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期：纪要丨厐思纯：“六千举人七百进士”文化解读-米儿火

概览

本期贵博讲坛由贵州省博物馆研究部主任李甫主持，首先，李甫介绍了“贵博讲坛”的内涵，并对演讲嘉宾贵州省文史馆馆员厐思纯先生进行了介绍。

讲演

明清之际，贵州人才蜂起，广大贵州士人以“万马如龙出贵州”之势，角逐于华夏的科举场上，创造了“七百进士、六千举人”、“三鼎甲”的骄人成绩，被人誉为“俊杰之士，比于中州”。

对于一个“钱赋所出不及江南一大县”的贫困省份能有如此骄人的表现，不得不令世人瞩目。当人们惊异于贵州的这一文化现象时，不难从历史中得到答案：那就是历史的际遇造就了贵州，是贵州日显重要的战略地位造就了这一文化现象。笔者就此一一解读。

贵州省文史馆馆员厐思纯先生

明代的治黔方略

贵州在元代分属湖广、四川、云南三个行省，没有独立的身份。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平定云南元军残余势力之后，下令在通往“滇之喉”的驿道一线设立卫所，屯兵二十万，实行军事管制，旨在巩固云南边防及稳定西南政局，并在今天的贵阳设立最高军事机构——都指挥使司。之后，基于统治的需要，明王朝于永乐十一年 (1413年)，贵州的“建省”，标志着明中央政府对这个地区的高度重视，亦标志着贵州新时代的到来。

朱元璋颇有头脑，治国有术。在其君临天下之后，便把教育作为基本国策，作为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他曾说：“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贵州，他在加强政治、军事统治的同时，强调：“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之为先。”责成驻黔官员的 “广教化，变土俗，使之同于中国”。

功不可没的治黔官员

在明朝历代派驻贵州的巡抚、按察使、提学副使，以及府、州、县、卫较低级的官员中，大多遵循国家的大政方针，把振兴黔中文教为职志。他们建文庙、办书院，大力提倡儒学，以此“作养人才”。其中最为黔人缅怀的有提学副使毛科、席书、蒋信、徐樾、吴国伦，巡按御使王杏，以及巡抚王学益、林乔相、阮文中等。值得一提的是，贬谪黔中的官员王守仁、张翀、邹元标，他们在黔期间，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著书立说，兴学育才，从而推动了贵州的文教事业的发展。正是在入黔各级官员及谪官的不懈努力和助推下，贵州文教勃然兴起，各地相继创办了二十余所书院。据史册记载：从明初至崇祯三年(1630年)的二百余年间，贵州共建官学四十七处，各府、州、县、卫、司“偏 (遍)立学校，作养人才”，“人才日盛，科不乏人，近年被翰苑台谏之选者，往往文章气节与江南才俊齐驱”。

反哺故土的贵州籍官绅

在这场文教振兴的运动中，不少贵州籍官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兴隆卫(治今黄平县重安区)周瑛，致仕后在家乡创办明代贵州第一所书院——草庭书院，培养桑梓人才；再如思南府水德江长官司(治今德江县)田秋，鉴于贵州士子赴云南乡试行途艰难处经，疏请朝廷在贵州开科乡试，是举是贵州文教的转折点；又如思南府水德司 (治今思南县)李渭，王阳明再传弟子，贵州著名理学家，有“中朝理学名臣”之誉。其辞官还乡后著书立说，并在思南创办中和书院，开黔中讲学之风；再如清平卫(治今凯里市炉山镇)的孙应鳌，亦是王阳明再传弟子，系明代“四大理学家”之一。在其以病辞官归里后，专事著作，并在家乡建“学孔精舍”，弘扬阳明心学，教育家乡子弟；又如王阳明再传弟子马廷锡，致仕后主讲于贵阳文明、正学、渔矶三所书院，毕生以培育黔中士子为己任；又如都匀卫的陈尚象，在朝不畏威权，在野热心贵州文教，凸显贵州士人的稜稜风骨。在其罢为庶民的日子里，不仅与同门弟子创办南皋书院，而且参与纂修万历《贵州通志》……这样的官绅不胜枚举，他们的热爱桑梓、反哺故土的拳拳之心令人感佩。

贵州的教育，洪亮吉走遍了黔中的山山水水，视察了各地的教育状况。乾隆六十年(1795年)，贵州乙卯科乡试揭晓，洪亮吉获悉贵阳贵山书院生徒中举27人的喜讯后，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即兴赋五百字长诗以贺。其中有这么四句，可见其对贵州人才勃兴的喜悦及期望。前二句是：“贵山储人才，两岁隽及册。”意即贵山书院甲乙两科生徒中举40人。另外两句是：“谁云鬼方恶，直欲胜宣歙。”其意是，贵州的人才兴起，将会赶超安徽的文化名城宣州(以产宣纸闻名)、歙县(徽州所属，以产墨闻名)。

正是由于中央政府在全国大兴官学的政策推动下，贵州的各级官吏大多克尽职守去完成这项工作，兼之自康乾盛世后贵州各地的经济日益发展，书院、义学、私塾犹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据民国《贵州通志· 书院表》所载，清代贵州共有140所书院，较之南宋的一所和明代的21所，简直是天渊之别，无法比拟。著名的书院有：贵阳的贵山书院、正习书院、正本书院，遵义的湘川书院，安顺的维风书院，都匀的南皋书院，镇远的舞阳书院，福泉的墨香书院等。它们对贵州的教育起飞贡献甚大。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中央政府下令在全国兴办义学。贵州“改土归流”后，义学大多办在少数民族地区，使之习俗“同于中国”。据民国《贵州通志·义学表》所载，贵州各府、州、县共有义学301所。另外，贵州民间办有大量私塾，对启蒙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值得一提的是，清代遵义府学、书院、义学、私塾林立。道光年间，遵义已出现了“经行虽僻，无一二里无童塾声”的景象。教育之盛行如此，无疑对作养人才奠定了基础。

吴楚秀良之族

“天下之山聚于黔，其山磊落峻拔，雄直清刚之气，一钟而为巨人。” 这是康熙年间贵州巡抚田雯在《黔书》中对贵州地理环境与人格特质所言的精辟之语。

据史册所载，清代道光年间，贵州巡抚入京述职，皇帝向他问及贵州的情况及人物特质曾有是言：

“贵阳于四封无所介，俗何如?”

乔用迁回答道：“是亦多侨籍，合吴楚之秀良聚族于斯土地，其民华。”

道光帝于是告诫曰，“趋于华也易，返于朴也难。朴，惟恐其陋也；华，尤恐其伪也。”

从乔用迁的话中，我们可以知道贵州的移民大都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秀良之族”，他们文化素质较高，掌握先进农耕技术，深谙从商之道。我们从明代贵州科举史上不难发现，全省荣膺进士的107人中，由军籍、官籍、民籍所囊括。经历了明清三次移民潮后，民族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吴楚秀良” 聚族黔中后。这为贵州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教振兴奠定了基础。

然而贵州山高林茂，溪流纵横，自古以来被人视为“蛮天僰雨，鸟道蚕丛”的“天末之地”，与舟车便利、经济繁荣的通都大邑鲜明的对比。对广大读书人而言，这里关山阻隔，林深水急，既无师爷、讼师、塾师、郎中的职业可选择，惟有科举这座独木桥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里既无歌台舞榭、秦楼楚馆等诱惑，惟有金榜题名、光宗耀祖，才能实现平生之抱负。正是这种忧患意识的的驱使下，他们把“少而学之”、“壮而行之”、“学而优则仕”视为人生的理想，守着荒斋，伴着孤灯，面壁苦读，然后向科举场上发起进攻，从而谱写了自己人生的华彩乐章。

家族文化与师承关系

清代贵州的人才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并以家族，亲缘和师承关系为主导。究其原因，是这些豪门大姓掌握着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他们深受儒家思想影响，重视家学、家风的传承，视猎取功名为正途。为此，笔者查阅和研究了贵州的一些名门世家的资料，发现不少人家人才辈出，屡登科名，现将不完全的统计抄录如下：

明清两代，贵州的世家为科举输送了大批的举人、进士，帯动了贵州文教的振兴，为明清贵州的科举史增光添彩：其中有铜仁的徐穆、陈珊两大世家，前者有《铜仁徐氏十二世诗集》传世，后者其家科甲鼎盛，子有“八英”之誉；贵阳有潘润民、王尊德、徐卿伯、许一德四大世家，其中的潘润民，居官清廉，民谚有“润民不润己”之语。值得一提的是，贵阳潘氏从明代万历至清代道光之际的二百余年间，代有诗人，人各有集，辑为《潘氏八代诗集》。有清一代，贵阳的何孟熊世家大放异彩，涌现出九位进士，为黔中之冠，有“五代七翰林”“一榜三进士”之称。“黔南士族冠冕”周奎家，“一门七进士”，被贵州巡抚贺长岭大加赞赏。贵阳赵氏五进士、都匀萧家兄弟五进士，毕节路孟逵家的一门五进士，亦是贵州士林的骄傲。孕育四进士的世家有贵阳的黄辅辰世家，李朝仪，李端棻世家；修文袁如凯世家；安平陈法、陈澂世家；广顺的金殿行世家。三进士的有贵阳的花杰世家，陈灿世家；毕节的张凤枝世家；平越的王梦旭世家。至于二进士的世家就太多了，几乎各府州都有。

值得一提的是黔北遵义东乡沙滩，家族文化在这里更有代表性。乾隆年间，黎安理在遵义沙滩设馆授徒，揭开了沙滩文化的序幕。之后，安理之子黎恂(嘉庆进士)从浙江运回书籍十余担，设馆教授族人及乡邻子弟，造就了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郑珍、莫友芝、黎庶昌、郑知同等国内一流的诗人、散文家和学者。在他们周围，形成以进士、举人为主的人数众多的家族、亲缘、师承关系的文人集团。在这个历经百余年的沙滩文人集团中，荣膺进士的有郑琯、黎恂、王廷葵、王青莲、赵廷铭 (郑珍女婿)、宦懋和、赵怡(赵廷铭之子)、黎尹融(黎庶焘次子)、蹇念典(蹇冼之子)、杨兆麟(探花)，共十人。

除了家族文化外，还得提一下师承关系。清代省城贵山书院有“举人进士的摇篮”之誉，自乾隆十七年（1752年）至嘉庆十一年（1806年）的54年间，先后由陈法、艾茂、张甄陶（福建籍）、何泌、翟翔实五人执掌教席。由于他们学养淳厚，道德高尚，致使“士行蒸蒸日上，文学、科名日盛，贵阳人士遂冠于西南”。为了缅怀他们对贵山书院的卓越贡献，后人誉其为“三先生二山长”。

清代的贵州进士与举人

“君看缥缈綦江路，万马如龙出贵州”。这是清代四川翰林赵尧生在《南望》诗中评价贵州大诗人郑珍的《巢经巢诗集》的两句诗。赵尧生以“万马如龙出贵州”来比喻黔中才俊气势恢宏地冲出故乡，到华夏广阔的天地中去寻求发展。正如赵尧生所言，清代贵州中进士621人，中举者6000千余人，而且出了“两状元一探花”。和四川和云南两省仅出了一名状元相比，对于一个被世人视为“蛮夷之地”的贵州来说，不仅值得骄傲，而且令华夏士人为之叹服。

清代贵州的进士不乏优秀人物，而且才华横溢，头角峥嵘，如统治“中兴名臣”丁宝祯（织金籍），一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诛杀宦逆，整顿吏治，兴修水利，兴办洋务，是一个“清绝一世”的“中兴名臣”。再如李端棻（贵阳籍），他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倡导者，戊戌变法的坚定支持者；他毕生致力于中国的宪政改革，是贵州的民主先驱。

许多士人虽然没能进入进士之列，却在不同的领域大展光华，彪炳千秋。如瓮安举人傅玉书，以诗文、传奇及采编旧闻而称誉一世。又如沙滩文化的郑珍，莫友芝和黎庶昌，前二者系举人，后者仅廪生，然而他们在诗歌、散文、汉学和方志学上的成就，赢得了海内外的普遍赞誉，值得后人钦仰！

结语

举人、进士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是封建科举制度的天之骄子。明清贵州“六千举人七百进士”，是贵州秀丽山川孕育出的嵚崎磊落之士，亦是我们华夏的精英、民族的脊梁。历史证明，这些贵州士人的精英分子，他们恪守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理念，在人生的道路上“立德”、“立言”、“立功”，为国家的为民族振兴所作的贡献，他们的勋业伟绩和人格魅力，已载入史册，成为贵州人民的精神财富和动力，鼓舞着世代黔人勇攀高峰，再创佳境。