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朱焘（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

来源：《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21年12月18日

2021年11月27-29日，第五届地方文史高级研修班在上海举行。此次高级研修班由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中心、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主办。该研修班每年召开一次，目的是加强高校、科研机构与地方文史部门的学术交流，推动地方文史研究工作向前发展。研修班除邀请资深专家就田野调查、档案编研、口述历史、民间文献征集利用、地方党史研究等主题举办专题讲座外，还组织高校和地方的文史专家进行对谈，开展多场沙龙进行交流、讨论。

应疫情防控需要，本届研修班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吸引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上海通志馆、贵州省图书馆、泸州老窖博物馆、清远市博物馆、诸暨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昆明市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文化中心图书馆、台州市仙居县档案馆等九十余家单位的地方文史专家共同参与。全国政协委员章义和教授、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冯筱才教授、副主任李世众教授分别为研修班致辞。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学系科大卫教授以“从生活的小品到社会经济史”为题目展开首场讲座，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冯筱才为其主持。科大卫所说的“生活的小品”是对英文单词“ephemera”的翻译，很多图书馆用这个词来代表某一类的收藏，这类收藏品是那些在生活中短暂地使用的东西，如戏院门票、火柴广告等，人们不会将这类物品留存很久，往往用完就会丢弃。同样，民间文书也属于“生活的小品”。科大卫随后以田土文书、碑刻、尺牍、会议记录、契约等为例，进行了示范性解读。他认为学者们不应止步于对这些地方文献的兴趣，更要将自己对这些材料的理解写成文章，这样才能促进学术对话，纠正和完善其中可能出现的错误。但高校的学者往往不了解当地的情况，很容易对地方文献出现误读，因此在这方面需要地方文史工作者的帮助。科大卫同时指出，讲中国社会的时候，一定是中国某一个地点某一个时间的社会，但也不能只停留在这里，同时要去了解中国整个大环境。不了解大环境，也就无法了解地方，地方发生的事情与周围存在很多关联。另外他也强调了田野笔记的重要性，记忆容易模糊不清和混淆，如果没有田野笔记而单纯依靠记忆，就相当于自己创造历史材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第二场讲座是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张济顺教授的“探索地方性：1950年代上海研究若干心得”，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赵晋教授主持。首先，张济顺提出了“何谓’地方’？”的思考，她认为所谓“地方”，并不等同于行政区划，随着学科发展，省市界限不一定能够规范、框定研究对象，打破以往固化界限从更大的地域史、区域史的角度去看，则可以发现有更多不同学科的研究相交互补。随后，张济顺又提出“如何定义作为地方的城市？”，“地方性”的定义是特定空间的特质或特殊性。城市的地方性则有以下两个特点：（1）比较视野下城市之差异；（2）内部路径获得，即“在地”、“在场”或“参与性观察”的文化符号。因此，近代上海的城市特质可以理解为五种变化：样态之变、经济之变、行政之变、社会之变、文化之变。从不同方位看上海，有助于加深对上海城市特质的理解：从“内部”看上海，上海具有缝隙效应；从周边看上海，上海具有磁场效应与孤岛效应；从全国看上海，上海具有示范效应、辐射效应；从全球看上海，上海具有魔都效应。接着，张济顺进一步追问：在革命史中寻找上海，有哪些地方性的特质是没有变化的呢？她以《远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一书为例，向大家讲述了大时代下的小故事。最后，张济顺将当天的主题归结为“都市远去、摩登犹在：1950年代中国的上海旋律”。这种社会文化表层下的基底性力量其实可以套上“地方性”的概念，而且不只包含和国家角力的部分，其实还有和国家力量契合的部分，这方面则有待大家作进一步的研究。

近年来口述史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口述史访谈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前景如何？它能为历史研究带来些什么？在使用口述史料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三场讲座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金大陆研究员的“口述史访谈的理论与实践”，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刘彦文教授主持。金大陆谈到近年来口述史访谈的发展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这离不开学术及社会各界的支持，但在访谈的实际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注意。结合自身经历，他指出在开展口述访谈之前一定要对整体的项目在心中有个规划和框架，充分了解被采访人的各项信息，可以从细节的、起源性的视角的来探讨口述访谈的一些逻辑关系。口述史料需要经过系列规范整理，才可供发表和使用，通过研究才会体现它真正的价值。最后，金大陆以他正在从事的上海救援唐山大地震的口述调查和上海乒乓球名将的访谈录为例，强调访谈当中要有问题意识，带着问题意识去提问会更易发现新线索和新的研究方向。

第四场讲座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金光耀教授的“从新编方志资料看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阮清华教授主持。金光耀认为地方志是研究知青上山下乡的重要材料，有关知青的史料大多出现在省、市一级志书的劳动志中，一般都有“知青上山下乡”的专编或专章，其资料来源均为政府的档案文件，而劳动志之外的其他专业志中也包含许多有价值的知青史料，但这些尚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研究，大都是在全中国的层面上展开，但上山下乡在各地显示出很大的差异性。因此，金光耀提醒研究者要关注地方志资料，深入到地方才能观察到上山下乡运动展现出的多面现象，揭示出在各地的侧重性，更好地认识和反映这场涉及全国的社会运动。金光耀与金大陆曾发起《中国新编地方志知识青年上山下资料辑录》资料汇编工作，共査找了6500余部方志。这些新编地方志对知青研究具有怎样的价值？金光耀从知青上山下乡的安置经费、动员政策、知青婚姻、知青相关案件四个方面进行讲解。最后他对未来利用地方志研究知青史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认为从新编方志中可以发现一些被忽略或者还没有引起重视的问题，方志提供了从区域史角度切入来深化知青史研究的可能性，将研究范围从全国深入到省市区县，如果从省、地、县三个层面上综合利用方志资料，将传统的历史学方法与社会学、统治学等方法结合起来，或可进一步推动知青史研究。

第五场讲座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包伟民教授的“从江南市镇起源及其类型略议”，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黄纯艳教授主持。包伟民从陆游的“西村”入手，通过解读其诗作，展现了南宋时期浙东农村地区的生活场景、市场的源起及层级类型，指出南宋山会农村基本形成了由不同层级市场构成的网络体系，它们负担着农民日常米盐交换以及将大宗农产品转输外部世界的功能。随后以浙江乌青镇为个案，对“专业市镇”与江南市镇研究范式作了角度独特地评论。最后讨论了近代江南市镇人口与城镇化水平的两种类型，即江南地区可分为属于嘉兴类型的中心地带和属于鄞县类型的边缘地带。所谓嘉兴类型有这样的一些特征：（1）中间市场人口占农村市镇人口总数的绝大多数；（2）市镇上的商铺绝大多数每日营业，市镇的城镇化水平或者说准城镇化水平很高；（3）从市镇人口的职业构成来看，农业人口相对较少，市镇作为商业区的中央性比较明确，因而市镇的人口，尤其是一些商业繁盛的属于中间市场市镇的人口，其城镇性显然已经超过了乡土性。而关于鄞县类型，则与之有明显的差別：（1）缺少规模庞大、商业繁盛、居民万人上下的特大市镇，这反映着鄞县农村专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因此还未在县区内部形成一定的专业经济中心；（2）中间市场较少，基层市场数量比较嘉兴多，分布更广，因此市镇镇区人口占全县人口总数的比例大大低于嘉兴地区；（3）更重要的是，鄞县农村市镇人口结构中农业人口仍占大多数，多数市镇尚末成为农村中较单一的商业中心，而是处在一种农商相兼的水平上，半市半乡，基本为定期集市，而不是像嘉兴类型那样，大多已经发展到日日市的水平了。最后，包伟民再次强调，研究者要“充分认识历史社会的复杂性，警惕过于明快的理论归纳”。在研究中，范式只是一种观察问题的视角与分析问题的工具，需要考虑其是否适用，是否符合实情，要注重历史的复杂性。

第六场讲座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鲁西奇教授的“中国古代早期庶人的名与姓名”，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包诗卿教授主持。鲁西奇从中国古代早期庶人的称名方式入手，根据“九年卫鼎”铭文、“散氏盘”铭文、陶文图录、包山楚简、里耶秦简等周秦至汉初不同文献中对于庶人“名”的记载，进一步讨论了姓氏制度与称名方式的演变，并简要概括了庶人称名方式的变化。庶人之名，本起于口语称谓，以“音”表达，并不书写。在人名书写系统中，采用哪一个汉字大抵取决于书写者的书写能力、情景判断或情感偏好和意义选择，而这一行为就属于是国家权力从外部进行干预甚至直接执行的结果。因此，鲁西奇指出，庶人称名用姓氏，一般有以下几种来源：其一以其职业、身份（包括族群身份）为氏；其二以地为氏，即以来源地或居地作为庶人的属性，并进而成为其氏称；其三行役而用姓氏。随后，他进一步考察了古代早期庶人之名使用的不同类型与方式，即口语表达的人名、书写成文字的人名和实际使用的人名，分析了书写性庶人名的结构，进而指出庶人“名”与“姓名”的本源与实质。最后，鲁西奇谈及华南学者的研究以及人类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强调要建构“人”的历史学，关注活生生的人，关注普通人，关注处于边缘的弱势群体。在国家制度这样强大的文化权力与机器面前，甚至在大众面前，个人是非常渺小的，孤立无助，被卷入王朝国家体系。“他们出生，他们受苦，他们死亡”，这是所有普通人一生的轨迹，没有人能逃脱这句老话的桎梏，但通过不断的研究会逐渐给这三个环节赋予越来越丰富的内涵，一如以“名与姓名”这一符号拼接其人生轨迹，叙述历史进程。

族谱是史学研究中较常见的史料，面对浩如烟海的族谱资料，如何去如何从里面提取信息，又如何利用其进行历史研究？第七场讲座是中山大学历史系刘志伟教授的“阅读族谱”，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周健教授主持。首先，刘志伟提出讨论：族谱是史书还是史料？由于族谱并非是公开向他人讲述历史，具有一定的隐私性，故其与一般的中国传统文献性质不同。把族谱看成史料可追溯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来新史学的发展，梁启超认为族谱可做史料使用，它与其他的民间文献并未有太大区别，如族谱可以用于人口学、家庭学的研究。随后刘志伟以苏洵、欧阳修为例，讨论中国族谱世系的基本构成。他认为族谱编纂具有三个基本要素，即五服之内的口传祖先记忆、编撰者的文字记录以及史书记载的远代名人。族谱是“历史”的记忆，也是“结构”的表达，历史与结构在此统一。最后，刘志伟强调如何从族谱中发现历史非常重要，在阅读谱系所呈现的历史时，需要注意其中历史关节点的记述、祖先故事的叙事结构以及宗族语言的运用。从系谱中阅读历史，要格外注意真实与虚构、传说与档案（口述与文字）、祖先的故事与地域的历史等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八场讲座是浙江大学历史系杜正贞教授的“地方诉讼档案的价值及其整理研究”，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黄阿明教授主持。杜正贞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例，说明浙江大学历史系与地方档案馆的合作模式。她认为龙泉司法档案清晰地记录了中国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从传统到近代的变革过程。同时，这批档案也反映了近代地方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家庭婚姻、民众观念等方面的变迁，几乎涉及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随后，杜正贞详细地向研修班学员介绍龙泉司法档案的整理和出版步骤，首先应对所有档案逐页扫描；其次要进行卷宗级编目，浙江大学团队在整理时将每个卷宗司法档案的年代、性质、原告姓名、被告姓名、诉讼事由、诉讼结果等信息进行统计，制成表格；再次是选编与出版，在这一过程中专家学者对档案经行了严密的筛选。随后，杜正贞介绍了档案解读的方法，她认为解读与研究档案要了解档案产生的制度背景，也需要追溯档案产生、收藏的过程，应回到档案所涉及的人事活动的现场，档案解读应与田野调查相结合。最后，杜正贞还介绍了龙泉司法档案选编数据库（），进一步强调了档案数字化对文史编研的意义。

第九场讲座是厦门大学历史系张侃教授的“宋元以来浙南滨海地区的人群、制度和社会——以温州地方文献为线索”，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唐小兵教授主持。张侃以温州的地方文献为基础，分享了他在地方文献整理过程中的思考及研究过程中的心得体会。张侃首先将温州滨海地区的地理环境进行了一个大致的描述，宋元时期，滨海居民以海利商贩为生，与海洋性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海外贸易的兴盛，使得当地形成了一些“形势之家”。至明代后，随着盐业生产秩序的变迁，一些隶籍灶户的平民庶族开始发展成了在地方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衣冠士族。明中叶之后，随着军户、军余的增加，信仰出现多元化现象，各种不同类型的庙宇得以兴建，取代了旗纛庙的仪式中心地位。最后，张侃以航海针路图为载体，分析了南麂岛的社会形态演变，从海洋社会角度来看，南麂岛的地理位置是航海针路中具有重要指向意义的一个标识，其空间意义并不在于岛屿本身，而在于他所连接的周边岛屿及海域，海洋人群便在这里聚散。张侃利用了大量的民间文献，从滨海人群、国家制度、地域社会等角度，细致地向研修班学员示范了如何从零散史料到故事勾画再到学术研究。

第十场讲座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冯筱才教授的“数位文史与地方记忆”，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刘建平教授主持。在讲座的开始，冯筱才谈到了地方记忆抢救之急迫性，地方的文化遗产与历史遗留消逝速度非常之快，应该用什么样的手段才能够最快、最紧急、最有效地去抢救这些资料？对此，他提出传统的地方文史征集方法需要进行“数位革命”，并提出了“数位文史”的概念，谈到地方记忆抢救之急迫性，呼吁来自全国各地的地方文史工作者合作、共享、抢救、传承，将代表中国大多人的庶民的记忆保存下来。所谓“数位文史”，即是在地方文史工作中大量引入数字方式，大幅提升物质或非物质历史遗留的抢救效率，并拓展保存即将消逝的历史遗存的渠道。冯筱才系统地讲述了如何开展“数位文史”，一方面是保存，另一方面则是征集，编研成果要想办法数位呈现。冯筱才认为口述访谈中要充分利用数位技术，并分享了自己做口述访谈的经验，访谈时的问题必须是具体化、日常化的问题。随后，冯筱才还介绍了目前做的比较好的地方文史编研成果的呈现和公众推广的案例，进一步呼吁各地学习一些已经较好、较完善的数位文史模式。面对很多文史工作者提出的人手不够怎么办的问题，冯筱才提出可以进行义工招募，发展自助式的记忆抢救保存平台，建立合作联盟，地方与高校、专业加业余、官方和民间共同来抢救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最后，他指出之所以每年举办地方文史高级研修班就是希望和各院校的老师、地方文史工作者合作，共同来做这项事业。

第十一场讲座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曹树基教授的“走进村庄：契约文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李世众教授主持。曹树基首先介绍了他和团队搜集整理地方文书的经历，其中重点回顾了石仓契约的发现和整理，以此向研修班学员传授文献搜集和整理的经验与模式。接下来，曹树基向文史研修班的各位学员展示了这些年来团队关于石仓契约文书的相应研究，并系统地讲解了契约文书的分类与释读，指出地方文书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在问答环节中，曹树基向大家讲述了论文的写作步骤。首先研究者在读材料的过程中，必须读出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所谓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材料中反常识、反逻辑的地方。另外，还需要注意“逢数据必算”，在读材料的过程中尽量突破这些一般性的概念，抓住材料中与原来的表述、原来的方向相反的东西。要“从资料中发现问题”，然后再提出问题，并提醒尽量不要收集同质化的材料。在此基础上，曹树基认为只要有足够多、足够复杂的新资料，往往就能写出好论文。

除十一场专家讲座外，本届地方文史高级研修班还特别安排了多场“高校VS地方文史对谈”和文史交流夜沙龙环节。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史机构专家不仅在沙龙上分享自己收藏、编研的资料成果，还专门就自身从事资料搜集、整理、编研、策展等工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向讲座教授一对一请教。如来自山西戏剧协会的刘涛将自己多年来收藏的清代杂字册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个人账册分享给大家，冯筱才教授、李世众教授和黄阿明教授与研修班学员一起辨认上述原始文献，并认为这些民间文献记载了许多官方档案、报刊中无法见到的制度线索。来自泸州老窖博物馆的景俊鑫和韩霖则在沙龙上分享了自己在酒企历史资料搜集上遇到的挑战。冯筱才认为，地方文史机构可以进一步扩大资料搜集的范围和深度，许多域外或看似无关的历史资料可能具有极高的价值。通过华东师范大学图书报刊资源，冯筱才向泸州老窖博物馆展示了民国时期“泸州大曲酒”的新闻报道和泸州酒坊经营者温筱泉、刘航琛的史料。此外，各位讲座教授也在沙龙上强调口述史料的重要性，期待文史机构利用自身优势，与高校加强合作，尽快抢救口述史资料，为后世存史。

在最后一天的文史对谈中，中山大学历史系温春来教授、复旦大学刘永华教授、厦门大学黄向春教授和刘诗古教授等先后作为引言人，分别就民间文献和地方文史编研讲述了自己经验和看法，并集中地回答了来自各地文史工作者所关心的问题。研修班结束后，华东师范大学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邀请讲座教授为各位学员颁发结业证书。线上线下参会学员组建研究群组，为日后高校与地方文史机构的合作以及文史机构之间的横向合作提供了平台。

（郭子健、何晓方、王泽军、吴杉杉、周依林、孙赟馨、李影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