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晋商是明清到民国500年间活跃于中国内外的山西地域商人群体, 历史上形成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晋商精神。明朝前中期，受九边供应影响，首先崛起的是平阳、泽潞、大同商帮，主体在 边地从事盐粮贸易。明末清初，晋中商帮崛起，开通万里茶路，清代后期创办 票号，实力巨大，成为清代晋商的主要代表。清代民国时，晋商各地商帮除却 在北京、天津、汉口、南京、苏州、广州均有生意往来外，晋中商帮足迹几乎 遍布全国各地及俄罗斯；晋南商帮主体在西北、中原和江南；晋东南商帮主体 在中原、山东、河北；晋北商帮主体在蒙古草原。清代民国在西北从事经营的 晋商中， 晋中商人实力最强，晋南商人人数最多，其中有名的绛太帮和路南帮，对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边疆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晋商 晋南商帮西北一带一路

晋商是明清到民国500年间活跃于中国内外的山西地域商人群体，曾以盐商、茶商、票号商、铁货商、布商、皮货商、杂货商驰名，在中国晚清商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山西时就曾指出：“山西自古就有重商文化传统，形成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晋商精神。历史上，山西是一带一路大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彰显的就是开放精神。”晋商文化精神是山西民众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

一、晋商的历史发展概况

源于明初朝廷实行的“开中法”，晋南解州盐池边崛起了最早的晋商团队，随后逐渐辐射到河东、平阳地域，因明朝该地属于平阳府统辖，形成了平阳商帮，主体经营盐、粮。明代前中期，因出产铁货、丝绸，泽潞商人逐渐崛起，形成泽潞商帮。明代后期王士性《广志绎》和沈思孝《晋录》均记载“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受到九边供应粮草的影响，因有地利之便，大同府的商人在明代前期也形成一定规模。雍正年间《长芦盐法志》卷二“沿革”条记载“明初，分商之纲领者五：曰浙直之纲、曰宣大之纲、曰泽潞之纲、曰平阳之纲、曰蒲州之纲”。于是乎明代前中期，形成的晋商商帮主体是蒲州、平阳、泽潞、大同地域，可以称之为晋南商帮、晋东南商帮、大同商帮，是为明代晋商群体代表。明末清初，汾河中游太原府、汾州府商人崛起，借助清廷的政策扶持，以开通万里茶路和创办票号为标志，晋中商帮发展成为清代晋商的杰出代表。与此同时，忻定商帮也以经营杂货活跃于蒙古草原。民国时期，晋商承接清代晋地重商传统，仍然在国内外经营商贸，尽管受到战争影响，但晋商群体和商业规模依然巨大，是一支享誉海内外的商业劲旅。

晋商，本来是指山西地域商人。“晋商”这一概念，目前可知最早出现于明末的文集，《清高宗实录》也有记载，均是指山西商人。明人倪元璐《倪文贞集》卷11《屯盐合一疏》载“晋商最多，亦最耐田家之苦”。《清高宗实录》卷637乾隆二十六年（1761）五月乙丑条载“至乾隆二十年，因河东缺盐，奏准予长芦存盐内，通融拨借。晋商赴天津运盐。”历代文献也称“山右（商人）”、“西商”。谢肇淛《五杂俎》卷4载“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钱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从明清到民国500年的历史发展来看，山西省域内的晋南（河东、平阳）、晋东南（泽、潞）、晋中（太原、汾州）、晋北（大同、忻代）均涌现出一批批杰出的商人群体，他们以集体面貌涌现在世人面前，晋商成为驰名中外、影响巨大的中国地域商帮。

二、晋商的经营地域

明清到民国以来的500年间，晋商从事国内外商贸，仔细梳理就会发现，其经营还是时段明显、地域明显的。有明一代，晋商主要从事国内商贸。以盐业为例。明朝前期，晋南（蒲州、平阳）、晋东南（泽潞）、大同商帮通过粮草等物资供给换取营销食盐，连通解州、长芦、两淮等产盐区与大同、太原等九边之地，以盐粮、边商为特征。明代中期以后，改行折色，明末实行纲法，大批晋商奔赴主要的产盐区两淮、长芦等地从事食盐交易，边商转为内商。泽潞地区出产的铁货、丝绸，也行销国内广大区域市场。

明末清初，晋中一带介休、平遥、祁县、太谷、榆次、汾阳商人崛起，依托张家口进入辽东市场，借助康雍乾对西北用兵从事边疆贸易，介休范家也进入日本从事铜业贸易。17世纪时，晋中商人开通了从福建武夷山到欧洲俄罗斯的万里茶路。清代后期，晋中平遥、祁县、太谷、介休商人陆续在家乡平遥、祁县、太谷及国内商业重地开设票号，甚至开设到日本、朝鲜、俄罗斯，成为晋商实力巨大的明显标志。

由于明代晋商研究资料的局限，除却明代晋商与产盐区的生意关联是较为明晰的，明代晋商的经营地域尚需进一步研究挖掘。但梳理清代民国时期山西省内各地域商人群体的经营地域，大致可以发现，在商业核心城市北京、天津、汉口、南京、苏州、广州等地，晋商各地商帮均有生意往来；除此之外，晋中商人主体去的是东北、蒙古草原、西北、东南、江南、俄罗斯，范围很广，几乎遍及全国主要商业区域；晋东南商人主体去的是中原、山东、河北；晋南商人主体去的是西北、中原、江南；晋北商人（大同、忻定）主体去的是蒙古草原。

三、晋商资料的留存状况

明清到民国500年的晋商发展史，无疑会产生大批相关资料，但随着时间流逝、社会发展变化，明代资料散亡相当严重，除了明代晋商从事盐业经营的资料在正史、文集、档案、方志、碑刻、谱牒中尚有一些保存外，其余的商业活动记载较为零星，目前难以形成明代晋商经营状况较清晰的整体面貌。相对而言，清代民国300年间的晋商资料，山西各地的保存就稍好一些，但也呈现出各地域之间的不平衡。晋中商人尤其是平遥、祁县、太谷、介休、榆次、汾阳的大商人家族保存的较多，特别是有关票号的账簿、票据、书信，这些县域商人商号资金雄厚，商业规模较大，加上晋中地区较为重视文化研究和旅游开发，政府和民间较早重视，故而保存资料较为丰富，成为晋商研究代表性的区域，因而“晋中是晋商故里”“晋中是晋商的发祥地”等说法声名远播。清代民国晋南商人资料也有不少存留，如账簿、书信、文书、方志、谱牒、碑刻，尤其是盐业资料，但大商人大商号资料较少，典型者如平阳府亢家资料极度缺乏，中小商人商号资料收藏较为分散，特殊行业如曲沃烟草资料也保存不多，因而也无法清晰展现晋南商帮整体的规模和实力。晋东南商人资料散亡更为严重，特色产业比如铁货资料保存就不多，除了个别中小商人商号，现存资料远远比不上晋中、晋南商人。晋北商人资料最为缺乏，大概和历史上生意规模有限密切相关。

留存的资料不平衡，影响到省内各地域晋商研究的水平和整体面貌。晋中商人尤其是平遥、祁县、太谷、介休、榆次的大商人家族、大商号、票号、茶商茶路研究成果突出。晋南商人盐商研究成果稍多，个别富商家族有研究。晋东南商人个别富商家族、商号、商镇有过研究。晋北商人研究成果较少。

推进山西各地域晋商研究，需要在资料收集方面继续加大力度，不仅要挖掘史书、文集中的有关论述，还有广泛收集公私收藏的各种类型的地方文献、民间文书，也要利用域外所藏文献文书。愈益增多、集中的晋商资料，一定能够推进研究工作，晋商及山西各地域晋商面貌总会越来越清晰起来。

四、晋南商帮与西北商贸

500年的晋商发展史，最早兴起的是明初的晋南商帮，先解州、蒲州，后平阳，明代时被统称为平阳商人。成化《山西通志》之“平阳府·风俗”载“勤于耕织，服劳商贾”。有明一代，平阳商人以盐、粮交易为大宗，豪商大贾甲天下，知名者如蒲州张四维、王崇古家族。明代后期晋南商人在京城建有会馆，可考的有山右会馆、临汾东馆、临汾西馆等。清代民国，今运城、临汾地区的晋南商人仍以贸易见长，雍正八年临汾《临邑绅士捐铜价代完逋税复兴正谊书院文会记》载“吾临汾之俗，多务商而不急读书”。盐商仍为大宗，如清代号称天下首富的平阳府亢家，清代河东盐池四大坐商绛县槐泉王家、太平南高刘家、运城姚家和杜家，洪洞苏堡刘家和马牧许家，均是以贩卖食盐为主业。此外，对粮、油、棉、布、烟草、铁货、煤炭、茶、药材、纸张、酱菜、杂货、典当、钱庄均有经营。万荣阎景李家、襄汾丁村丁家、襄汾南高刘家、汾西师家沟师家、洪洞万安刘家为至今遗迹尚存的晋南商人家族。

在晋南今运城、临汾地域，明清到民国，有大批中小商人前往西北经商，最为集中的城市如西安、三原、泾阳、兰州、银川、西宁，涉及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区，大致沿着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分布，籍贯以今新绛、万荣（万泉、荣河）、河津、临猗（临晋、猗氏）、闻喜、稷山、永济（永济、虞乡）、襄汾（襄陵、太平/汾城）、曲沃、翼城为主，涌现出著名的绛太帮、路南帮、

蒲州帮。从上述县（市）域所存的方志（府州志、县志、新编乡镇村志）、家族谱牒、商业文书、商人家书来看，晋南商人结伙拉帮在西北经商者甚多，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襄汾汾城文庙院内所存清代乾隆年间《储镇重建汉室英雄庙碑记》载“数千里走湟中，募吾乡之商于边陲者，得若干金”，即是远赴青海湟中向本籍商人募集修庙资金。清末闻喜陈斐然《西行日记》记述了自己于宣统年间西行甘肃寻找经商无踪的祖父经过，同行及沿途采访的多为晋南商人。

民国《临晋县志·生业略·商业》载“民国纪元前，临民经商陕省者，常万余人。”民国时，兰州最大的铁货行是翼城商号蔚隆章，铁货从晋东南贩运而来。最近几年，从笔者收集关注的一批清代民国绛州、太平/汾城、翼城、曲沃、稷山商人家书来看，晋南商人在兰州、银川、西宁、西安等西北重点城市及其辐射区域经商者数量庞大；尤其是在西北名气较大的绛太帮，乡人相互引荐，成群结队西行经商谋生，至今在晋南和西北兰州、银川、西宁等地影响广泛。深入运城、临汾地域多数县田野调查，清代民国晋南商人在西北的故事，村村皆有，尤其是今新绛、襄汾，至今老年人耳熟能详，成为一种商业现象。据万荣李家后代讲到，听老辈说经商“不入藏不入疆”，即是不去西藏和新疆，确实研究发现晋南商人主体去的是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区。新中国初期三大改造，大批晋南商人返回原籍晋南安家落户，不少商人子女出生在西北，取名字带有“兰”字的较多见，如兰生、兰玉，至今也是古稀之年，也有大批商人后代定居于西北多地，晋南成为老家，“新中国成立前，绛太人在兰州最多时达到万余人……现在的红城人80%以上是山西人的后裔。”西北的省市县政协文史资料刊登过相关回忆录及研究文章。

关于晋南商人在西北丝路沿线的商贸活动，《晋商史料全览》（运城卷、临汾卷）已进行了初步的史料爬梳。从西北五省所存的商业资料、史志材料、文史资料中，也不难找到河东商人、平阳商人及晋中商人在西北经商的信息。在西北经商的晋商中，晋南商人比例最高，而晋南商人又以河东今运城地区商人为最多，《兰州晚报》记者王文元调研报道说“来西北经商的山西人主要集中在晋南地区，究其原因与交通有直接关系。”但清代民国在西北经商的晋商中，实力最雄厚的当是晋中商人，晋南商人多为中小商人。肖淑贞《走绛州——不是所有的故乡都在沦陷》“在兰州经商的山西人主要分为上府帮、路南帮、绛太帮。上府帮主要指榆次、太谷、平遥、介休等县的商人，路南帮指临晋、稷山、猗氏、万泉等县的商人，绛太帮则指绛州、太平县的商人。在兰州的晋商三大帮中，又以绛太帮为最。当时，兰州的海菜行（酱园）、行栈业基本上全部为绛太帮把持，在绸布、百货、五金、铁器、杂货等行业中也占相当大的份额。”作家韩振远所著《秦晋之好》一书，其中一节便为《造福陕西的河东商人》，是在广泛调研基础上撰写的，叙述了大批河东商人在陕西经商。

“来西北经商的山西人主要集中在晋南地区，究其原因与交通有直接关系。”晋南与关中隔黄河而望，语言、风俗较为接近，晋南属于中原官话区。明朝初年，实行开中法，山西、陕西商人，因地近九边，最先崛起，成为地域性商帮，

相互竞争。明代中期，变开中法为“花钱买引”，山西、陕西商人纷纷南下江淮，边商变为内商。徽商利用地利之便崛起，南下的晋商与秦商走向联手与徽商竞争，江南人称之为西商。此后，在全国许多地方合作经商的山陕商人建立了多处山陕会馆，成就了中国商业史上一段佳话。在西北经商的地域商帮中，晋商、秦商实力最强，而晋商中，清代民国实力最强的是晋中一带平遥、祁县、太谷、介休商人，而人数最多的却是晋南商人，较有影响的晋南商帮如绛太帮、路南帮，其中绛太帮人数最多，就是籍贯绛州（今运城市新绛县）和太平（今临汾市襄汾县汾城镇一带）的商人。和晋南商帮在西北丝路沿线商贸活动中的杰出贡献，他们的商业经营活跃了西北与内地的物质往来，满足了西北地区政府和民众的日常需求，对于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边疆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大量晋南中小商人在西北从事杂货为主的商业买卖，再续秦晋之好，成为山西参与“一带一路”的历史见证，同时也是晋商参与开发和巩固西北边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贡献的重要见证，理应为后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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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仝建平.平阳商人研究浅议[J].地域文化研究，2020，（4）

在研究“一带一路”历史过程中，不要忽略清代民国晋商尤其是晋中商帮

作者简介：仝建平

山西怀仁人，九三学社社员，历史学博士，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现任九三学社中央参政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九三学社山西省第十一届委员会思想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九三学社山西师范大学委员会副主委。专业研究古籍整理、山西历史文化。曾被评为山西省高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科教兴晋突出贡献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