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短暂，芸芸众生中，能以一技之长安身立命已是人杰。多才多艺且有建树者，则称“杂家”、“怪杰”，人间少有。

在古城西安，就有这么一位怪才。

他叫吴三大。原名吴培基。

1933年，他出生于西安书香名门。

他自幼天资聪颖，受家庭环境熏陶，少承家学，诗文书画颇具才气。

到年少时，他师从王正基、苗子健等名家研习书画。

当他从陕西省立第一中学毕业时，正值抗美援朝。一腔青春热血的他，踏上了战场。

虽然他是文艺兵，但也要上前线，鼓舞士气。

吴三大在后来的回忆中，多次强调了这段血与火的经历对他的一生影响深远，他的人生观和艺术观都是从而建立的。

战争结束后，吴三大回国，被分配到陕西省人民艺术剧院。

自小的文艺家教素养，使他很快才华展露。

他能编写剧本，能上台表演，能说唱，可谓少见的全能型文艺人才。

因而他在话剧界如鱼得水，一呆就是几十年。

当然，他也没有放弃书法爱好，业余刻苦研习。

西安是千年古都，文化积淀深厚。

仅西安一个碑林，碑石丛立如林，收藏有古代文化典籍刻石一万多件，是收藏中国古代碑石时间最早、名碑最多的书法艺术宝库。

西安的书法艺术不断发展，名家辈出，爱好者延绵成群。

在书法在社会上发展最兴盛的上世纪末期，西安当地流传一句玩笑话：随便扔一块砖，砸到十个人，有九个就是书法家。

从好的方面讲，这是个氛围浓厚的土壤，利于学习进步。

从不好的方面讲，山头林立，圈子众多，鱼龙混杂。

而且，在喧嚣浮躁中，有些人利欲熏心，冒充大师名家图名逐利，败坏了书法艺术的名誉。

要想在这种竞争激烈、人际关系复杂的书法环境里脱颖而出，不是只靠闭门研习书法就能达到的。

书法技艺是基础硬核，为人处世、与同行交流研讨、拓展人脉关系是必须的。

家学培养和后天勤奋努力，赋予了吴三大学识广博、多才多艺，使他在圈内被欣赏、推崇。

同时，他宽容豁达、机敏乐观、狂放豪迈却不失严谨的个性，使他广受欢迎和尊敬。

扎根于古城长安，孜孜进取，吴三大的书法技艺突飞猛进；广结人缘，使得他能与开创了“长安画派”的书画界前辈赵望云、石鲁等人关系深厚。

吴三大的书法逐渐被认可、备受赞誉，应邀到国内多地以及日本、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地举办个人书展。

由于他高超的书法技艺，被评定为“国家一级美术师”。还受邀担任全国“金龙杯”、“轩辕杯”书画大赛评委会主任。

成名之后，吴三大既没有象一些书家那样故作高深，沽名钓誉；也没有象一些书家那样极力钻营名位。

他选择了一条随性狂放的书法道路--榜书。

榜书，在古代称为“署书”，是古代的应用书体之一。最初是指以大字题写的宫殿匾额。因而是它重要的门面形象。

“榜书”在古代的应用较广泛，但是擅长这种书体的名家很少。即使很多书法名家也不适合写“榜书”。

宋代书画家米芾，曾批评过欧阳询、柳公权等书法名家题写的“榜书”为“丑怪难状”、“寒俭无精神”。

“榜书”一旦写成，长久悬挂于匾额或公共场所，要供世人及千秋后人品评。也即要能经受得起岁月的历史考验。

因而，写“榜书”者不但要有特殊的书法技艺，还要具有接受众人品评的魄力和胸怀。

吴三大则充分接受了“榜书”。

也许他有写“榜书”的天赋。

他的“榜书”，苍劲有力，气势雄浑。

著名作家贾平凹在书法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他曾撰文赞叹吴三大的书法技艺：

“门上贴钟馗像逼鬼，家里挂三大字增勇。”

吴三大虽然出身于书香之家，才华卓尔不群，尤其成名之后，并没有高居庙堂。

他谦虚地自号“长安憨人”，亲和大众，特别对于索求墨宝者往往不吝笔墨，爽快应允。

小到逢年过节给街坊邻里写春联，大到给开元商城、钟楼饭店等建筑题名。

尤其是西安文化机构的牌匾几乎全出自他之手，例如京剧院、实验剧院、戏曲研究院、歌舞剧院、人民艺术剧院等。

于是，在西安，他的题匾在很多公共场所以及大街小巷都能看到，达到了“长安无人不识君”的地步。

因而他也与“长安榜书家”石宪章并称为“长安题匾王”。

不仅在西安，他的“榜书”作品横跨陕、甘、宁乃至西北地区。

西安火车站请他题写了“西安”站名，西安海关请他题名，陕西黄帝陵管理部门请他书写了《孙中山先生祭文》，机场管理部门请他题写了“中国西北航空公司”机身字样。

他还为著名影片《西安事变》、《高山下的花环》、《人生》、《神鞭》、《棋王》等题写了片名。

同为陕西老乡的大导演张艺谋请他题写片名，他一口气包揽了《红高粱》、《老井》、《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影片的片名。

吴三大的“榜书”名声在外，请他题字者络绎不绝。

以致于到最后，西安的很多面馆、羊肉泡馍店、土特产店的招牌，都是他的笔迹。

因而他也受到一些非议、讥评。

对此，他从容自信，认为书法艺术源自劳动人民，那么就要回归于社会，服务于大众。

他的这种艺术观，源于一件少为人知的往事。

他在抗美援朝战场服务时，一次为迎接祖国慰问团，以草书字体书写了“祖国万岁”等标语口号。

然而却受到慰问团团长贺龙元帅的批评：“是谁写的东西？成心不让我认识嘛！”

贺龙当面指出：你在前线写字是给士兵看，让人看懂了才能激励官兵，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不能把字写得让中国人不认识，外国人也看不懂；书法要为部队服务，为“大兵”服务。

这件事情对他触动深刻，影响深远。

当同行好友石宪章去世时，吴三大在痛心之余写了一副挽联：

“爱祖国亲群众大笔服务社会，你先走我后到共铸灵魂书艺。”

这既是对同行的赞誉，也是自己艺术追求目标的表露。

他还经常以书法献爱心。西安市及陕西省组织的赈灾、助学等义写笔会活动，他总是不顾年迈和寒冬酷暑，逢场必到；援建希望学校、扶贫济困的善事，他也是积极参加，主动捐款。

由于他对繁荣书画艺术做出了特殊功绩，因而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等荣誉称号。

他也被誉为“长安书风”的奠基者和典型代表，领军陕西书法家达半个世纪。

他曾经任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陕西省书协副主席、陕西省书画艺术研究院名誉院长、陕西省文史馆馆员、陕西省政协委员等职务。

2013年，吴三大先生80华诞之际，他写下了一首诗《八十感怀》：

方巾少年披戎甲，南征北战走天涯。

赤子怀揣报国志，丹青歌赋写年华。

半生坎坷半生笑，谁解曲直谁解他。

廉颇虽老壮心在，回归众里已白发。

这首诗作，回顾了自己八十年的丰富人生阅历，也畅抒了自己的豁达、豪迈的情怀。

天不假年，五年后的2018年12月18日，吴三大先生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85岁。

三秦大地失去了一位奇才，中国文化界少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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