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6日，价值千万的《四库全书》影印本现身第八届中国龙江国际文化艺术产业博览会，吸引了大量参观者前来一睹此书的“芳容”。此次《四库全书》影印本是中国二百四十多年来首次原大、原色、原样复制，手工宣纸制作，能保持一千年以上。

据了解，此次展出的为《四库全书》的影印版本。经国家图书馆同意，国家新闻出版社总署批准并立项，由中国出版社集团承担，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624函，36217册2282680页，8亿多字，全套价值三千万人民币。《四库全书》在深藏了二百四十多年后，在21世纪最尖端的数字印刷技术和造纸技术支撑下，变成人人可以亲炙并珍藏传世的文化瑰宝。文津阁《四库全书》的出版不仅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与支持，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被誉为新世纪最大的出版文化工程。

命运多舛的《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编纂的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丛书。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四库全书》在乾隆四十七年完成了第一部书。后来进行了分抄，并在分抄的过程中进行进一步的修订。五十三年，即公元1788年，才全部正式完工。当时仿照天一阁的范式，决定以阁藏书。

《四库全书》奉旨总共缮写成７部，分别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北京）、圆明园文源阁（北京）、热河行宫文津阁（承德避暑山庄）、盛京皇宫文溯阁（沈阳）、大观园文汇阁（扬州）、金山寺文宗阁（镇江）、圣因寺文澜阁（杭州）。这也就是俗称的“北四阁”和“南三阁”。

可惜的是，《四库全书》成书的两个多世纪中，命运多舛，屡遭劫难。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而实际上有时不过三代光景，盛世风采就灰飞烟灭。到了清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如火如荼，镇江、扬州两地城池先后被攻破，文宗阁和文汇阁《四库全书》毁灭兵燹；文澜阁《四库全书》也在战乱中散佚大半。英法联军入侵圆明园时，文源阁《四库全书》亦毁于一旦。至此，７部《四库全书》已毁掉了3部半。幸存的3部半也历经劫难：文渊阁《四库全书》在战争中饱受颠沛，辗转千里，最终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津阁《四库全书》后入藏国家图书馆。文溯阁《四库全书》从沈阳西迁兰州。残缺不全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后经有识之士组织多次抄补，现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文溯阁《四库全书》离开沈阳的因由

文溯阁《四库全书》共6144函，36318册，均为清内府写本，盛于特制的楠木书匣内。书册为软面包背装。其封面，经部用绿绢、史部用红绢、子部用青绢、集部用灰绢。《总目》《考证》用黄绢。纸张选用的是洁白坚韧的开化榜纸，工楷墨书，字体绢秀，每册的首尾二页钤有“文溯阁宝”和“乾隆御览之宝”玺印。文溯阁藏书所用的115个书架是楠木所制，馨香浓郁，持久不散。

1914年，袁世凯以“防备兵变”为由，要求“奉天的典籍”“必须转移。”奉天督军段芝贵于是将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运往北京。但书运抵北京后并未受到妥善保管，由于卷帙浩繁，找不到合适场所，只好弃置故宫保和殿。这样一放就是10年。直到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系张作霖获胜，情况才有转机。1925年6月，奉天省教育会会长冯广民到北京参加“清室善后会议”，看见文溯阁藏本《四库全书》被冷落一隅，便求助于张学良等人，希望将书重新运回沈阳。随后，在张学良的支持下，这部《四库全书》于1927年初重新入藏文溯阁，从而结束了13年书阁分离的历史。1948年初，辽沈战役打响，国民党政府又欲将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往北京，激起了一批正直学者和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7月中旬，“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决定此事“缓办”。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为确保文物安全，沈阳故宫文溯阁的《四库全书》等重要文物曾被疏散到黑龙江省保管。1954年1月，这部巨著回到沈阳。 文溯阁《四库全书》第三次外运离开沈阳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有关这一段历史的情况长期不为外人所知，坊间版本甚多。据知情人士披露：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沈阳故宫文溯阁《四库全书》的管理体制就发生了变化。1932年9月1日，伪奉天省长臧式毅“训令”：为整理重要图书，便于保管起见，将文溯阁《四库全书》、《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划归国立奉天图书馆。1935年日军派人清点文溯阁《四库全书》后，以文溯阁多年失修为由，在文溯阁前西南处修建了一座钢筋水泥结构的二层书库，内置钢制组合书架。1937年，文溯阁《四库全书》与《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全部移到这里。此后，文溯阁《四库全书》就一直“书阁分离”，所有权与管理权也由省图书馆沿袭控制。

1964年1月，沈阳故宫博物院提出“请将《四库全书》归还故宫”的申请报告，但报告没有下文。1965年，基于当时的形势，辽宁省图书馆以战备为由，请示省文化厅将《四库全书》调离辽宁。省文化厅又请示中共辽宁省委，省委批示同意后，由文化厅呈文给文化部，文化部办公厅于1966年3月7日，以（1966）文厅图字24号文件的形式，给辽宁省文化厅下文，做出“基于备战需要，将辽宁省图书馆收藏的文溯阁《四库全书》一部拨交甘肃省图书馆收藏”的决定。同年9月13日－27日，两省文化厅在沈阳办理了清点交接手续。除《四库全书》外，《钦定古今图书集成》（铜活字本）以及相关档案资料也一并移交。文溯阁《四库全书》就这样远赴甘肃省，存放于距兰州市区70公里处的一个山洞里。

《四库全书》西迁甘肃

1966年10月13日，文溯阁《四库全书》安全运达兰州土门墩车站。兰州军区的27辆军用卡车已提前1小时到达车站并直接开上了站台，火车到站后立即开始装运《四库全书》，随后被秘密运抵永登县连城鲁土司衙门保藏。

“文革”初期，鲁土司衙门是省图和省博珍贵图书和文物的战备库。当时运送来的《四库全书》保护设施很简陋，书籍装在木头箱子里，只是在箱子外围刷了防火漆和石灰。鲁土司衙门始建于明初，建筑面积8000多平方米，其中大经堂面积630多平方米，文溯阁《四库全书》就存放在大经堂里。为了保护《四库全书》，特地加固维修了大经堂周边寺院的围墙，大经堂窗户也用钢条、铁网进行了封堵。为了防潮，又在书籍下面垫上了十几厘米见方的木头，并且每天开窗通风，定期检查室内温湿度。虽然当时保藏条件比较艰苦，但由于此处远离兰州，人烟相对稀少，《四库全书》安然度过‘文革’最动荡的时期，未受到任何损失。

就在大多数人不知晓国宝级文物文溯阁《四库全书》安稳存放于永登时，另一项择地保管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毕竟，作为临时战备库的鲁土司衙门距兰州较远，交通不便，而大经堂及周围建筑均为木制结构，不利于防火，长期存放有隐患。经两年多的实地勘察和反复论证后，本着“靠山隐蔽，少占土地”的原则，结合考虑当地的政治环境、自然气候条件和交通道路等多种因素，最终选定距离兰州市区60多公里的榆中县甘草店作为新库址。

1971年6月，在鲁土司衙门存放了4年零8个月后，文溯阁《四库全书》又被秘密迁至甘草店专库。专库占地面积30亩，建筑面积2400多平方米。从此，这里就成了文溯阁《四库全书》来甘后的第二个家，并在这里存放了35年之久。

当地1月平均气温6.8℃，7月最高气温23℃左右，常年平均湿度不超过60%，年均降水量323.05毫米，在保存纸质材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此外在当时，只有很少人知道被称为‘版本图书馆’的甘草店专库，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在甘肃还有一处深藏国宝的所在。

两地文溯阁与《四库全书》

文溯阁本《四库全书》离开沈阳20年后，也就是1986年，辽宁省政府给国务院写出“关于将《四库全书》归回沈阳故宫保藏”的请示报告（辽政发[1986]173号）。近20年来，全国、省、市三级人大、政协会议期间，相关话题的议案、提案不断，但是，甘肃方面发起了一场文溯阁《四库全书》留陇的“保卫战”。“归”与“留”的“口水战”，一打就是十几年，双方各持己见。

2000年4月，文化部专家组经调研考察后，向国务院报送了《文化部关于文溯阁〈四库全书〉有关情况和处理意见的请示》，提出了如下意见：一是根据“文物物归原主”的原则，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回沈阳，仍由辽宁省图书馆保存；二是考虑30多年来甘肃省为保管好这部《四库全书》所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辽宁应给予甘肃一定的经济补偿，具体事宜由辽宁和甘肃共同协商处理。

但因种种原因，辽宁甘肃两省仍维持现状。2001年，辽宁省投资千万元修建了现代化的《四库全书》地下书库。同年，甘肃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做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溯阁〈四库全书〉保护工作的若干规定》。2002年初，甘肃省人民政府投人5000余万元在兰州黄河岸畔九州台修建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楼。

坐落于兰州九州台的文溯阁《四库全书》藏书馆，继承了四库七阁的传统风格，为外二内三的园林式仿清建筑。环境优美、凉爽干燥、交通便利。朱墙环绕的文溯阁是一幢二层三楼的古典建筑，兀立于开阔的山间平台上，俯瞰着山下喧嚣的市区和奔腾的黄河。黑色琉璃瓦绿剪边的装饰，与传统宫殿黄琉璃瓦绿剪边及五彩饰件的风格完全不同，所有门、窗、柱都漆成绿色，外檐彩画也以蓝、绿、白相间的冷色调为主，迥异于其它宫殿红金为主的外檐彩饰。其彩绘画题材也不用宫殿中常见的行龙飞凤，而是以“白马献书”、“翰墨卷册”等与藏书楼功用相谐的图案，给人以古朴典雅之感。之所以采用黑色琉璃瓦为顶，主要是为了使整座建筑外观风格相统一。新馆总建筑面积5757平方米，完全按照国家特级文物馆藏标准与安全规范设计建设，在建筑规模、安全性能、内部设施、现代科技应用等方面均达到了国内同类馆的领先水平。

文溯阁《四库全书》虽然没有像文宗阁、文汇阁那样毁于战火，也没有像文渊阁那样被运往台湾，但仍饱尝迁徙之苦，历经沧桑。

《四库全书》在甘肃的研究

《四库全书》成书200多年，为后世学者构建了一个巨大的研究空间，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论题，学术研究十分活跃，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形成了专门之学科“四库学”。“四库学”的建立，更加映衬出《四库全书》在中国及世界学术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价值。甘肃学术界对于《四库全书》及相关领域的探索研究，是伴随着文溯阁《四库全书》移藏本省之后才兴起的，虽起步较晚，但成就斐然。甘肃省图书馆馆长郭向东博士，是系统研究文溯阁《四库全书》颇有建树的学者之一。2004年6月，郭向东博士在其学位论文《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成书与流传研究》中，就文溯阁《四库全书》编纂、修订、流传与保护利用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填补了一些文溯阁《四库全书》研究中的空白，尤其是他在文溯阁《四库全书》保护和研究利用方面提出的一些观点和设想，对加强该领域的学术研究与保护利用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05年7月，由甘肃省图书馆、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和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联合发起成立了“甘肃省《四库全书》研究会”，为促进和加强《四库全书》学术研究、保护利用，构筑了一个学术研究阵地及组织工作平台。随后，由甘肃省图书馆、甘肃省《四库全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全国《四库全书》学术研讨会”在兰州召开。这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四库全书》文献研究、《四库全书》史学研究、《四库全书》文化研究等，研讨会得到省内外有关专家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除本省学者之外，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广东、山东、江苏、辽宁、河南、陕西、台湾等地专家、学者60多人参加了会议，研讨会以研究内容广泛、深入，研究方法创新、多样，研究观点富有建树，成为一次名副其实的高规格、高水准的学术会议。

2005年6月及2006年7月，甘肃省图书馆、甘肃省《四库全书》研究会先后编辑出版了《四库全书研究文集》、《四库全书研究文集——2005全国四库全书研讨会论文选》两部文献专著，系统地整理和总结了清末民初至二十世纪以前的优秀研究成果，展现出《四库全书》研究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化过程。《文集》的编印发行，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检索阅读“四库学”文献，作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