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由《红旗》杂志改名而来),办公所在地在今北京市沙滩北街2号大院,简称“沙滩大院”。当年,《红旗》杂志创刊时就在这里。这里原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办公地,在它之前,是北京大学校址。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成立于1898年,地址在现在的沙滩后街北侧中段,即现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院内。此地明朝时叫马神庙,清代是乾隆皇帝的女儿和嘉公主府邸。学堂就办在已闲置的公主府内,并在公主府西侧花园建造了学生宿舍,称为西斋,也称第一学生寄宿舍。后来学校逐步扩大,向东发展。20世纪初,在原清代内务府所属汉花园大街(即现在的五四大街)北侧、北河沿大街西侧、沙滩北街东侧之间,开建了新校园。校园东半部开辟一大操场,此院就被称为操场大院。清末民初的地图上就是这么标的,以后才称为北大一院,即文学院(原马神庙旧校址为北大二院,即理学院)。操场南端靠近大街处,于1916年动工兴建了一座地下一层、地上四层的教学大楼,因全楼用红砖砌就,故人们称之为“红楼”。1918年完工后,学校一些行政部门就搬进此楼,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等均在此楼办公。1918年10月到1919年春,毛泽东曾在一层西端的阅览室工作过。操场北端,在20世纪30年代修建了学生宿舍,各单元秩号以《千字文》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命名,也称第三学生寄宿舍。

大院的西半侧布局为:南边靠近大街即“红楼”的西侧,建立了学生宿舍,名为东斋,也称第二学生寄宿舍。东斋以北,为学生餐厅和礼堂并列。再往北,为20世纪30年代蒋梦麟掌北大校印时建造的图书馆,楼为倒山字形二层,东西两翼,上下各有两个大阅览室;主楼中间为借书大厅,向北伸延部分为书库;主楼两端向北均有侧楼,也是二层,东侧每层各有四个单间,西侧每层各有八个单间共24个研究室,供教学人员阅览、研究、备课使用。此楼已被北京市列入北京近现代建筑保护名录。图书馆再往北,为一典型的四合院,前有垂花门,进门有回廊,东西为厢房,正房坐北朝南,五开间,东西两端有耳房相连;正房后有一狭长小院,北侧有一排平房即后罩房。此处原为清代乾隆时一等忠勇公傅恒的府邸,光绪时由其孙松椿承袭公爵入住,时称松公府。1931年为北大购得,作为校本部的办公处。1947年,为纪念蔡元培,命此处为“孑民纪念堂”,简称“孑民堂”。再往北,有一灰白色三层东西走向的长条教学楼,即北大文史楼。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与燕京大学合并,北大由城内全部搬迁到西郊燕京大学所在地——燕园内。沙滩大院改为北大工农速成中学。1954年划拨给中央宣传部。中宣部原在中南海办公,得此院后,即在操场中部盖起地下一层、地上五层的办公大楼。大院内除将东斋拆掉,新盖了工作人员宿舍外,其他建筑没有动。学生宿舍变为职工宿舍,文史楼一、二层为幼儿园,“孑民堂”成了会议室。变动大的是于20世纪60年代初把“红楼”划到院外,调拨给国家文物局使用。现在,“红楼”被辟为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

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时,是以中央政治研究室为基础创办的。当时政研室在西郊万寿路,办刊物不方便,经中央办公厅统筹,中央宣传部把沙滩的办公大楼三、四层西侧及五层全部房间划归《红旗》杂志和政研室使用。

这里交代一下沙滩大院之“沙滩”称呼的由来及周围地貌、地名近百年来的演变情况。“红楼”初建时,其南侧大街叫汉花园大街。那时一提汉花园,人们都知道是北京大学所在地。大院东墙外有一条河,是明清皇城内的玉河。民国后,河水已干枯,河床里有裸露的沙石,两岸长有稀疏的柳树,“沙滩”之名即由此而来。汉花园大街与河道交叉处,建有东西向石桥一座,叫汉花园桥,直到1955年初才拆桥填河,修成平坦的大路,就是现在的南、北河沿大街。原河东侧即为皇城的东城墙。此墙分别于1917年及1923年拆除后建了民居。1999年,民居被拆迁,建成了今日的东皇城根遗址公园。大院西侧街原叫松公府夹道,因原松公府在此路东侧而得名,1965年改称沙滩北街,汉花园大街也在“文革”初期改叫五四大街了。

从20世纪60年代起,我一直工作和生活在这里(除“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干校6年),看了一些前人有关这里的回忆文章,加上自己的感受,大院中发生的种种历史事件,实在太让人回味和难以忘怀了。

江泽民对沙滩大院这个地方曾有过概括介绍。他说:这里“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民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的著名活动家,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一些著名的进步学者,都曾在这里工作过或学习过”。我们以此为线索分别说说。

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蔡元培于1917年1月4日正式就任北大校长之职,1918年“红楼”竣工后即搬入二层西侧办公。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是维新运动的产物,是按西方新式教育制度建立的新式学校。但学校初设时招收的学生是当时的官员,所以,对学生称呼为老爷,对教师称呼为中堂或大人。曾有一篇文章记述上体育课时的一个花絮——体育教师喊口令:“立正,老爷!”“稍息,老爷!”今天看来是笑话,而这确是当时的实情。民国以后,情况有所改变,但学生绝大多数为官僚及富家子弟,学习只为混得一纸文凭,以便为毕业后谋得一个好职业。学校充满官僚衙门习气,陈腐不堪。因此许多人都劝蔡元培不要当校长,以免掉进去出不来。蔡元培还是去了,他有他的抱负。

到任后,蔡元培即提出:大学应当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他推行“兼容并包”的方针,并积极寻求新式先进人物做教授。经人介绍,他首聘因编《新青年》杂志而名声大噪的陈独秀为文科学长,聘请留日归国的李大钊为图书馆馆长,聘请一批留美归来的留学生如胡适等人为教授,支持他们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的主张,把新鲜空气引进北大,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正是他的“兼容并包”方针,允许并支持教师、学生课外研究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进入了北大课堂。他对学生从事的反帝爱国进步活动持不同看法,但并没有压制。相反,当学生因爱国活动受到镇压时,他挺身而出,加以保护。在他逝世后,毛泽东曾题词赞誉他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陈独秀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提出思想革命主张,在思想界引起很大反响。半年后,杂志更名为《新青年》。1917年他到北大,也把杂志带了进来。之后,由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沈尹默、周作人、刘半农等人轮流主编。它聚集了新文化运动的许多代表人物,当时许多震撼文坛和思想界的名篇都是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如鲁迅的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里程碑式的革命文学作品,以及一些笔锋犀利深刻的杂文、随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吴虞号召“打倒孔家店”的檄文等,形成了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坚强阵地。《新青年》编辑部设在五四大街南侧不远的箭杆胡同陈独秀住宅内,但这些骁将们主要活动地点是在北大,在沙滩大院。鲁迅从1920年8月起直到1926年离开北京,一直在北大任课,讲授中国小说史和文艺理论课。因此,这里成为五四反帝爱国运动的策源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处理战后事宜,实际上是几个取胜强国把持的分赃会议。他们把中国代表提出的正当要求排斥于会外,却承认日本强占中国胶州湾的要求。这极大刺激和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北京大学等学校的学生首先行动,数千人于1919年5月4日下午在“红楼”后面的大操场集合,然后到天安门前举行抗议集会和游行,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短短一个月内,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形成全国性的反帝、反卖国政府运动,迫使北洋反动政府不得不接受学生的爱国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作者:苗作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