清楚司马温公如何剪裁史料，如何安排史料，如何组织成书，同时也了解了他的史料取舍标准。他说：“我之能窥见涑水史学之堂奥，实在是基于陈先生的启发。我运用先师的方法在台湾、香港教了若干学生，有人因而进入史学之门。他们的成就纵有高低之不同，甚或他们不提个人治学渊源于励耘书屋，而他们之受援庵先师影响，则是无法涂饰或擦掉的。”

陈垣先生的以本证治史的方法传授给家兄，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他曾对我说：陈先生最称赞汪辉祖的《元史本证》作得好，以《纪》、《传》、《表》、《志》互相考证，不出本书之外，找出它本身自相矛盾之处，作者当无辞以自解。家兄教的学生中有以本证治史的有一个治《明史》，也有一个考证《清史稿》而成学的。

蓼园受教

柯劭态（凤荪）先生也是家兄的老师。凤老的嫂子是我们远房祖姑母（柯敬孺先生的夫人），所以论亲戚，柯先生是我们的表爷。凤老和先父交谊甚笃，先父弃养后，凤老即对家兄十分照顾，而他并未将自己研究晚明史的文章向凤老去请教，所以他读书治学的情况凤老并不知道。后来凤老从侧面听到援庵先生夸奖家兄，甚为高兴，晚年讲学，允许他列入门墙，成为蓼园（柯先生的室名）门下最小的弟子。到了家兄晚年，他只记得当时的同学中有周叔迦，其余的人都忘记了他们的姓名。

蓼园先生博闻强记，治学方面至为广泛，经、史、小学、诗文、金石、历、算，均有极精深的造诣，家兄誉之为“钱大昕后第一人”。可惜凤老的著作编写成书，印行流传的寥寥可数。《新元史》问世后，人们才开始注意他。太炎先生评《新元史》说：“柯书繁富，视旧史为优，列入正史可无愧色。”足见凤老在元史方面的成就为与他政治见解相反的章氏所赞赏。

柯先生教弟子治史先从读《通鉴》入手。二十年后，家兄在台湾大学授课，用《通鉴》与正史对读，寻求《通鉴》的取材来源，以研究它的剪裁、取舍、组织、安排等等问题。这时，他才恍然领悟到柯先生教弟子读《通鉴》，正是要学人通过这个途径去学习司马温公的史学。他因此更发现每朝重大政治、经济、法律各项制度的创立与变更，《通鉴》没有漏过一条，的确能举出历代兴衰治乱的本源。凤老研治史学又侧重于经世致用，所以教弟子读《通鉴》为史学入门之阶梯。

家兄自从受业蓼园先生门下，便时时往太仆寺街凤老寓所请益问难。从问答中可以看出凤老治学的态度与识见。

问：“您著《新元史》，为什么没有艺文志？”凤老说：“你知道不知道《汉书·艺文志》所根据的是汉中秘藏书目？我找不到元内府藏书目，何从为之撰《艺文志》？”他这才恍然了解《汉书·艺文志》并非西汉一代所有的书籍目录，而是仅限于汉代中秘藏书。家兄告诉我：本来读了《汉书·艺文志序》就应该认识到这一体例，而自己那时读书不细心，竟视而不见。凤老的启发使自己对于各史艺文志、经籍志的体例才知道如何去注意，为个人研究目录学开了一条很重要的门径。

经过问难，家兄从凤老处得益最深的是对章实斋的再认识。梁任公、胡适都极力推崇章实斋的《文史通义》，家兄受胡、梁的影响，也跟着崇拜章氏。及至列入柯先生门墙之后，一次他问风老：“讲史学，是不是应当以章实斋之说为准绳？”柯先生说：“不对，他讲错了。”他听了颇不以为然，又不敢问章氏如何错了，只说：“那末，讲史学应当读什么书？”柯先生回答：“刘知几其庶几乎！”他当时还有些茫然不解，三十多岁以后读书较为深入，开始了解《文史通义》中的《言公篇》所讲古无私家著述之事，与另些篇说史学宗旨在于致用，这些说法尚属正确，其余的议论都可商榷。家兄告诉我“六经皆史”的说法并非章实斋的发明创造，在章氏之前已有人说过，钱钟书《谈艺录》中举出七个人说过同样或类似的话，均在章氏之前。后来家兄在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也找到一条；与章氏同时代的钱大昕在《甘二史札记序》中就有“经与史岂有二学哉”的话。家兄说最重要的是史出于巫，春秋时代巫史不分。章氏对于这些都不能详加分析，所以他未指出史与巫的发展关系。司马迁在《太史公书自序》中为什么要说他是重黎之后，为什么要表明司马氏世掌天官，章氏都没有交代。章氏说孔子学易是学周礼，又说“周官之法废而书亡。书亡而入于春秋。”既将《易》《礼》与《书》相混，又以《春秋》为书的支裔而不是史书鼻祖。章氏只明白史与经同源，而未找到经史同源的原始原因，也未探讨明白经史于何时何以分开。家兄说：柯先生说章实斋讲错了是很合理的批评。

以陈寅恪私淑弟子自居

家兄所以对陈寅恪先生有较深刻的认识，确实是受援庵先生的启发。起初，他读寅恪先生的文章，或论《蒙古源流》，或论西夏译经，或论梵藏译经，感到枯燥无味，殊难接受。某日，援老拿着《历史语言所集刊》某期指其中寅恪先生的一篇文章告诉家兄说，这段是“破”，这段是“立”，考证文章必须这样作才合规格。又同他说：寅恪先生学问的渊博，通晓的语言之众多等等，家兄顿开茅塞，从此对寅恪先生崇拜万分，以私淑弟子自居。寅老发表什么文章，他全都细读。甚至陈寅老给清华大学出对子后，写的那封给刘文典的信，他都能背下来。寅老写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家兄念得极熟，尤其下面几句话，他最为倾倒：

寅恪生平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曾）、南皮（张）之间。……殆所谓 “以新瓶装旧酒”者，诚知旧酒味酸而人莫肯售，姑注于新瓶之底以求一尝，可乎？

他说：治史学而未尝对于传统的经学、理学有正当而深刻的研究，只是治西方学术或语言文学岂能有此见识？淡薄于玄学，常读正续《清经解》，应当是别人的嗜好？能发出上述议论，可以断言寅老治学不会局限于考据方面。研究史学如果能如此地治传统经学与理学，研究思想如果对于经学、史学能如此地精通熔铸，其成就应当是了不起的。贯通中西，综合古今，才是今后治中国学术的正途坦路。

家兄留下的著述有《注史斋丛稿》和《海遗杂著》，以及一些未整理、收录的篇章。最可惜的是他晚年研治经史的独到之见和治学方法的心得，由于疾病困扰和精力不济，竟未能逐一形成文字。他有时会援引史事来谈时事、评政局，从来没有忘记史学家的责任；他要秉承中国史学的传统精神，“通古今之变”，达到“致用”的效果。他在《六十五岁自咏》中说：“明古用今史所司”，“生民休戚关史笔”，这两句诗或可用来概括家兄治学的精神和方向。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1992年第9期“治学之道”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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