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协文史馆记》：“文”与“书”珠联璧合-米儿火

▲王蒙撰、苏士澍书的《中国政协文史馆记》（7m×3m）

“辉煌的时代有辉煌的记忆，辉煌的记忆鼓舞我们创造更加辉煌的未来。伟大的历史变革呼唤人民奋斗的狂飙，历史的新篇章期待着中国共产党的叱咤风云。‘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一迈进中国政协文史馆南门，便会看到由王蒙撰、苏士澍书的这幅《中国政协文史馆记》，庄严磅礴，情真意切。1月24日，《中国政协文史馆记》书法作品捐赠座谈仪式在京举行，人们都被这幅体量大、内容深的巨幅作品所震撼，不由得感动与感慨：两位先生在这里倾注了心与情。

▲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刘家强（左），王蒙（中）、苏士澍（右）在座谈会上

《中国政协文史馆记》用700多字（题目8个字，正文698个字），洋洋洒洒地将中国政协文史馆从诞生，到功能、作用的发挥，再到未来发展方向，悉数涉及，精炼而厚重。谈及创作感受，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原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原文化部部长，著名作家王蒙说，“我写了700多字，其实就一句话———‘政协文史馆大有可为’。”

▲王蒙在发言

“我主要是被王蒙先生的精神所感动。”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略带调侃地说，“作品在出来之前，我想有个三五百字就打住了，没想到王蒙先生一下写了700多字，光里面的‘的’就不下20个，‘的’字的篆书可不好写。”

▲苏士澍在发言

▲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仝广成（中），全国政协委员陈洪武（左）、徐里（右）分别在座谈会上发言

不管是“写”，还是“书”，两位委员都倾注了对人民政协事业的热爱和对中国政协文史馆工作的支持。王蒙仅用700多字将中国政协文史馆的“昨天、今天、明天”一抒胸臆，既有广度又有深度。苏士澍为了创作这幅“7米×3米”的篆书作品，多次来到中国政协文史馆，选纸、定纸、打格、做小样、斟酌写法、规划排布……花费诸多时间与精力，王蒙与苏士澍都感叹：“这可真是个力气活儿。”之后，苏士澍还专门找了一块大方石，刻下“中国政协文史馆”的印章。而今，这方印章的“第一次”赫然印在大标题“中国政协文史馆记”的正下方，在灯光的照耀下，鲜红明艳，与激情澎湃的文字、遒劲昂扬的书法相得益彰。

▲苏士澍在创作《中国政协文史馆记》书法作品

▲苏士澍篆刻的《中国政协文史馆》印章

▲苏士澍《中国政协文史馆》篆刻印屏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陈洪武看完作品仍显得意犹未尽，他说，线条遒劲挺立苍朗，字的造型各呈姿态，表现沉稳老辣深厚，可见作者把书写、把感情都调整在了最佳状态，“承载着现代革命的、浪漫的又有寄托的文章，加上工整严谨的篆书，一气呵成、气势逼人，可谓文与书的合璧。”“从头到尾读完这篇文字，既博大又深沉，既宏阔又深远，跌宕起伏、汪洋恣肆，可以说把人民政协从成立、发展到各个历史阶段，以独特视角进行了全方位的呈现，这是对我们最好的教育和垂示。从中我们更深地读到人民政协的内涵、本质及其所具有的感召力量，更懂得从历史角度看政协、做自己的工作。”陈洪武表示，这件作品不管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是一种艺术的升华，给人以引领和思考。

“精到”是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刘家强看完通篇馆记的深切感受，他指出，两位先生都曾是政协委员，又是各自专业的大家，对政协有着深厚的感情，所呈现的作品确实为中国政协文史馆增加了“厚”的分量、“厚”的文化历史内涵。

“波澜壮阔的历史，存留下感人肺腑的故事与文物。这些史料，都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是恒久的前进鼓号。珍惜之、展示之、运用之、弘扬之，是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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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联系我们一路走来的大历史、大印迹、大文物、大佐证，初心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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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统一战线特色，立足人民政协功能，搜集与展示历史与现实的珍贵时刻，请历史上课、以实物发言、用文档说话，政协文史馆大有可为。走进琳琅满目的中国政协文史馆，不能不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油然而生自豪，不能不对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方针肃然而起敬意，不能不为各种文档图片与实物备感刻骨铭心，不能不更加充满对中国文化的自信，更加无愧于历史与时代！”

在《中国政协文史馆记》中，王蒙如是写道。

对此，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仝广成不无感慨，他谈起中国政协文史馆的建馆初衷：过去我们是关起门来自拉自唱、自编自演，建立中国政协文史馆，就是为了让社会了解政协，使之成为阐释政协精神，传播政协文化的窗口、园地与平台。无论是政协文化，还是统一战线文化，都在中国政协文史馆有所展现。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加大政协作用的发挥，使我们党的声音通过统一战线传播放大，更加凝聚了共识，也越来越得到中央的重视，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徐里看来，这不仅是重要的文学作品，还是重要的书法作品，两者达到了完美结合与呈现，“不仅是中国政协文史馆的镇馆之宝，也是文艺界留给后人的高峰之作。”徐里指出，这篇馆记，以案例的形式，为文艺界人士所面临的时代命题——如何创作彰显我们这个时代文艺作品高峰的传世之作，做出了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