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史与教化的用心

碑文是指刻在碑石上的文字，以其载体为名，碑文应用广泛，具有记事、颂德、铭功、叙哀的功能。

碑文多指宫室庙宇碑文，主要记录建筑形制的落成、歌功颂德，内容上涉及彭而述家乡邓州和西南两个地区的宫室庙宇建设。通过这些碑文，我们可以了解到清初的文教建设情况。

清初平定后，统治者推行儒家教育，发扬文教，开始了各地学宫的重建修建工作。

彭而述曾督学三楚，掌管一地的教育事业，自然重视并了解文教工作。

他认为教化是推行政治、洞悉军事兵法的根源，对于个人来说，则是关乎人心淳厚浮薄、生长存亡的立身之本。

所谓：“学校之官非人，而王泽不下究也。安可不寻其本哉？夫教化之盛衰，人心之淳漓也。教化之兴灭，人心之存亡也。”展现了彭而述弘扬传统、推崇圣人之道的思想主张。

来到西南后，彭而述自称：“计余南游且三年，雅意化成，共相砥属，孜孜以建学为先。”可见清初西南教育事业之蓬勃发展，而彭而述本身也在以自身创作参与到当地的人伦教化中来。

在这种情况下，彭而述受邀为学宫、书院、文庙等撰写了多篇碑文，极力称述当地推行的文教政策。

如《重修宝庆学记》《重修祁阳文庙记》《重修黄平学宫碑记》记载的都是在贵州湖南一带兴办文庙学宫之事。

它们皆位于西南偏远地区，过去大都不通文教，彭而述在文中阐述了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在这些地方设立学宫意义非凡，可以“遵王”“训俗”“柔远”，既有利于统治者一统四方、巩固政权；同时也让该地百姓得以沐浴教化、培育人才。

其余一些寺庙祠阁碑记，记录了清初平定后百废待兴，各地对损毁古迹所开展的重建工作。

彭而述写文刻碑记录，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与文物信息。如《关岭汉将军庙碑》描述的是位于贵州关岭的关索将军庙。

关索为关羽之子，关岭即得名于关索在此地驻防的历史，关索曾镇守刘备的蜀中要地，功业泽被后世。

彭而述虽为贰臣，但是对于南明的忠臣志士，他内心深处始终秉持着高度的崇敬与敬仰。

《黄靖南传》就是彭而述为南明弘光“江北四镇”之一的黄得功所作的传记。

黄得功，号虎山，开原人，祖籍合肥。在明末镇压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中战功赫赫，被封为靖南伯。

后来参与拥立福王朱由崧，与刘泽清、刘良佐、高杰并封为江北四镇。南明历史中，江北四镇普遍被认为不思进取，嚣张跋扈，贪恋权位。

但具体而言，四镇中，黄得功与其他三人有着显著不同，品性刚毅忠烈。如戴名世所评：“四镇惟黄得功忠勇奉朝命，而余皆骄悍，不可法度使。”（《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对南明尽心尽力。

彭而述这篇文章记述了黄得功的壮烈一生。

明末黄得功骁勇善战，数次击败农民起义军；左良玉东下，他率军解除了左梦庚的包围；南京攻陷后，黄得功收留了落荒而逃的弘光帝，怒斥刘良佐投降清廷。

然而在与清军对峙过程中，黄得功不幸喉部中箭，不屈后自杀而死。

可见，相对投降清廷的刘良佐、刘泽清、以及乖张暴戾的高杰，黄得功对南明始终忠心耿耿，是一位忠臣义士。

彭而述被黄得功的一生深深打动，大为钦佩叹服。

历史政局的见解评议

彭而述在西南时先是担任洪承畴的府中幕僚，后又接连转任各省布政使司，与放逐边地的文人不同，身处清廷平定西南、用兵正盛的历史环境下，彭而述的公务琐碎繁忙，诗文皆是余力为之，所谓“以事功而兼文章”。

所以在彭而述的文集中公文占据了相当一部分内容，体裁主要有启、议、状以及向上级汇报的一些书信等。

这些公文严谨实用，集中展现了彭而述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

《水西条议》《征永宁莫贼议》是彭而述在军事领域献上的计谋策略。

水西和永宁都是清初西南一带叛乱的土司，彭而述认为清廷平定水西关键在速度要快，一鼓作气，迅速扫平，如此才能除却后患。

且水西同其他四府心同一气，平定水西应连四郡一并平定。

《征永宁莫贼议》建议清廷征贼要尽快出兵，“用兵者当置成败于度外”，不可犹豫不决，瞻前顾后。

“与其按兵不动令贼养成气力，支党杀掠日以为常，则何如一举大创之为愈也”，不敢用兵不仅将错失良机，敌人也会在此时扩张势力，不如背水一战，一举拿下。

彭而述建议征战要有决心魄力，这也是彭而述个人性格的体现。后来清廷采纳彭而述的建议，在平定莫扶豹的过程中果然一举成功。

公文常常被认为是一种程式化的创作，但其逻辑性与实用性强，富于理趣。

彭而述的这些公文写得言之有物，为决策者提供了切实的建议；同时其叙事条理分明，论证严密透彻，虽然于文采情韵不足，但彰显了另一种思维之美、理性之美。

边陲地区的官员常常处于一种边缘地位，如明田汝成《炎徼纪闻》中言：“今之仕者，率乐中原而厌远方，一阅除书有远方之命，即索然沮丧，无复用世之志，秉钧者因而循之，远方之吏，半出谪迁之科，不然，则樸懦无援者也。”

派到边地任职的官员大都心境低落，无复进取之心，但彭而述至此之后没有这种消极情绪，他不畏艰苦，努力在边陲有所作为，实现自己的价值。

史学家本身就是彭而述除官员、文人外的另一重要身份，有史学论著多部。

除此之外，他的文集还收录了不少史评类文章，彰显了彭而述身为史学家的才能眼光，是彭而述散文创作的精华。

论、说和史评都属于议论类文体，论即议论文；说是通过发表议论或记叙事物来言明道理的一种文体；史评是评论史事或史书的著述。

彭而述的史评共51篇，大多都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创作主题。

这些史评非常简短，往往百余字，且主观色彩鲜明，应为彭而述读史之余的随笔。

它们虽不涉及严密的历史考证，但抒发了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一些观点新颖出奇，读来趣味横生。

彭而述的评论观点犀利、独树一帜，读之发人深省。

虽然一些看法受制于当时的封建观念，需要辩证看待，但瑕不掩瑜，大部分见解都闪耀着思想的火花，可谓读史使人明智。

志趣情感的真诚吐露

序在彭而述散文中占了大量篇幅。

序可分为诗序和赠序，诗序是写在文集前面对书籍创作的阐发，其中多蕴含着作者丰富的文学思想；赠序是一种惜别赠言文字，内容多是对所赠亲友的赞许、推重或勉励之辞。

诗序在本文第二章文学思想部分已多有阐述，这里就赠序进行分析。

彭而述的赠序多写与官员友人，其中虽不乏应酬之词，但也有对友人的真挚感情，从中可以了解到彭而述的交游情况。

戴明说，号岩荦，是彭而述好友，曾在彭而述家乡任职，功业显著，造福了当地百姓。

后戴岩荦调职桂林，临行时彭而述为戴岩荦作了多篇赠序，称述其功业。墓志铭作为一种应用类文体，比较讲究规范性。

但对于一些不拘一格、勇于创新的写作者而言，墓志铭的写作也可以打破结构化的写作程式，根据志主的不同特点做到自然行文。

如唐代韩愈，他写作的墓志铭遵循了其“陈言务去”的一贯作风，采用散体语言，融入大量的议论抒情，将墓志铭写的情感充沛、平易通俗。

彭而述行文力求自成一家，曾言墓志写作是：“他人之有墓志，或假巨公手，纂组成文，取耀里闬。

或传者未必实，实者不尽传，于是墓中人之生平反以是掩，终不复出。”因此，秉持着这种见解，彭而述的墓志铭重在表情达意，没有大量对志主的褒奖溢美之辞，而是在一些生活小事的回忆中表现志主的一生。

雄健质朴的文风

首先，彭而述的文风平实质朴，他往往将目之所见、心之所感如实写出，不加多余修饰，不做过多渲染。

如游记属于记录游览经历的文章，多数文人写游记时往往把美景一一搜罗，运用细致的笔触和丰富的辞藻将之写的摇曳多姿、婉转动人。

有时景物触发了文人的细腻情思，情景交融；有时文人在游览中感悟到了世间道理，富于哲思。

但彭而述的游记则以纪实为主，常常只是把自己的一路见闻如实托出，不似游记，更像一篇日记。

比如《游苏仙山记》，苏仙山位于湖南郴州，相传为得道仙人苏耽修炼之地，故名苏仙山。

全文以时间地点为线索，先是介绍了山所在的方位，后又逐个记叙了山脚下的白鹿洞、山腰中观的景色、以及自己在山顶的远眺所见。

待到夕阳西下，又写了自己下山途中的见闻。

对于每个停留地点，彭而述都只是以简洁的话语交待了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整篇文章写来如行云流水。

作者似乎并未专意布置为文，只是如实地将自己行程娓娓道来，虽然欠缺了几分文采情韵，但胜在真实可感。

总结

彭而述的散文创作和诗歌一样内容丰富，虽然部分属应酬之作，但仍有不少作品内容充实、议论正大、情感充沛。

记事记人的作品彰显了他文以载道的思想；公文史评让我们了解到他出色的政治才干与史笔史才；在他的情感吐露中，我们更是得以接近一个生活化的彭而述。

彭而述的文风雄健质朴，他遣词造句简洁朴实，喜好引用先秦典籍，古体的运用让他的文章显得典重凝炼。

而当他本人慷慨激越的情感和深厚的史学修养形于文字，就更为其文章注入了雄深雅健的表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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