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文史资料学术价值 编者按：始于1959年的文史资料征集经五十多年的努力，已经获取大量的历史当事人口述或撰写的第一手史料，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史资料的提供者大都亲身经历过近现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史料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工商、文化、教育、科技、民族、宗教、华侨、民俗等各个方面，可谓“中国近现代史百科全书”。充分发掘文史资料的史料价值，必将极大地拓展中国近现代史研冤的领域，成为深化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引擎。基于此，本刊特邀相关专家就文史资料的重要价值及从文史资料这一视角对中国近代工商业者、中国近现代新闻史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进行探讨，旨在展现文史资料的珍贵价值及其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紧密联系。 关键词：文史资料；中国近现代史；工商业者；中国近现代新闻史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4）03―0134―10 由周恩来同志亲自倡建的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至今已历时半个多世纪，全国各级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征集各类中国近现代史“三亲”史料达80多亿字，编辑出版史料选辑、专集近50亿字，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提供了大量历史当事人讲述或撰写的翔实、生动、鲜活的第一手史料。

史料是研究历史最基础的资料。没有史料，研究历史就无从下手。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将史料归为两大类，一类是非文字记载史料，其中包括现存实迹及口碑、实迹的部分存留者、已湮没的史迹又被意外发现者、原物保存或再现者、实物模型或图影；另一类是文字记录史料，其中包括旧史如有关史迹的文件、史部以外的各种典籍以及书籍以外的账簿、族谱、家谱等，还包括类书及古轶书辑及金石镂文、外国人著述等。德国历史学家克劳斯。阿诺尔德说：“我们把可以从中获知关于过去之知识的所有文本、研究对象或事实都称作史料。史料是历史认知的出发点。”“一段史料的重大作用是其对于历史研究的认知意义。”自古以来我国的史学理论家就把对史料的收集、分类、保管、整理和编纂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称为史料学。 始于1959年的人民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现已征集了大量的历史当事人口述或撰写的第一手“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史料，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协文史资料从史料的提供者看，他们是自1898年戊戌政变以来，亲身经历过近现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者；从史料内容看，他们所提供的“三亲”史料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工商、文化、教育、科技、民族、宗教、华侨、民俗等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包；从史料的层面看，既有关乎国家军机的大事，也有记述普通百姓的凡人小事，可谓三教九流无不涉及。

因此有人将政协文史资料称之为“中国近现代史百科全书”，以此比喻政协文史资料内容之丰富和涉猎之广泛。 有些对政协文史资料不大了解的人，在看了一些文史资料后常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据文史资料所写的历史是否可信？它是正史还是野史？其实，政协文史资料只是史料，不是历史。史和史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曾说过：“有这么一个提法：史料即史学。史料等于史学，这是错的。研究历史要有史料，但史料不等于历史。”政协文史资料从其一创建时起，就提出了要为历史研究服务的宗旨，这是由其史料的本质所决定的。但史料最终能不能被写进历史，需要历史研究者在写史的过程中对各种史料进行科学的鉴别、核实、比较、评估后，才能做出正确取舍，不是所有的史料都能成为写史的依据和素材。政协文史资料作为历史当事人讲述或撰写的中国近现代史“三亲”史料，不过是诸多史料中的一种，它不同于档案、文献等史料之处在于它有着较为丰富的历史细节，且内容翔实、生动，读之有令人身临其境之感，比之文字较为枯燥甚至有些艰涩的档案、文献史料更易引人入胜。而且由于它是历史当事人讲述的“三亲”史料，很多内容细节鲜为人知，因此比较容易赢得人们的信任，特别是对一些历史研究不够深入的人来说，很容易产生“史实原来是这样的”感觉。

但与此同时，也会令一些人产生“难道历史真象是这样的”疑问。其实，无论产生信任还是疑问都是很正常的，因为文史资料中有很多内容是当事人“自己不说外人不知”的事情，只有对这些史料进行严肃认真的核实、研究后，才能对史料本身的真实性得出正确结论。 政协文史资料作为历史当事人提供的第一手“三亲”史料固然弥足珍贵，但由于这种史料多是以回忆、追忆的形式讲述或撰写的，故而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有些历史当事人在回忆、追忆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难免会由于时过境迁或语境的变化而对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认识因某些因素（如政治、传统观念、其他史料影响等）的影响而产生偏差，从而难以完全客观、准确地还原历史。这就需要研究者在利用文史资料时加以认真的核实、考订，同时与档案文献等史料进行比对，才能更好地运用文史资料来进行历史研究。二是有些历史当事人在回忆、追忆的过程中，会因记忆原因，在时间、地点、人物及其他细节方面产生误差，有时甚至会张冠李戴。 上述两方面的不足，在某种程度上会使一些人对文史资料的真实性产生疑问。然而，历史研究者在利用史料时不能以个人的主观意志去苛求史料本身的不足，特别是对文史资料这样的“三亲”史料，更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因为这种鲜活的“三亲”史料毕竟与死板的档案文献史料有较大的区别，很多历史细节是档案文献中所没有的，有时甚至是“孤证”，这需要研究者下工夫对史料本身进行研究。

文史资料作为史料，它首先是供历史研究者参考的，历史研究者只有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对其进行分析、比较、鉴别、核实后，才能对史料的真伪及其价值做出客观的评价。 政协文史资料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三亲”性，而这种“三亲”性正是文史资料的价值所在，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史资料作为历史当事人讲述或撰写的“三亲”史料，是一种“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史料，这种史料与以往的“后朝人”靠历史档案文献写“前朝史”的修史方法完全不同，它体现了具有社会进步意义的民主性。没有民主不可能有“当代人写当代史”，不可能有历史当事人的“三亲”史料。特别是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允许“多说并存”，即允许不同的历史当事人所讲述的史料对同一历史事件或人物有两种以上不同的记述，这就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更广阔的研究空间，打破了以往研究者单纯依靠档案文献史料进行历史研究的局限性。从事历史研究虽然是枯燥的，但历史研究者在不断地挖掘和发现新历史“证词”并用新“证词”取代或否定旧“证词”中得到乐趣和“快感”。而文史资料这种历史当事人“多说并存”的鲜活史料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大量丰富的新“证词”。 二是在浩如烟海的中国近现代史史料中，特别是晚清至民国这段历史中，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所留下的“三亲”史料绝大多数都在政协文史资料中。

虽然这些史料从数量上讲与其它大量的档案文献史料相比显得微不足道，但却有着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说它弥足珍贵，其一是因为它是历史当事人讲述或撰写的，其中不乏著名历史人物讲述或撰写的“三亲”史料，这种史料对于研究历史有着极高的价值。其二是这种历史当事人讲述或撰写的“三亲”史料毕竟为数不多，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属稀缺资源，因此文史资料更显弥足珍贵。 三是文史资料是历史当事人讲述或撰写的第一手史料，这种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具有档案文献史料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价值珍贵。所谓第一手史料，是指历史见证人提供的“证词”（史料）或照片；二手史料一般指文献档案。德国历史学家克劳斯?阿诺尔德教授指出：“人们在学术实践中区分‘史料’与‘描述’、‘一手’史料与‘二手’文献。假如人们把两者联系起来，那么一方面描述与学术文献是在史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另一方面它们又支持了对史料的解释。”“目击证人的证词或照片比后来的证词或调查报告自然得到优先保存。为此，人们使用了‘一手’史料和‘二手’史料的标识。”从这段论述中不难看出作为第一手史料的政协文史资料所具有的价值了。 四是文史资料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具有匡误补缺的作用。

在2007年11月7日全国政协颁发的《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加强文史资料工作的意见》中，对文史资料的学术价值概括为三句话，即：“匡史书之误，补档案之缺，辅史学之证。”这三句话是对文史资料学术研究作用的精辟总结，也是文史资料学术价值与地位之所在。对于这个问题，通过一些实际例子可以更清楚地说明文史资料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匡误补缺的价值。 1.匡史书之误。199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由天津、上海、广东、辽宁等八个省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著的《列强在中国的租界》一书虽是史料专集，但对租界问题研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该书根据大量的“三亲”史料不仅匡正了以往在中国租界问题研究中一些含混不清的概念，对租界、租借地、商埠地（包括约开商埠和自开商埠）、铁路附属地等做出明确界定（以往有些学术著作中对这些概念是不清楚的，都笼统说成是租界），而且对过去一些根据档案资料研究而出现的错误做了纠正。如《天津条约》中有增开牛庄为通商口岸问题，过去人们一直都认为牛庄开埠不是问题，但通过“三亲”史料证明实际上开埠的不是牛庄而是营口。再如《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在福州设立了日租界，根据条约研究这似乎是铁定的事实，但事实上福州并没有设立日租界。

原因是日本根据条约在福州划定了日租界四至后，引起福州人民的强烈反抗，经过几次斗争，致使设立日本租界流产，没有成为事实。这两个例子都很好地说明了历史当事人的“三亲”史料对匡正过去历史研究中的错误有重要作用。 2.补档案之缺。这里仅举一个例子。当年曾被周恩来肯定为有较高史料价值的《袁世凯挟制熊希龄解散国民党的经过》一文，是作者郑廷玺听熊希龄亲口所讲而记录下来的史料。这篇寥寥一千多字的史料翔实生动地记述了袁世凯如何设圈套逼熊希龄就范签署解散国民党令、取消议会中国民党籍议员资格的经过。熊希龄与袁世凯关系甚为密切，袁世凯任民国大总统后即委任熊为财政总长，不久又任热河都统，1913年7月任命熊为国务总理。而郑廷玺从政前曾是湖北矿业方面的技术人才，熊任热河都统时亲自点名调郑去热河担任实业厅技士兼秘书处秘书，对郑非常器重，无话不谈。这篇史料将袁如何设圈套将本应由熊希龄承担的承德避暑山庄文物失窃罪名强加到国民党身上的经过，写得淋漓尽致，这个黑幕如果不是熊希龄本人对知己者言，外人根本无从知道，更不可能有档案记载，后人所能看到的最多就是一纸熊希龄签署的解散令而已。因此周恩来对这篇史料给予高度评价。类似这样的例子在文史资料中还有很多。

3.辅史学之证。这里举一个小例子。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下令发动内战，并打响第一枪，而后却大肆宣传是中共破坏和平协议，把挑起内战的罪名推到中共身上，而中共方面的说法与之完全相反。那么事实真象又如何呢？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参谋次长的范汉杰1964年所写的文史资料《国民党军进攻中原军区宣化店点滴回忆》一文，将这个历史真像揭露得一清二楚。在这篇史料中，范汉杰详细记述了当年蒋介石密令他携亲笔信到郑州，将信交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命刘峙对宣化店我军发动进攻的经过，以确凿的事实揭穿了国民党的谎言，印证了中共方面始终坚持是国民党打响内战第一枪的说法。这样的史料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都是难得的、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政协文史资料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作用与价值。政协文史资料不是有文必录、来文必登，过去征集文史资料的指导思想首先是“名人大事”，即撰述的内容是要与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要事件有关，而且是优先征集。这个指导思想主要是要保证文史资料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研究价值。在征集史料的过程中，为了保证史料的真实，还???出了一系列的撰述原则，如“三不”原则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三不讳”原则即不为亲者讳、不为长者讳、不为尊者讳，“三不拘”原则即不拘观点、不拘体裁、不拘完整；既不能贬损溢美，也不能“以一缗泯功过”；在刊发时要严格把好史实关、政治关和文字关等等。这些原则对保证文史资料的价值与真实性起到了重要作用。所以，政协文史资料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作为史料来讲，绝大多数是经得起检验的；从研究历史的角度来讲，也是有重要参考作用的。如果以偏概全或是完全依赖档案文献来研究历史，未免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