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 侃

当我们现在以欣悦的心情，翻阅着这套别开生面的《文史资料选辑》的时候，不能不想起当年担任全国政协主席的周恩来总理。他在1959年4月29日政协全国委员会举行的茶话会上，希望60岁以上的委员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留给后代。于是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文史资料选辑》，也就在周恩来主席的这一号召之下应运而生了。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周恩来主席的这一号召，也就不会有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和《文史资料选辑》。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到周恩来主席的广阔胸怀和远见卓识。对周恩来主席在这次茶话会上的讲话，我虽然未能躬逢其盛，亲耳聆听，然而《文史资料选辑》创刊伊始，我却有幸参与其事，并且与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相配合，在编辑出版工作方面做过一些具体工作。

1960年1月，全国政协创办出版的第一辑《文史资料选辑》。

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在几经研究磋商之后，决定交由中华书局出版。至于为什么交中华书局出版，我虽不知其详，不过就所知的当时实际情况，也能大致作出一些判断。一是当时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范文澜同志，范老又是近代史研究所的所长。而中华书局的总编辑金灿然同志在延安时期就协助范老编撰《中国通史简编》，是范老的得力助手。全国解放之后，他们仍保持同志和师生之谊，相交甚笃，金灿然又是近代史研究所的学术委员。当时，经文化部决定，中华书局是以整理出版古籍和文、史、哲学术著作为主要任务的专业出版社，与国内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界有着相当广泛的联系。而《文史资料选辑》的内容又属于近、现代史的范围，由中华书局出版，可算顺理成章。二是当时直接领导古籍整理工作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同志，既与全国政协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又与金灿然关系密切，中华书局凡有重大问题，金灿然无不向齐燕铭请教商量，出版《文史资料选辑》，肯定是得到齐燕铭的同意和支持的。我当时是中华书局近代史组的负责人，金灿然就把出版《文史资料选辑》的任务交给近代史组，并指定我同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保持经常的业务联系。从此，我就开始涉足于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从1960年初创刊到1966年“文革”之前，中华书局共出版《文史资料选辑》55辑。

《文史资料选辑》发刊词手稿

《文史资料选辑》创刊之际，正是三年经济困难之时。因为副食品奇缺，连摇笔杆的文人也感到每月定量的粮食不够吃，然而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却都依然在紧张而认真地工作。每年规定出8辑的任务，基本上能够按期完成。不论是组稿、审稿、文字加工，都能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进行。讨论问题时，大家仍然是无拘无束、畅所欲言，暇时聊天，也有说有笑。这种和谐的、活跃的氛围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物质生活困难的压力，而且也可以看出他们的精神状态是如何的充实。我想之所以能有那样一个工作环境和生动活泼的局面，显然是和周恩来主席1959年4月在茶话会上讲话精神的鼓舞分不开的，也是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各位领导认真落实周恩来主席讲话精神的结果。

《文史资料选辑》的编辑工作者，也形成了一种认真求实的作风。对于重要稿件的取舍，大都经过副主任和有关负责人讨论决定。对于稿件中某些事实存有疑问，就认真核对，并及时发表读者对史实错误的订正，在文字上也很注意加工修饰。在这方面王述曾特别受到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负责人申伯纯的倚重。“文革”前，王曾受中华书局的委托，利用业余时间编辑加工了10多册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文革”之后，又应近代史研究所之聘，任特约编审，为该所民国史研究室做了不少工作。

《选辑》对所有来稿，不论是约稿还是投稿，都及时处理，从不延搁。特别是处理稿酬，还有一个不同于一般出版社的特殊规定。一般出版社对于来稿即使采用，也须在出版之后方能付给稿酬，不予采用的则概予退还。文史资料委员会在开展工作之初，为了提高各方面人士撰写文史资料的积极性，不仅对于可以入选的来稿及时核发稿酬，即使内容无甚可取的来稿也从不退还，而是酌给少量笔墨费，以资鼓励。这种做法不仅体现了对于撰稿者劳动的尊重，更为重要的是，如此处理有利于广泛开辟稿源。这从文史资料工作开展后各方面人士投稿之踊跃、存稿数量之多即可验证。

《选辑》当时是内部刊物，订阅者不但要限制级别，而且要凭县级以上领导机关的公函办理订阅手续。每辑发行8000份，然而总是供不应求，不断有机关和个人要求订阅。它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主要原因是通过这个刊物可以了解到在一般书刊中所了解不到的历史事实和社会历史知识。

来源：本文节选自《文史资料选辑》第154辑，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52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版。作者李侃，第七届、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