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云贵先生

朔州大家雷云贵

雷云贵（1936年5月1日—2023年1月19日），山西朔县（今朔城区）人。1952年至1954年就读于朔县师范学校。1962年7月毕业于晋北师专中文系。历任朔县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教师、朔县文教局视导员、朔县县委政治部办公室主任、朔县文化局局长、朔城区文化局局长、山西省平朔考古队副队长。退休后担任朔州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副秘书长。

先生自1975年以来将大半生心血和精力献给了朔州的文艺、文史、文物事业，长期坚持勤勉敬业、率先垂范、淡泊名利的作风，在同朔地区享有极高声望，更是朔州文化界的泰斗级人物。1983年，先生不愿意放弃痴迷的文物考古工作，坐火车亲赴雁北地委婉拒升迁，“不当部长当局长”的事迹至今仍是朔州文坛的美谈佳话。1995年，入选大型辞书《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1998年，荣获山西省委、省政府颁发的“文艺创作特别奖”。2009年，被朔州市委、市政府评为“朔州建市20年杰出人物”。

先生在1975年5月至1996年8月担任文化局局长期间，始终坚持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一线工作法”，在此基础上编写的小戏《看庄园》于1997年获得山西省第三届文学艺术创作特别奖，在1991年全国首届“群星奖”文艺演唱作品征集评奖活动中荣获三等奖；编写的秧歌剧《夫妻泥窑》获得全省农民家庭演唱电视大奖赛二等奖，赴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演出获得中国大众文学事业贡献奖。

先生凭着对史志工作的高度敏锐和自觉自愿，1980年，率先发起《朔县志》的编写，任总编并亲自编纂《民俗篇》《科技文化篇》《文物篇》。历时20年，于1999年8月出版发行，近年来又再版印刷，两次共印行4000册，其文献价值和稀缺性可见一斑。担任《朔州革命老区志》副主编期间，全程参与编撰和审订工作。

先生1982年起从事文物考古工作，1983年至2004年担任山西省平朔考古队副队长，持续时间长、参与范围广、出土文物多，屡获嘉奖。先后在《中国文物报》《文物》《考古》等国家级权威报刊发表论文30多篇。为配合平朔项目及平鲁县（区）、山阴县大规模基建，参与了大量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和保护工程。主持了国家一级文物西汉雁鱼灯的发掘和断代工作，并在查阅权威史料的基础上为其规范定名。在上世纪80年代朔县旧城大规模拆迁开发之初，先生为了保护体现数千年城市文脉的朔州古城，连续数年多方上书谏言、奔走呼号甚至据理同多任主要县领导吵架辩驳，终使始建于明洪武三年（1370）的南城门“承恩门”仅得保全。先生情之深、意之切，因此后来被誉为“朔州的梁思成”。先生在古稀之年，参加了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2011年受到国家文物局表彰。先生75岁时，为马邑博物馆的设计和布展等一系列工作付出了非比寻常的智慧和汗水。这为马邑博物馆在后来成功创建国家三级博物馆奠定了有利基础。

先生退休后的近30年来，坚守初心使命、发扬奉献精神，著书立说、奖掖后学。《三晋石刻总目·朔州市卷》为《三晋石刻大全》县区卷的编撰出版起到了索引性作用。《朔州历史大观台历》既是“朔州大百科全书”，又是文创精品佳作。《朔州文物考古文集》是上至国家级专家学者下到朔州一线相关工作人员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极具权威性和史料性。《桑干河上游流域探究》溯其源、考其流，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朔城历史文化集成·考古文集》是薪火相传的一部精品力作。《文物考古文选》和《古代朔州军事资料辑录》堪称“大专家写小书”的典范。担纲编写的《朔州历史文化概览》涵盖广泛、图文并茂、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担任撰稿的《朔州崇福寺藏品精选》博大精深，俨然一座流动的博物馆，至今一书难求。此外，连续多年为《三晋石刻大全·朔城区卷》《三晋石刻大全·平鲁区卷》和《三晋石刻大全·怀仁县卷》的编写出版进行了权威、系统、专业的审核和修订。

杖朝之年，先生被聘为《朔州市朔城区志》编纂委员会顾问，并亲自参与编写和审稿。近年来，还受聘参与了《朔州市志》的编写工作，亲自编写了其中的《民俗编》《文物编》《文献辑要》和《奇闻轶事》等编目。在这些内容中，饱含了大量的亲历、亲见、亲闻事迹，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和史料性。

洪涛巍巍，桑干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张志弘 敬撰）

见证

与书为伴的岁月

伏案读书

查阅辞书

在朔州市三晋文化研究会

图书首发式上讲话

情系文物的坚守

在考古发掘一线

1985年，向美国驻华大使介绍平朔出土文物

2003年，作客《军事天地·三晋行》栏目

介绍国家一级文物西汉雁鱼灯

著述精华

同仁眼中的楷模

坐火车辞官的人——雷云贵

安孝钦

1983年县级机构改革以来，朔县出了个自费坐着火车到雁北地委辞官的人，这个人名叫雷云贵。

云贵是朔城区滋润村人，作为地方名人，他的事迹被编入朔州市朔城区20年地方志之中。方志记载了雷云贵的简介，现摘录如下：雷云贵1955年1月晋北师专毕业，195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区文化局长兼山西省平朔考古队副队长。先后编写演唱作品20多篇，在省级刊物上发表。其中小戏《看庄园》获文化部群星奖，获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文化创作特别奖，小演唱《夫妻泥窑》获国家大众文学纪念奖。参与发掘古墓3000余座，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文物考古文章30多篇。曾兼任《朔州志》副总编和文物等分志主编，纂写有关内容近10万字，退休后担任主编出版《三晋石刻总目·朔州市卷》《平朔出土文物》《朔州历史文化概览》《朔州历史大观》和《崇福寺藏品精选》《朔州文物考古文集》等书籍。2009年朔州建市20周年大庆时，被评为朔州市有特殊贡献的杰出人物之一。

方志上列举了云贵那么多业绩，以及因之而享受的荣誉，我觉得云贵最值得称道的不是那些业绩和荣誉，而是云贵为了事业不为名利的品质。

1983年冬，按照全国的部署，朔县实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按照四留五不留的做法，实行一刀切，切下去一批55周岁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负责人，提起一批年轻干部。在这之前，云贵已经是县里的文化局长，这次机构改革，县委报雁北地委任命云贵为县委宣传部部长。在当时人们认为，政府的委比公社（当时农村人民公社还是政社合一，还不存在乡镇）和县里的局规格高，县委的部更比政府的委规格高，宣传部长跨上县委常委就是当然的副县级。小平易公社、下团堡公社是朔县一流公社，机构改革后，这两个公社的党委书记为了升格。分别到政府的计委、经委当了副主任，他们就以为自己已经高升了。1986年第一次工资改革后，国家规定县属委局和基层的公社是一个档次，县委的部长如果不跨常委，和政府的委是一个级别。那两位公社书记当了委副主任，实际上是降了职。早知道是这样，他们就不会自己主动要求到那两个委当那个副主任。好在文件还规定就高不就低，那两位前公社书记才保留住了正科级工资。

还有一位中层领导干部，在机构改革前已经被任命为朔县第一中学的副校长，为了追求级别到了县教育局当了副局长，就成了管教育的副科级干部，后来经过努力又到县外事办公室当了主任，为正科级，新的工资制度下来后，规定省重点中学按县处级对待，副校长就是副处级，这位中层领导干部才发现自己没有犯错误就被降了级。真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后来设立了朔州市，借老同学的东风，才在市里某部门任了副职，这才享受了副处的待遇，这已经是担任朔县一中副校长10年以后的事情了。

1983年机构改革时，公社党政一把手的任命权限已经下放到县，县委部一级领导干部的任命权限还在雁北地委。云贵知道自己将被雁北地委任命为朔县县委宣传部部长时，就坐着火车到雁北地委去辞官。在当时花钱买官的现象还不太突出，可是向领导跑官要官的大有人在，像云贵那样主动辞官的人还真没有。云贵如果不辞官，副处级的官就坐稳了，到了建立朔州市，稍一努力，就很有可能升为正处级，然而云贵这一辞官，这个县区一级的文化局长一直当到1992年，县级第二次机构改革。朔州建市时，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云贵就是不为所动，仍然默默地耕种着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

云贵辞官时，有许多人不理解，还有的人认为云贵那是头脑发呆的哩。有知道的人说是为了更好地去搞自己酷爱的考古工作，尽管这样多数人还对云贵的行为不以为然。后来的事实充分说明，云贵的确是一位事业型的人才，为了事业可以舍弃高官和虚荣，为了事业不怕别人不理解，为了事业甘愿默默无闻，为了事业看淡了功名利禄。正因为如此云贵才能在文化和考古事业上做出那样可以流传后世的不朽业绩。有许多人在位时追名逐利，退位时又倍感失落，更有甚者为自己失去的权力痛哭流涕。大多数的人们退休后无所事事，或者一头栽到麻将桌前消磨时光。云贵在退下来后，继续从事考古事业，笔耕不辍，终于为朔州的文化事业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成为《朔城区志》上名留青史的功臣，就他自己来说本来不图名利，是历史赋予了他应有的地位。

我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在井子窊村插队时，云贵曾经到该村下乡，我和云贵认识已经有50年了。初认识时就觉得云贵很有文人气质，进入机关后，又间接直接地在一块共事，两人只有道义和君子之交，我对云贵的人品很有好感，尤其对他辞官的行为，觉得精神难能可贵，所以本文就把云贵辞官一事予以补记，填补一下方志的空白。

（摘自《安贫乐道——往事已成为历史》一书，略有删节）

敬业艰辛 殷殷深情

记退休不退职的文物普查队员雷云贵

孙文俊

在朔州市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队中，有一位敬业守职、不畏艰辛的老人，他就是朔州市朔城区原文化局局长雷云贵同志。自野外文物普查开始以来，他以年逾73岁的高龄与年轻队员同吃、同住、同行，朝夕相处，一起工作。他不仅在实地文物普查中为我们把关，对文物的定性与大家一起探索，而且还同年轻人一起踏踏实实地做具体工作，退休不退职。他的那种富有激情的工作精神、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时时刻刻激励着我们大家，影响着普查中的每个人。

一 、不畏艰辛的吃苦精神

雷云贵老人看似精神抖擞，实际上他却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前列腺肥大、疝气等多种老年病。开始决定聘用他时，同他商量，问他身体行不行，他说：“做别的工作，我的体力和应变能力都不行了，可是文物工作能激起我的工作情趣，使我产生工作动力，我看问题不大。”我们朔州市文物部门人员少，所以全队每个人都是个顶个，有的是一人顶两人用。近一个半月以来，每天都是早冒风寒，午顶骄阳，不是走田野、穿河沟，就是爬山坡、攀陡崖。年轻人走到那，他也走到那，背着工具兜，手拿长柄斧，像个拾荒老人一样不停地转悠，寻找着文物遗迹与遗物。有时找来找去找不到，他就到田间地头、农户家中找当地老乡询问，有的老乡说：“远看我还以为你是盗墓的，近看又像是寻宝的，原来你是个考古的。”他到处宣传文物普查的重要性，三言两语就能激起农民的热情，有的农民自愿放下田间劳动，带领我们去找寻文物点。踏查遗迹是一项细致的工作，他每到一处，总能以职业性的敏锐眼光，采集到典型的遗物。我们采集的两件有铭文的陶器残件都是他捡到的，一件是上书汉隶“燕侯”字样的陶器柄，一件是戳印汉隶“大吉”的陶罐内底。晚上回到驻地，一吃完饭，他和年轻人一样，加班要干到深夜。每天早上不到六点，他就早早起来赶写简介说明。有的人问他：“年龄这么大了，累不累？”他说：“乐此不疲，乐而忘苦。我们的工作是艰苦的，但每一个发现却是令人振奋的。”

二、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

他对文物普查工作富有一种愉悦的激情。他说，没有文物普查，就不会有新发现的文物，千里马没有伯乐会埋没，文物没有普查，也要埋没，甚至遭到破坏，我们找到一处文物遗迹，就是发给这一处文物遗迹的护身符。普查队走到那，他就带头把文物保护的宣传工作做到那。有的群众看到他捡的那些碎陶片、破砖瓦不理解地问：“这有啥用？”他说：“考证历史，探索文明。一个陶片就是我们古人的一段历史，一种文化。”

有时天气恶劣或要爬高山，考虑到他年老，就让他留在室内编写资料，他执著地要跟大家去。他说：“没有充足的实地踏查资料，文字资料是无法编写的。”队里给他分的工作是鉴定，编写简介说明。可在实际工作中，他总是和大家一起一项一项地进行，从实地找文物点，察看、测绘、认定、登记和寻找遗迹遗物标本等，他和大家总是一起工作。早晚室内工作，他先洗刷捡回的文物标本，编写登记入袋，然后查阅文献资料，进行断代定性，最后再一处一处编写简介说明。夜深了，大家劝他休息，他说：“每天室外踏查资料，必须处理完，积累多了，就容易混淆弄错。”

室外普查工作，不仅是艰辛，而且还枯燥，有时在长途中感到乏味时，他除和年轻人一起唱歌、讲故事外，还讲述他一生中从事文物工作的有趣经历或故事，虽是一种闲情逸致，从中也可透知他对文物工作的情趣。

三、探索求证的工作态度

多年来的文物工作，使他养成了一种务实求真的工作态度。在这段文物普查工作中，他那种探索求证的务实工作态度，不仅令人钦佩，而且也影响着年轻人的工作作风。

这次文物普查，我们在右玉县右卫镇右玉城西北发现了一处汉代古城遗址。右玉县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都说是善无古城遗址。省里来的专家说，没有充分的依据，先不要写善无古城遗址，只写右卫镇古城遗址就行了。他说：“汉代雁门郡十四县有十个县有了着落，善无县是郡治，很重要，至今没‘户籍’。我们应该寻找多方面的资料来考证。”有的队员说，这太难了，我们的工作任务重，时间紧，就定成古城遗址算了，他执意要寻找多方面的资料。在中秋节休息的几天时间，他回家查了文献资料后，又到实地第二次踏查，从地貌衍变和周围环境分析，终于探索到是善无古城遗址的充分依据。他认为，要定为汉善无县古城，不能仅说史书记载，必须是有据可查的、可信的文献资料。最后，他在《水经注疏》中终于找到了“树颓水，今沧头回……又西北流，往善无县故城西”的记载，在《十三州志》中找到“善无县南七十五里有中陵县”的记载。依照今已认定的汉中陵古城遗址与沧头河同右卫镇城的位置推断，认定汉善无古城遗址，当是无疑，但他认为条件还是不充分。最后他又综合分析，从遗址四周有大量汉墓、雁门郡十四县的分布，以及汉县制设置的条件等几方面考证，才予以认定。

大家在遗址拣回实物标本时，他总要一件一件地从中再拣选。他说，一个遗址，应该有时代的主体，在暴露出的大量汉代遗物中，也可能存在有明清时期的遗物，如构不成文化层，只是少量的，只是汉代遗址，不能说是明清遗址同汉代遗址的重叠。这既是他探索求证的认真工作态度，又是他多年文物工作的一种锐识。

我们在右玉县境除发现有星罗棋布的土堡、烽火台外，还发现有类似烽火台的土墩。当地群众口碑相传说是消息台，有的说是防汛台。在新《右玉县志·军事》中记载有二十三处防汛铺。起初，有的人还以为是防洪水的报汛台，他认为不准，带着这一问题，他又从多方面查阅资料，终于找到证据。防汛台是防汛铺的设置，清朝时期，右玉县杀虎口是我国北方南北商贾通衢，当时盗贼充斥，道不可行，为通道安民，故设防汛铺，日夜巡视，一旦有警，即以防汛台报汛。

不论对每一处新发现的，还是复查的文物点，他总是带领大家充分采集资料，认真进行探索求证。他这种探索求证的工作态度，为全队文物普查科学有序的进行，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敬业的老人、执著的老人、热情的老人、快乐的老人，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着一曲老文物工作者对文物事业的奉献者之歌。

（此文最初于2009年发表在《中国文物报》上，获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征文评选优秀奖，收录于《追寻·见证——山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队员随笔》一书。2023年1月19日，雷云贵先生因病逝于家中，享年87岁。惊闻先生仙逝的消息，内心悲痛不已，怀想与先生相处的昨日种种，恍如梦中，言传身教长者风，秉烛求真师友情，音容宛在，风骨长存，旧文重发，谨以纪念）

我认识的雷云贵先生

丁一厚

知悉雷云贵先生去世的消息已是在先生出殡后的正月初九日。雷先生身材高大，学风严谨，作风朴实，谈吐幽默，酷爱地方文化，对故土具有浓郁的深情，这些永远定格在我的印象中。

我与先生相识缘于朔州市地方历史文化研究，2004年底朔州市三晋文化研究会成立，先生出任副会长，我作为朔州师范历史教师加入研究会。因研究和教学工作需要，想个人搜集六区县首轮志书。先生是《朔县志》的副主编，听说印志书时，先生自己付费加印了部分，不为出售，只求与各地史志爱好者交换志书。先生满足了我的要求，还赠送了几本朔州地方研究有关的书籍。记得其中一本《北魏史》，对了解北魏建立到末落时期朔地变迁有很大帮助。后来先生编印出《朔州文化概览》签名送我鉴赏。我也参与过先生编辑《朔州文化台历》的工作。先生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细心梳理、爬罗剔抉，每有发现朔州相关点滴记载如获家珍，奉为至宝。后来能出版有血有肉的朔州通史类、言简意丰的朔州志书类著作，人们清晰明了地知晓朔州底蕴丰厚的历史，与雷先生那一代人的付出的辛劳和心血密切相关。

新世纪10年代初，原朔县师范学校通过与雁北师范学院、大同大学几年联合办学的实践探索，升格为独立师范专业科学校的条件成熟。在筹办朔州师专之际，学校决定编写校史《朔师春秋》。为编写校史中的“校友选录”，我到先生家中拜访，先生1952年至1954年曾在朔县师范初中班求学。留意先生书房里的书籍有些特别，横放的多，竖插的少，横放的几乎都是线装书。先生按要求提供了个人简历，对母校的发展由衷高兴，尤其关心学校图书馆建设情况。学校编辑出版的校园文化丛书《我与朔师——永恒的记忆》《咱们朔师人》、朔师校情展览都收录了先生的文章或介绍了先生的事迹。先生写的5000多字的《让记忆告诉未来——母校回想》分“母校的情怀”“钟声情缘”“我在母校最敬重的两个人”“成功有时靠决策”“米昔马庄改叫新安庄甚是荒唐”5部分，对母校的情感穿越时空感人至深。正像先生文中所言“朔县师范，在我心中是教育的经典，永恒的母校。我会以殷殷的深情，拳拳的厚意，由衷地感恩，永远地怀念” 。先生是母校的骄傲自豪，是后来朔师人求学治学的榜样。

与先生交往多了，谈话也随便起来，话题也多了。有一次先生谈起小时候生活的艰难贫困，我们说这也不担误您长成高大的身材，先生幽默地说：“饿得窜苔了。”借用植物比喻养分缺失畸形快速生长。一次我们称赞先生身体好，先生告诉我们他少时身体很差，有时还吐血，后来注意保养，身体慢慢强壮起来。他讲了养生的重要性，比如一个有裂纹的玻璃杯子，如果轻拿轻放，可以使用很久；而一个完好的玻璃杯子，不慎掉在地上反而马上报销。

先生在中央电视台节目里介绍朔州的巨变，先生在朔州建市20周年杰出人物表彰大会主席台上领奖，先生在朔州文化建设会议上出谋划策，先生在崇福寺里漫步、在尉迟恭雕像前驻足，先生在聚精会神翻阅泛黄的古籍……先生已矣，往事如昨。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每当我看到这句话，就想起了作为文化工作者、考古工作者、史志工作者的雷先生，他的一生就是让文物、遗产、文字活起来的一生。

随着年龄的增大、亲人友人的离世，这几年对生死或多或少有点云淡风轻的感觉。但与人结缘是不容易的，相识、相知、相交，总会在人生的道路上留下深深的印迹，成为人生画卷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几年前，先生的“三公子”出任朔州艺术研究院主持工作的副院长，后艺术研究院划归朔州师专管辖，虽以前未与“三公子”谋面，相见却有故人相逢的感觉。

先生走了，精神留朔地，风范昭后昆。先生从事的文化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当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与安慰。

2023年2月13日于朔州师专

BY｜书生张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