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谢海林，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闽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古代诗学、清代近代文学及古典文献学的研究。

摘要

乾隆五十一年向诗坛盟主袁枚宣告“避君才笔去研经”，标志着孙星衍由天才诗人向考据学者的身份转变，但此前已有类似转向。乾隆五十九年两人的论争，掀起了一场道与器、学问与词章之关系的大论战。相较以袁枚为首的文学家，以孙星衍为代表的考据家同样表达出激进而突破传统的文学观念：主张考据、词章可以兼顾，强调诗文根柢于学问，重视论学述学体的古文。考据之文大量入集，在文集编纂上呈现出带有乾嘉学术这一时代印记的著述化特征。乾嘉文集著述化，伴随乾嘉学术盛衰而兴替，道咸以后略显颓势，并被文集经世化所接续，这映射出清人文集编纂适时性的宏观特征。

关键词

孙星衍；袁枚；考据；词章；文集

在某种程度上说，文学思潮史就是一部思想博弈史。以孙星衍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家与性灵派主将袁枚之间的数次论争，是清中叶极具代表性的重要事件。考据词章之争，既折射出学者文人对道与术、学问与词章之关系，乃至文化重建取径的思想变迁，也牵涉到两类群体在人生道路、文体写作、文集编纂诸方面的歧异分化。

乾隆三十九年（1774），59岁的袁枚将22岁的孙氏青年称为“天下之奇才”。十二年后孙星衍向袁枚宣告“避去研经”，乾隆五十九年（1794）二人论争的信札直接触发了更大范围的论战。乾嘉学派代表人物孙星衍由艺到学的转向颇具典型性。乾嘉时期文体观念与文集编纂的新变，何诗海、林锋等学者已留意到其学术性、著述化的宏观表征。而置于考据学与文学论争视域下的孙、袁等乾嘉精英，各自身份定位的认同差异、文体观念的递嬗变化与文集编纂的丰富样态，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认识。

大多数学人只聚焦于《问字堂集》所载的两通信札。刘俐君将孙星衍“避去研经”定为二人的初次交锋，所言大体近是，但仍有待发之覆。

乾隆三十八年（1773）四库馆开，一批诗人掉头转向考据事业。乾隆五十九年（1794）孙星衍向袁枚直言“避去研经”，成为孙星衍人生的重要转折点，直接影响到他此后的学术走向和文学趣尚。孙星衍应试前已表露心迹，自称平生钦慕经学大师钱大昕、邵晋涵。孙星衍赠诗袁枚“避去研经”，是因为袁枚责其坠入考据，导致诗作“锋铓小颓”。洪亮吉、毕沅将此作为孙星衍人生的转捩点，之后被阮元、林昌彝、朱庭珍以及史家们承袭而反复言说，逐渐敷演成：乾隆五十一年（1786），孙星衍由诗人变身为考据学者。洪、毕所述包含了两个判断：孙星衍只有“既壮”这一次转向；转向后“不复作诗”。所谓“不复作诗”，是说孙氏不以作诗为职志。

事实上，孙星衍由词章到学术的转向，乾隆三十九年之前也能找到蛛丝马迹。其岳父王光燮曰：“婿聪颖……然颇恃才，不屑屑为经生吾伊态。”在妻子王采薇的熏染协助下，孙星衍已实现由诗人向经生的初次蜕变。孙星衍乾隆四十五年（1780）岁末入毕沅幕之前，向考据学者的转变已露端倪。乾隆四十三年夏秋间，洪亮吉向朱筠写信，信中隆重介绍其小学造诣，还特意交代孙星衍本人的意愿——若不能执经问难，将成为终身遗憾。概言之，乾隆五十一年孙星衍向袁枚宣告“避去研经”，实际上好古求道的兴趣十馀年前早已萌发。

孙星衍像

“避去研经”并不意味着孙星衍从此脱掉“奇才”诗人的光环，而是把考据之学当作毕生志业，词章之学成了馀事。以赠诗来作别诗坛，这行为本身就颇具反讽意义。自此，孙星衍的学者形象愈发凸显，而诗人身份渐趋弱化。

孙、袁的第二次论争最晚不迟于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因为这是焦循阅毕《问字堂集》，致信孙星衍专为“考据”一词正名的落款时间。此前尚有一次鲜见提及的预热。孙星衍有诗曰：“仙才绝代要传衣，却怪虫鱼著述非。(来书诋考据，以为雕虫自累)天遣先生长住世，诗坛赢得替人稀。”首句意谓袁枚在寻觅继承性灵诗学的传人。孙星衍被袁枚誉为“天下奇才”，此时正值有为之年，于袁枚而言，无疑是绝佳人选。或许袁枚求才心切：“近日见足下之诗、之文，才竟不奇矣，不得不归咎于考据。”孙星衍婉言拒绝，甘为“东原替人”而不愿做“随园替人”。

孙星衍《答袁简斋前辈书》开头有“两奉手书，具承存注”之辞，可知回信前曾收到袁枚的两封来信。孙星衍此首和诗寄给袁枚的同时，十有八九附带回信，因为孙星衍信中说：“侍诚负阁下之知……不可雕虫自累，则非知侍者。”孙氏的诗、信两度提及“雕虫自累”，正表明袁枚“爱侍太过”之故。此番书信已不见存于世，但正由于此前的预热，才酝酿成那场轰动一时的著作考据之争。即便去世前一年被人誉为袁枚再世，孙星衍也宁可“尚少惊人万首诗”，情愿“孤负随园旷世知”。

袁枚像

一场私密性的书信辩难演变成公开化的学术论争，这是袁枚始料未及的。考据学俨然成为象征权力话语的时代显学，对于袁枚来说，这是不得不应对的有力挑战。袁枚拥有一呼百应的话语权力，且积累了十馀年前劝告黄景仁回心转意的成功经验。在章学诚看来，袁枚标榜性灵，轻薄为文，实在“诬枉风骚误后生”。而孙星衍正是冲锋陷阵的急先锋。孙星衍此次义正严辞拒绝袁枚的规劝，既表明壹意研经的坚定志趣，也担心“阁下负天下之重名，后进奉其言以为法”。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场轰动海内的大论争促进了学界诗坛对知识与抒情的深入思考，并作出相应的挽救措施。孙星衍的毅然转变，说明既有思想、知识的重构，也有文体、文学的重塑。以孙星衍为代表的考据家为学人之文正名，促成了学者之文与文人之文并驾齐驱的新局面。

诗人袁枚情感浓郁、气质浪漫，对道与器、考据与词章、知识与性情诸方面无法做到考据家那般理性思辨和逻辑推演，遭到非难也在情理之中。在论争的视域下，我们或许更能窥探考据派文学观念的内在理路。

(一) 学者还是文人：考据家的形象定位

审视考据家文学观念的首要一点，莫过于其身份的自我定位。对考据家来说，是以学者为主、文人为辅，还是在二者之间应付自如而不分彼此，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文学观念的价值取向和文学行为的具体表现，尤关涉到个体以何种身份处世的核心问题。

随着官方大力倡导，“天下之士，益彬彬然向于学矣”。在重学尚古的浪潮下，士子竞相以学人自居，士林刮起一股崇尚学术、贬抑词章之风。袁枚嘉庆元年（1796）回信给朱珪，为文苑争取与儒林平起平坐的地位，这无疑挑战了官方尊崇儒林的权威，遭到考据家的强烈不满。焦循认为：“《儒林》《文苑》两传既分，则各隶者不宜讹杂。”凌廷堪也写诗鄙薄袁枚。大多数考据家以学者身份为荣，多持“馀事为文”的态度。以孙星衍为例，王鸣盛乾隆六十年（1795）春为《问字堂集》题序曰：“好古如孙君，其学进乎古，而又能通于今，然后出其馀事以为文，信足以卓然名其家者与。”

综上，考据家所倚重的是赖以安身立命的考据之学，词章基本上归入馀事末技之流，而文学传统意义上的文集也成了收录论学述学之文的载体。考据学群体也千差万别，由此而衍生出的一个文学现象：既有沿袭传统的考据家文集，也有以孙星衍等人为代表的考据家文集。后者超越传统，呈现出富有乾嘉特色的新文学观念和文集编纂新面相。

（二）考据与著作：二者的界定及其关系

袁枚答孙星衍信中认为著作是道，考据是器，二者有尊卑之分，这种观点是一以贯之的。袁枚一方面推崇著作词章，强调文与道不可分离；另一方面默认儒家道义，宣扬“六经者文章之祖”，二者截然两分。

针对袁枚的“道器二分”论，孙星衍认为考据与著作并无高下之分，只不过途径不同罢了。六经天道依器而存，考据可凭借通训诂、识文字、辨异同来求道，故而道器密不可分。

孙星衍《游随园赠袁太史七首》

对于袁枚的“六经皆文”之论，孙星衍如袁枚一样激进，提出逸出传统的“六经皆考据”说。在他看来，文学等同于考据类词章，即考据孔门四科一切经义的词章。虽然皆名“词章”，但同时走向另一个极端：经学皆考据之学，一切著作均为考据之书。袁枚对“考据”的负面定性，动摇了考据家的思想根基；孙星衍“六经皆考据”的极端说法，激发了焦循等人对“考据”探本正名。

（三）学问和词章：能否兼得与如何融会

袁枚的考据著作二分说，隐含了两个命题：考据偏重撰述，著作强调创新，故二者不可兼容；考据戕害性灵，限制想象，不利于诗文创作。袁枚强调诗贵创新，其实诗人也同样存在考据家师古泥古的毛病。考据也贵创新，并非一味承袭圣贤的陈词滥调。同样，诗人也讲求学问，博览群书方能才思泉涌。袁枚自称“每作咏古、咏物诗……无所不搜”，也承认明经能诗者大有人在。

大家名家是可以将学问根柢融于诗歌性情的。具体来说，先有考据而后才有词章。嘉庆十三年（1808）九月，阮元为齐召南诗集题序，认为写诗须有学问作为根本，尽管诗不可能全部展露其学问，但学问可以在诗中得以呈现。凌廷堪则直指袁枚，讥讽性灵派既空疏浅薄又夜郎自大的三种做态，幸亏孙星衍、焦循“力辟其谬”。有鉴于此，考据派主张以学问济性灵，多读书矫空疏。乾隆五十八年（1793）六月，陆廷枢为翁方纲诗集序云：“覃溪自诸经传疏以及史传之考订，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贯彻洋溢于其诗。”陆元鋐也说：“‘性灵’之诗亦须有学问人为之。”

袁枚、孙星衍之过从记录（见于郑幸《袁枚年谱新编》）

讲求学问不仅是乾嘉考据学者的晋身之阶，也是骚人词客的必备素质。孙星衍《答袁简斋前辈书》就说过“技艺亦重考据”，洪亮吉也观察到连词客、画师都对《说文》趋之若鹜，可见学问气已成为文坛艺苑的潮流风向标。

孙星衍“避去研经”，志在“精神留著作”，但我们也应看到：乾嘉时期知识重建、思想重塑、文化重构的精英，也没有放弃文苑阵地的实践和改造。孙星衍不仅在文章上确有令人称道之处，还将考据之学延展至文章之学，创作大量论学之文，收录文集之中，可谓树立新风。

孙星衍在文集编纂上极为严苛：仅就尺牍而论，《问字堂集》只有寥寥四篇书信，内容皆以论学为主。作为典型的乾嘉考据学者、校勘家、出版人，孙星衍生前手自编刊文集，鼓吹传扬，有着高度的自觉意识和强烈的尚学观念。

其一，鲜明自觉的文集编刊意识。作为颇负盛名的藏书刻书家，孙星衍深知书籍出版之艰。即便如此，孙星衍还是“所为文，每数年辄自订为一集”，表现出著书传名的自觉意识。基本上每隔三四年就出版一部文集，前后总共十二卷，名曰《芳茂山人文集》，刊入《岱南阁丛书》。

其二，高标考据的文集命名方式。“如果说，明代以前学术著作而以集命名者还属个别现象，那么，到了清代这种现象则日益增多。”孙星衍、卢文弨等考据家的文集命名，正是其绝佳注脚。孙星衍远绍清初顾炎武倡导的“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近承钱大昕的庭训：“有文字而后有诂训，……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以此名集，既是孙星衍尊经学古的真实体现，也顺应了乾嘉考据家文集命名的时代潮流。

孙星衍《问字堂集》目录

其三，迥异流俗的文集编纂观念。孙星衍及几位考据家代表在文体文类上引领风气的，是他们迥于时俗的文集编纂观念及其实践。孙星衍典藏丰富，却有与众不同的图书分类法：以十二部统摄群书，“不囿于经、史、子、集之限”。孙星衍如此划分，是出于购书藏书的现实考量，更是其注重经史之学的精神映射。他主张“古人之著作即其考据”，落实到文集编纂上，就是收录大量论学之文。

首先，孙星衍注重论学文的学术性，而不注重其文学性，宁可牺牲文学性也要保全学术性。乾隆末嘉庆初钱大昕、王昶等人，均对《问字堂集》大加赞赏，但也有人批评他不遵循唐宋八大家的轨范。孙星衍摒弃形式技艺上的模仿，而注重学术见识上的涵养体悟，此乃考据家不屑于传统古文而别创学术古文的重要路径。孙星衍“每自嫌文不逮意”，即所为考据论学之文是否合于性与天道、顺乎先贤旨意，而不重视辞藻、技艺层面的表达。

其次，孙星衍文集收录经史考据文章的体量大，占比高。孙星衍手自编定刊行的五部文集，所收学术文竟然近占总数的九成，首部文集《问字堂集》皆为清一色的论学述学之作。与同时代考据家相比较，孙星衍在文集编纂上可谓独领风骚。汪中与之极其相似，《述学》内篇三卷共计21篇，全是学术札记类文章；外篇有11篇，仅《伯牙事考》可算作考据之文，但占比不超过七成。卢文弨以校勘为志业，其乾隆六十年刻本《抱经堂文钞》与孙星衍《问字堂集》刊刻时间相近，学术之文的占比也难望孙氏项背。可以说，考据之文入集由广泛认同到落地实施，再推向高峰，孙星衍从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结 语

乾隆五十一年（1786），孙星衍向袁枚宣告“避君才笔去研经”，标志孙星衍由天才诗人向学者身份的重要转变，此前已有类似转向。这也与乾隆后期最浩大持久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编纂桴鼓相应，因此考察乾嘉学者的文学观念及其文集编纂，有了文化重建上的时代意义。

袁枚出于维护诗坛地位、爱惜奇才的考虑，不断言说考据危及词章之弊，数次劝诫孙星衍，最终引发乾隆五十九年（1794）孙、袁的考据词章之争。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场论争也可视作以孙星衍为代表的考据家对传统文学观念、文体编纂的狂飙突进：主张考据与词章可以兼顾，强调诗文根柢于学问；重视论学体古文，进而确立并凸显了学者之文大量入集的时代特征。

像孙星衍那样高标论学述学之文并且大量编之入集的，只能算作乾嘉时期引领潮流的小部分群体。大多数人，包括钱大昕、程晋芳、洪亮吉等考据家，其别集编纂仍然是新旧并存，甚至全部沿袭传统的编纂模式。乾嘉文集的著述化，是伴随乾嘉学术盛衰而兴替的，具有时间上的阶段性，道咸以后略显颓势，被文集经世化所接续，这恰恰反映出清人文集编纂因时而变的宏观特征。

特别鸣谢：感谢杜桂萍教授、罗时进教授、何诗海教授对拙文的指导和教正！

本文刊发于《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经作者授权转发。为阅读方便，现略去注释仅保留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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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问：杜桂萍

主编：于金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